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书院“熵增”困境下“熵减”路径探赜——以新儒家学者复兴书院经验为镜鉴

现代大学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的新型教育模式。这一新型模式在初步探索阶段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形式化发展、内核精神迷失、发展定位模糊等现实问题,疑似陷入“熵增”发展困境。以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钱穆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从我国近代文化危机出发,以复兴书院为教育手段,高扬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通过哲学思考勠力于现代大学书院建设。研究通过考察其复兴书院的宝贵经验,从本体论维度塑就内核精神,从文化论维度建设文化氛围,从制度论维度推动顶层制度设计,从知识论维度完善教育内容,从方法论维度构建学问之道,为现代大学书院“熵减”发展理路提供镜鉴之思,力促实现传统文化传扬、书院育人、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等目标。

程朱理学影响下的宋代文人家具造物思想

本文旨在探讨程朱理学对宋代文人家具造物观的影响。依据程朱理学万物皆有“理”的礼制思想和“格物穷理”的求知观念,从宋代文人家具的形制、装饰、选材和造物观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得知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宋代文人家具由汉唐“雍容华贵”之风转为“寂静典雅”之美,充分表现出简约素雅且平和内敛的设计风格。程朱理学背景下的宋代文人家具产生了“理性而谦和”的内在风格与“简寂而典雅”的外在形式,其所引领的时代造物风貌,推动了文人家具造物观的不断发展。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近代流变及其思想史意义

唐宋之际的三教合流与明清之际的耶儒交涉分别推动了宋明新儒学思潮及其概念的产生。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认为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违背了原始儒家思想。由此派生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基督新教传教士和西方学术界的东亚学者用来指称整合三教,恢复先秦宗教传统,并构建起形而上学体系的宋明新儒家(学)。冈仓天心(在1903年)和胡适(在1917年)是较早在西方学术界使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东亚学者。近代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最初指程朱理学及其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后形成的朱子学,后来扩大到指称宋明道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义理与智识:基于文化记忆的陈普诗语研究

心怀天下与苍生,身寄功名与济世的儒家士大夫,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记忆,根植于他们的诗文创作与品德操行中。南宋闽人陈普作为此类诗人的代表,其诗风既有理想层面的客观义理抒发,又兼备现实层面的主观人格寄怀。陈普诗语的理学风格,既呈现所述典章“礼节”的“獭祭”特色,又表现为宣讲济世“心得”的“传道”特色,亦兼备以阐发人伦“规范”的“训诫”特色。陈普诗语的主体意象流露,通过山水意象彰显“仁智”为范的君子德行,经由辩证意象吐露“功名”为旨的济世心得,寄托史传人物隐喻主体“身世”的石堂先生形象。经由文化记忆的线索连缀归纳陈普诗语,有助于建构以理学思想为核心的诗文语料库,对传承中华文脉与传播中国形象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唐鉴群体”复兴理学的活动过程探究

道光以后,社会危机严重,处于冷落期的理学成为挽救时弊的重要手段。士人聚集于京师,其中以唐鉴为首的理学群体砥砺问学,通过写修身日记并相互批阅,深化对理学的理解;编刊理学书籍,维护理学的正统地位,扩大理学的影响力,掀起理学复兴浪潮。通过呈现“唐鉴群体”复兴理学活动的过程,揭示理学在当时被视为经世济国的思想文化利器,为同治中兴提供契机。

道统之传:南宋南剑州书院与闽学的传播

南宋时的南剑州,为继承道南之理学道统,以先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郡人或出生于此郡为因缘,陆续建立起数所书院,对延平四先生进行崇祀,并通过书院这一场域传播闽学,构建儒家道统精神空间。其中,位于州治剑浦的延平书院最具典型性。结合对延平书院的分析,延平知州利用地域因缘,通过聚集朱子门人前来讲学,刊刻闽学著作,将修习朱熹著作列入学规等多重方式,承续朱熹所宣扬的道统,从而使延平书院成为闽学在东南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综合性的理学传播策略,在南宋书院复兴运动中具有代表性,亦为闽学传播得以成功推展的主要原因。

从“崇儒”到“重道”——清初朝廷对民间理学的认同及歧异

明清鼎革之后,民间学者在学术反思中逐渐由王学转重程、朱。清初一些官员在从学、交游中汲取了民间理学,并传衍于清廷内外;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在奏疏、经筵和日讲中引导了康熙帝的儒学走向,使之独尊程、朱,彰明道统,清廷文治遂由泛泛“崇儒”转向明确“重道”;清初理学人物大体都讲求躬行实践和“居敬穷理”,但康熙帝对其诠释仍侧重于“治道”,并凸显了道学的“忠诚”内涵。故清廷的崇儒重道本质上仍是文治策略而非学术信仰,且康熙中期以后治统完全兼并了道统。清廷在转向“重道”及治道合统的过程中体现了对民间学术的认同及二者道统观的歧异。

语录体形成刍议

有关语录体的产生,至今仍然存在着盲点或误区,且多将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混淆。实际上,三种语录的出现原因各不相同:春秋末期私学兴起,受巫史记录传统和"述而不作"观念影响,孔门弟子遂将教学内容形诸文本,是为《论语》;唐代禅宗沿袭印度佛教教学方法,以语言文字为方便法门,故而模仿结集,采用散文、韵文相间的佛经体裁以总结禅师生平言说;宋代理学家受禅宗启发,兴建书院以论道,再仿照诸子语录而记录师徒问答。语录体乃中印文化传统既分头独立发展、又最终撞击融合的结晶,体现出中印不同的语言文字观念。

台港新儒家“中国艺术精神”阐释的悖论反思

台港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阐释共同出现了三大悖论:一是他们所谓"纯粹之艺术精神"实则无法"纯粹",二是艺术精神与道德精神表面并列实则并不平等,三是在他们建构的"中国艺术精神"里,艺术最终被"精神"湮没,成为可有可无之物。悖论产生的最终根源在于他们标举"中国艺术精神"的指向并非艺术,而是文化精神和价值。他们以心性之学解读中国传统艺术的路向是对宋明儒学的延续,而非超越。

北山四先生理学化的文学观述论

北山四先生是宋元之际朱子学的谛脉正传。受朱子文学观的影响,他们本着"道本文末"、"文以载道"的宗旨,以自然平实、条分缕析的文风,创作了大量理学化的诗文,这些诗文对元代的理学和文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

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轻忽气性与才性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而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在共同中也有差异性,主要是辨佛老而不辟佛老、讲孔孟亦讲荀子、尊德性而不贬气质之性、重内圣亦重外王、新外王的开显等。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在生命的实践方面,均尊崇经典、看重人品、化气成性、重开教化。所以,要发挥儒家"推爱"的精神,以完成大我生命的全幅价值。

“学者”滋味与张栻书法思想体系构建

张栻所提出的"学者之诗"理论,不仅是他诗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他文艺观的核心理念。他的书法思想体系是围绕"学者"滋味进行构建的,因此张栻追求的是一种"学者之书"的书美理想。他将论书视角从传统书法家所侧重的笔墨艺术层面转移到主体修养层面,更重视书体本身和书帖内容中所发溢出的有关主体之学问义理、儒家伦理道德与心性存养工夫等方面的"学者"滋味。张栻"学者之书"的书美理想为理学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书法评价体系,也为理学书法美学范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道学与诗的人生绾结——理学视野下的诗人薛瑄

理学大儒薛瑄是最早得以从祀孔庙的明代儒者,有"明代醇儒,瑄为第一"的盛誉。这位理学醇儒不仅是程朱道统的典范传人,更是一位颇具性情的诗人。诗歌虽被薛瑄明确定位为以余力游之的余事,然见景而生、因事而感、随时而发的四溢诗情,却使得诗歌成为其立身处世所不可或缺的人生构成,登临游历,同僚酬唱,莫不有诗。平实雅正的诗歌世界成为这位道学夫子的情志寄托,记录着他的心路历程。

清儒戏曲观探考

清儒的戏曲观大多集中在对戏曲地位和功能的认识上,并且受所处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清初理学家对待戏曲的态度基本以反对或轻视为主。清中叶汉学家的经学本位主义立场决定了对戏曲的态度,或是将戏曲视为经学的附庸,认为戏曲有功经学,或是将戏曲视为小道。清末的学者大多能认识到戏曲启发民智和启迪人心的作用,努力提高戏曲的社会地位,并推进戏曲的研究。大多数清儒对戏曲的态度较为矛盾,一方面他们爱好观剧,为戏曲剧本题写序跋,肯定其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却从内心轻视戏曲。这种矛盾态度与戏曲本身的内容取向和审美取向有关。

近四十年来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几条线索

近四十年来,大陆宋明理学研究贯穿几条线索,主要包括反理学研究、西方哲学的援入与对话、思想史视野的融合、理学与经学的交叉研究等。其中反理学研究在不同阶段又分别表现为气学、实学和启蒙思潮研究等。这些研究的取径在理学研究方面创获颇多,但偏于外在路径,存在不少问题。未来理学研究仍将多元发展,而内在径路的研究才是理学研究之本。

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的时代意义

分析了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的形成及意义,在政治方面,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在当时给予程朱理学以沉重打击,其本质是追求个性解放;在文学艺术方面,其文学复古思想包含了诸多创新内容,他不仅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还主张文学言情,认为民歌是真诗,写作要有情遇条件;李梦阳的文学思想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新主义思想。

周敦颐与北宋蜀地学者的交往——附周敦颐佚诗三首

周敦颐在北宋中期入蜀为合州判官,与一批蜀地学者交游往来。这些学者包括其同事和属僚、当地和附近的部分士子,及其姻亲共三类。周氏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讲论,丰富了当时蜀学的内涵,也成为后来四川乃至全国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文末附周敦颐佚诗三首,或有助于相关的研究。

宋代新儒学形成中的佛教助力

纯洁队伍、恢复礼制、完善体系、确定方向,是宋代儒家复兴儒学的四大基本路径,而这四大基本路径的展开,与宋代儒家学者批判佛教密切关联着。宋代儒家学者正是在批判佛教过程中,使儒学的队伍和思想纯洁化、使儒学的礼制逐渐得到重建、使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使儒学的精神方向得到恢复。因此可以说,宋代新儒学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佛教成为新儒学复兴的特殊助力。

关陇理学家牛树梅的儒学知识分子观与晚清社会风俗改良

面对晚清动乱的社会现实,关陇著名理学家牛树梅认为,挽救国家民族危难的关键在于挽救风俗,而挽救风俗的关键又在有理学信仰的儒士身上。儒士关系重大,上要辅助治国,下须表正风俗,是连接官民之枢纽。因而必须要整顿士风,加大对士之志的培养,重视士行,并在日常人伦现实生活实践中检验士行的真伪高低。以改良士风实现对社会风俗的改良,从而维护社会稳定,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间。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