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下李觏思想研究

基于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观照李觏的思想就会发现:其以物质第一性为基础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坚持彻底的经验论;在创造性地构建自己的“礼论”体系下有条件地肯定了利和欲,并强调了情的作用;在“礼”与“学”的加持下李觏认为,人“性”的境界可以提升、与“命”得以相宜;以唯物的科学思维和中正观为基础,李觏阐述了“人事”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强调了在中正之上的“权宜”性。宋代造就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李觏等人的天和人相和谐的本质和精髓仍值得现代社会借鉴和传承。

宋代理学家与《老子》的关系及其历史意义

宋明时期注《老》群体愈发庞大,但宋代少见为《老》作注的理学家,在对老子思想“明斥暗合”的主基调中,惟见吕祖谦和林希逸两人注《老》。面对佛道两家思想,宋代理学家对道家老子的态度,整体呈现出一个演进的过程:从接纳《老子》,到在批判中予以吸收或严厉批判,再到汇通儒老而注《老》。吕祖谦、林希逸《老子》注本的问世,标志着南宋时期理学界内已经出现“为《老》正名”的先声。

论“邵康节体”诗歌特征及其对于宋代诗坛的意义

作为"自乐"、"乐时"与"乐万物之自得"的诗歌,"邵康节体"诗歌以"自在"取胜。它在诗学途径上空诸依傍,在写作心态上随意闲适,不讲究格律的经验和语言表达艺术,是宋代诗歌主流之外的别调。但这并不意味着邵雍诗歌与时代诗歌风尚完全分离。在自在和自得的创作心态支持下,他将所谓的"宋型诗歌"带向了诗歌这种文体所能承受的变异之极限,到达了诗与散文的分界线。

宋代理学贞节观及其影响

理学贞节观是理学家提倡礼教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宋代女性和宋代社会风俗的影响程度因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只有准确把握这种差异才能将宋代女性文学研究引向深入。

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太完整。张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栻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林希逸《列子鬳斋口义》知见版本考

南宋末年最后一名理学家林希逸,置身儒学,参引释道,以当时口语所注解的《列子鬳斋口义》,在东亚文化圈影响极大,尤其是在日本。本文经过在国内、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的搜集,对该书目前所知的十九种版本作了详细考校,包括国内版本十二种,日本版本七种,其中国内版本中明代刊本最多,有七种。

两宋理学:“象物比德”话语与诗性表达

中国古老的“象物比德”的文化传统,为宋代理学家所承继和展开。理学家在承继前人的基础上,扩大了“象物比德”之“物”的范围,拓展了“德”的种类和内容,发展了“比德”“取象”的方法。理学家对于“象物比德”话语的多方探讨,在其理学诗创作或者书写中得到较为全面地表达。两宋理学家诗人依托自然景物、社会生活、事件等来书写或者表达天地、万物、实践主体等“物”的德性品质或者性理特征,外显为理学诗的独特表达方式并成为其重要的形式特征。

朱熹《伊洛渊源录》版本研究

《伊洛渊源录》是朱子所撰伊川和洛水理学家传记汇编,书中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及其弟子的行状、墓志铭、遗事等传记资料。此书专门叙述了宋代理学源流,并确立了理学道统观。自宋乾道年间诞生至今,历代都有刊刻,版本流传亦很广。笔者从乾道书成开始研究,对现存版本进行考证,文章中纠正了因目录著录错误所产生的版本存藏问题,并予以澄清。

论杨时的后继者“东南三贤”理学思想之异同

杨时为洛学南传的第一人,他倡始的闽学,实质是洛学的延伸和发展。闽学最大的代表是朱熹,而与他齐名于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张、吕祖谦,因三人的学术活动均在当时中国东南地区,故世称"东南三贤"。研究"东南三贤"的天理观、理欲观和治学观的异同,有助于更深切地认识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

对南宋理学家张栻的"学者之诗",学界一般多持否定评价,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通过考察张栻提出"学者之诗"的时代背景,及其与心学的关系,发现张栻等用"学者之诗"干预、提升诗歌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可一概否定。唯张栻、朱熹以后,心学背景迁变,理学影响诗歌的负面效应才开始显现。对"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应该辩证地看待。

明初徽州经学衰微试探

元代徽州学界前后形成了两个理学家群体,这两个理学家群体均以经学研究而著称,因而造就了元代徽州学界经学研究的繁荣。迨至元末明初,由于至正壬辰战乱的冲击,朱元璋时代察举、里甲、里老政策对理学家群体的消解,明政权染指经学内容对士人经学研究兴趣的扑灭等诸多原因,当朱升、赵汸、汪克宽等徽州老儒逐渐凋谢之后,以经学研究而著称的徽州理学家群体也就趋于式微了。伴随着理学家群体的式微,以往繁荣的经学研究遂逐渐趋于衰微。

“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论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及原因

理学在清代的分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分流为“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及考据学派、桐城派的兴起,是清代满汉杂糅政治格局下皇权与八旗贵族斗争和满、汉关系互动反应于学术格局之结果,是汉人利用文化思想优势推进“满人汉化”在学术上的体现。“理学家之理学”重践履、经世致用、下学上达、功夫论,学风兼容并包,使理学在清代帝制与八旗贵族制冲突中,跃居治国指导思想,深入八旗内部推行汉人相关制度。“文学家之理学”重文以载道,执着对程朱理学宣传,在清政府保护“国语骑射”满人传统、“理学家之理学”推进困难情况下,反击各方批评,迎战汉宋学之争。清代汉宋学之争是考据学派与“文学家之理学”派的争论,“理学家之理学”派并未过深参与其中。

文化抉择的儒学省思——马一浮文化哲学导论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马一浮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作出梳理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他的理论建构既依傍传统思想资源,又富于浓厚的时代气息。在其哲学文本的表象下隐藏着特有的逻辑构成,展布为从判教论、名相论、心性论、六艺论乃至证人论的马一浮文化哲学的总体进路。

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论略

《集义轩咏史诗钞》是一部通代编年咏史诗集,可谓清代七律咏史之首。诗集着重吟咏了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经术理学等方面有特殊表现和突出成就的历史人物,然有几类人物却未涉及,究其原因,皆是与"义"字有关,充分体现其"取足示劝惩者托诸吟咏"的创作主旨。诗集注释体例特点突出,笺注为自注,以训诂形式注释词和短语,实质所注为相关的典故本事,有补诗和补史之功。

作为新儒家承前启后中介人物的皮日休

作为唐宋新儒家的中介人物,皮日休向前继承了韩愈的文统说与道统说,向后则影响了二程朱熹。在文统上皮日休推崇韩愈提出的两司马、刘向、扬雄中的后两位,在道统上推崇韩愈所极力赞美的孟轲。为了将韩愈也放进儒家儒学道统之中并与孟轲连接,皮日休抬出了文中子王通。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队伍并担任大齐政权的翰林学士,其动机与其新儒家身份有关,也与其对孟轲诛独夫立新君理论的理解有关。

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余英时等对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予以较多关注,包括对梁漱溟新儒学的核心义旨、理论建构和梁漱溟的人格特质、学术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厘清和思考。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对梁漱溟及其思想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们的学术旨趣相契合,而且浓缩了他们对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态度和立场。剖析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既提供了一种解读梁漱溟新儒学的样式,又成为一面呈现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学术理念的镜子。

宋代河北书院述论

对于宋代河北书院的研究,从以往的3所扩充到5所,并对5所书院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书院师生体现出来的理学家教育理念及方法。对比全国其他区域书院发展的状况,宋代河北的书院发展相对薄弱,与古代后期相较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是战争的影响、行政建制问题以及河北地区遭受的蝗灾、洪灾等方面的影响造成的。

论宋代理学诗的审美逻辑

理学诗的创作是宋代学人思辨智慧的艺术表达。两宋鸿儒将儒学"义理"视为主体审美的对象存在,在"以求诚为本,躬行实践为事"的儒学探索中获得自在体验和精神满足。与此同时,他们将诗歌创作视为"明理"、"修身"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与道同机"、"觉世唤醒"的主体自觉,多层次展示"笃学力行"的实践智慧。"为诗好说理"的艺术传统可以追溯至魏晋玄言诗及隋唐以后的佛理道情诗,而宋代理学诗整体呈现着"理趣"横生、自由清雅的艺术境象,文学史家应该尊重其有别于"诗人之诗"的价值与特点。

何乔远与艾儒略交游的泉州士大夫

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传教士能否得到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不仅取决于他们所传天学与儒学是否相融以及传教士个人的威望与影响诸因素,还取决于对天主教给予肯定的在明末社会享有声誉的先达。他们对天学的立场和态度,对其他缙绅评判天学,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对何乔远与泉州士大夫相交的探讨,可以揭示出泉州诸公获交艾儒略背后的真正原因。

董玘论略

董玘是明代中期著名理学家、文学家。文章从儒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两方面对董玘的成就作了介绍。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他也许算不上是明代第一流的人物,但是其在明代中期的理学界和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