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庄士敦道教思想述论

庄士敦是近代英国百科全书式的汉学家,道教是其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道教思想散见于其汉学著述中。庄士敦对道教的起源、神仙谱系、教规教义等许多问题都有深入探讨。在道教起源问题上,庄士敦主张道教起源于民间方术,并称之为“大众道教”。在道教神仙谱系方面,庄士敦持“人文多神论”,认为道教神仙几乎都来源于历史人物,代表民间的一种英雄崇拜。在道教的教规教义方面,庄士敦认为教规教义具有象征性意义,其形式远远大于内容,这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治权威与等级制度的需要,也是中国人尊崇祖先、恪守传统的体现,同时也为世俗社会提供了一定的休闲与娱乐。其研究理论、研究方法比较新颖独特,研究视野比较开阔,对道教的发展与改革具有借鉴启发意义。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论圣贤精神在古琴文化艺术中的根脉性作用

古琴文化艺术根植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而成的圣贤精神为古琴文化艺术注入了人文情怀、赋予了思想理念、提供了精神指引。反过来,古琴文化艺术又演绎诠释着圣贤精神,将圣贤的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审美观以琴曲予以呈现,使古琴艺术与圣贤精神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古琴文化艺术,随圣贤精神的根系伸展而生长,是圣贤精神孕育出的艺术之花。

消费主义浪潮下短视频的审美庸化与救赎

“审美”是一种美妙的、不可言说的“人类活动”,短视频作品源于生活,是欲望、技术和大道结合的作品。短视频与时代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契合,使它在自媒体时代如鱼得水。读者的需求决定了短视频内容的整体走向,大众的审美需求决定着它的发展方向,反之,短视频也在逐渐引导和改变大众的审美品味。以短视频的传播和发展为标志,审美庸化运动正在悄然进行。审美庸化本是中性陈述,但在对利益的快速追求和扩大的影响下,难免对我们的审美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需整体加以规范和指引。

老子不老:作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一部中国思想史,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之争的历史,也即一部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的历史。然而,追本溯源,无论是儒家礼治所尚的亲亲而仁民的家国合一,还是法家法治所尚的己之私利以成天下之公的以利释义,都是以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组织性”为其共同的终极依据、终极根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中国思想儒法取舍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同时正如近现代异军突起的“以道释儒”“以道释法”复老思潮所表明的那样,也为当代呼之欲出的“新道家”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贡献。

近现代道家的诠释与新道家的建构

伴随经学解体与诸子学兴起,老庄之学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尤其是严复《评点〈老子〉》《评点〈庄子〉》、章太炎《齐物论释》等,对西方理念与传统学术之会通作了大胆尝试。而“新道家”的概念也走过了一段从指代受过道家训练的科学家到意欲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历程。道家的无为主张、自然精神、生命体认,都将对处于“现代化”困境中的人们的心灵境界的提升、政治制度的完善,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体意识

嵇康《声无哀乐论》不但是音乐的,而且是哲学的,隐含了嵇康对生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与价值认同,代表了魏晋士人探索主体性价值的成就。其中所展现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性认识的新的理论趣味,既奠定了嵇康音乐新解的历史价值,也建构起他所主张的个性自由和逍遥的理想"音乐"人格。

地域空间与社会网络:宋明理学与道教的交融——以陆学士人与龙虎山道士的交游为中心

在宋明理学和道教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地域性传统及社会文化交往圈的烙印。如宋元明时期陆学的发展与龙虎山道教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地域联系、社会网络亦有着穿越时空的连续性。这种地域联系与社会文化交游圈对于陆学与龙虎山道教思想的融合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北魏道士寇谦之的新道教论析

北魏道士寇谦之是新道教的倡行者,是民间道教转化为官方道教的重要人物。寇谦之的著述及《老君音诵诫经》所反映的思想,说明寇谦之秉承早期正一道教诫,新道教以维护张陵教法为特点。寇谦之汲取儒释思想于新科之中,其改革为道教成为国家宗教奠定了基础。

论东晋清谈的积极意义

西晋末年社会大崩溃引发了信仰危机，士族社会的精神“彼岸”随之倒塌，传统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最后依托。辨名析理的清谈活动，对东晋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 义：一方面，清谈所洋溢的人文关怀，使“永嘉南奔”中陷入绝望的精英阶层，感到生命的 尊严和文化的价值，振奋了低落的士气；另一方面，清谈创造了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使佛 教哲学得以渗入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层，在儒家伦理与佛教轮回报应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中华 民族终极关怀找到了新的支点。

林语堂与新道家

长期以来林语堂的文名掩盖了其作为一位颇有创获的思想家尤其是新道家的重要角色。事实上,林语堂使道家思想成为了体用不二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资源,他超越了一个文学家的文化视野,将道家思想作为理解与构建20世纪中国之自然观、政治观、社会观和人生观的精神资源,藉此开掘出一种有效回应西方挑激下的20世纪现实问题的新道体与新道用,其作为"新道家"的品格是相当突出的。

从“元晦”到“不远复”——朱熹早期教育环境的道家影响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实现者和完成者,其思想规模宏大。比之于“北宋五子”,朱熹对道家(道教)的习染历时更长,内容更杂。他注者评庄,辨别儒道,又旁及道教。通过一系列整合与改造,完成理学体系的系统建构。文章从两个方面探讨朱熹早期教育环境的道家影响,“以儒名家与三教整合”说明朱熹早期教育的背景,这一特点形成了影响朱熹终生的学术和性格特色;“出入老学阶段的道家心态及思想转变轨迹”说明朱熹由弛心超世脱尘的道家玄境转向“理一分殊”的儒家理想的思维历程。

朝鲜古典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朝鲜社会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其实是包容、吸收外来思想并将其与本土固有文化糅合在一起,从而不断发展的历史。朝鲜古典文学是在大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中国传入朝鲜的儒学、佛教、道教、程朱理学、实学思想等,成为朝鲜古典文学思想的主流。

“道教”释义

在中国古代,“道教”一词属于公共词汇,基本含义乃是“教化之道”“道德教化”“关于‘道’的教导、教义”“‘道’之教说”等,“教派”含义并不明确,宗教性比较淡薄,词性为名词或动词,其具体的对象指谓存在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战国时期墨家用来指称儒家,元明时期又可以指称理学,东汉后期的汉译佛经中用以指称佛教自身、佛教教条、佛教所称外道。东汉后期的道书中开始出现“道教”用例,但是难以信据。南北朝时期在世俗文献及佛道论争的文献中开始出现“道教”与“佛教”对举的用例,但是“道教”一词并非宗教道教的专称。隋唐以后的道书及世俗文献、儒释文献中开始倾向于将“道教”一词作为宗教道教之称,但是亦非宗教道教专称,其他义项及用例并未废止。

宋人对以“道”论诗的修正——兼论宋末“以诗言理学”的兴起

宋代理学家在诗歌生成论、价值论及艺术论三方面,提出了许多对传统诗学带有颠覆性的理论,而不少学者又试图用传统儒家诗学观对它进行修正。随着理学上升为官学,朱熹的《斋居感兴》组诗被发掘出来,"以诗言理学"成为新的诗歌范式,平庸、陈腐的理学诗于是充斥着宋末乃至明代诗坛。

从佛道的影响看理学教化新模式的形成

受佛道的刺激,隋唐时期儒学开始衰落,有担当感的儒者以振兴儒学并恢复其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使命,因而对儒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更适应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形态——理学,而其主旨则是对社会教化的加强。此一时期的理学教化思想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相关内容以改造自身,形成新的教化模式。

论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观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文章属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探讨。首先介绍了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工作与成果,其次介绍和分析了朱先生50年代以来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的反思和他的哲学史观,最后阐述了朱先生易学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文章也提供了一些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角度来看较为重要的史料。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当代新道家”研究述评

“当代新道家”的理论建构尚处于酝酿和准备阶段。文章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诸如“当代新道家”的理论旨趣、“当代新道家”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代新道家”体系建构的努力和尝试、“当代新道家”基本概念的辨析等进行了相对独立和客观的评述,进而对“当代新道家”的研究提出两点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