转轨经济中自然垄断产业的竞争与所有制研究

竞争与所有制改革是目前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主要趋势。但原有的理论和经验都是针对发达国家而言,对于转轨国家如何协调经济转轨与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却没有现成的理论与经验。因此,本文关注转轨国家自然垄断产业引入竞争可能性以及所有制改革模式的选择。研究发现:考虑管理成本,转轨国家自然垄断产业引入竞争是可能的;改革进程取决于转轨国家市场发育程度以及改革的初始条件;混合所有制的企业竞争模式更适合于转轨国家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

转轨中自然垄断行业所有制模式选择与绩效研究——竞争、所有制与激励机制选择

本文从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可能性以及所有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入手,研究在加入策略性激励机制后竞争与所有制模式的不同组合对自然垄断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进程取决于转轨国家市场发育程度以及改革的初始条件;混合所有制的企业竞争模式比完全私有化的社会福利水平要高,也是更适合于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所有制选择模式。

债务约束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

本文利用企业负债水平表征债务约束力强弱,以2007-2018年中国实体部门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规模”和“结构”两个维度,考察债务约束在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从规模上看,债务约束明显地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规模,主要表现在现金类金融资产上;从结构上看,债务约束驱动企业提高了风险类金融资产的相对比重,债权治理未能发挥有效的治理功能。第二,相较于短期负债与银行贷款,长期负债以及因商业信用而形成的负债对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表现出更优的治理效应。第三,因国有企业面临更为严重的“债务软约束”问题和较低的外部盈利压力,国有产权属性会明显弱化债务约束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之间的关系。第四,当外部盈利压力和产品市场竞争压力较高时,债务约束对企业风险类金融资产持有规模的抑制效应变弱,对企业增加风险类金融资产持有比重的驱动作用增强。本文研究为防范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和完善负债的相机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

所有制的性质与剥削的关系辨析——兼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基础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经济目标是"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手段。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一漫长的历史过程,私有制、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都可以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但不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的手段。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因而只有实行以市场为基础、以国家计划干预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即"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完善分配制度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才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

确立民营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主体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逐步得到重视和支持,目前事实上已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但当前民营经济方针仍然与实际状况有若干距离,造成了一些矛盾和困惑。中国的民营经济具有清晰的人格化产权主体特点、社会化特点以及高度公共化特点,与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制经济具有本质区别。民营经济是群众自主创业的必然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建议确立民营经济是竞争性领域主体的方针,以推进民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更好的发展。

对中国非公有经济性质的再思考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等4个新的提法,表明我党对传统所有制理论实现了重要的突破。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经济的性质有何区别,如何理解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看待当前非公有经济中的各种消极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实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仍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公有制、私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关于我国个体私营经济性质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的深入研究 ,通过对所有制和社会制度、产权制度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发展趋势等基本理论的研究 ,从中得出了当今的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私有制经济。笔者认为 ,只有得出这样的结论 ,才能正确理解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才能正确理解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精髓 ,才能正确理解宪法所提出的“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的重大意义 。

宏观经济周期、产权性质与公司资本结构

以2000—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和宏观经济数据为样本,首先实证研究了宏观经济周期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然后又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在经济周期变动时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周期是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重要因素,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方向与经济周期的变化方向相一致;产权性质是影响资本结构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的重要因素,国有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敏感度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即宏观经济繁荣时国有上市公司的负债率会显著上升,但上升幅度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宏观经济衰退时国有上市公司的负债率会显著下降,但下降幅度也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经济转轨中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竞争、所有制与激励机制选择

竞争与所有制改革是目前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的主要趋势。但原有的理论和经验都是针对发达国家而言,对于转轨国家如何协调经济转轨与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却没有现成的理论与经验。所以,本文从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可能性以及所有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入手,研究在加入策略性激励机制后竞争与所有制模式的不同组合对自然垄断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进程取决于转轨国家市场发育程度以及改革的初始条件;混合所有制的企业竞争模式比完全私有化的社会福利水平要高,也更适合于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所有制选择模式。

唯物辩证法是谁“发明”的?——评卡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攻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人和自然在其完成形态上是同一的。由此决定了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马克思的人学辩证法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都只是历史辩证法的特殊形态。卡弗不了解这一点,误从私有制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对立出发,得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辩证法问题上对立的结论。只要了解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和方法,就可以消除这一误解。

企业所有制属性及其社会责任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社会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为此,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践行政策也将呈现出中国特色。理论界关于这类研究大多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深度和中国特色的现实逻辑。因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立足于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从基本经济制度角度挖掘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深刻制度原因,在此基础上细致地考察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内在理论逻辑关系,提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逻辑,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推论,并利用我国2009-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在总体上,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程度高于民营企业,且国有持股占比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得越好,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2)在支柱性产业的支撑行业中,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水平最高,在竞争性领域中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水平有待提高,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程度是分层次的,在不同行业领域具有差异性;(3)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和较为成熟的民营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较高,有些较之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得更好,而发展中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则不高,证明我国民营企业也会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存在社会责任弱化等方面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主体经济控制力决定该经济和政治制度性质

改革开放30年不仅带给中国经济上的腾飞,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它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公有制"的思想,以实践告诉人们,社会主义还可以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它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仍然是公有经济的控制力起着决定作用。

价值与异化岂能无缘?——回复《“劳动决定价值”不是劳动异化的结果》

《"劳动决定价值"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发表后,有人给予了批评并提出了以下观点:(1)商品经济的前提不是私有制而是产权;(2)商品经济与劳动异化没有必然联系;(3)马克思从没说过"价值不是实体";(4)价值的实体性不容置疑;(5)人力的决定作用丝毫没有改变;(6)自然力取代不了人力;(7)用异化理论说明价值关系没有必要。针对上述观点,笔者回复如下:把产权关系永恒化,不是马克思的逻辑;商品交换者"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任何社会均不例外;原始社会的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自然经济;异化现象是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能仅凭想象;只要劳动需借助价值关系来表现自己,异化就不会消亡;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与"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在唯物主义语境中,物质与实体是等价的概念,"物体实在性"就是"实体";劳动不等于价值,"物化劳动"不是"具体劳动";未来多数人的智力活动将不再用于谋生劳动之中,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乐生活动之中;"劳动不再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并非笔者发明,而是马克思的预言;在"要素价值论"已成主流的今天,异化理论有助于理解"劳动决定价值"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