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中见理”--宋代交椅的风雅变迁

目的站在宋代设计思维方式的研究角度,以理势思想中的“势中见理”关系为研究脉络,对宋代交椅形制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宋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探索传统思想下的宋代美学设计思维。同时为家具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方法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文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梳理了宋代交椅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以交椅的式样、造型、风格、构件为切入点,对宋代交椅形制进行了详尽研究;另一方面,从坐姿、礼制、架势、工巧的角度分析了交椅在使用、等级、表现、技法上所呈现的变迁之“势”。结论在文人士大夫自主意识较强的时代氛围下,统治阶级的观念、文人阶层的审美、市民群众的实用、梓人群体的技艺,四者结合构成了宋代交椅“经世致用”“托物言志”“道本器末”“尚巧达善”的审美造物思维方式。

冯友兰《新理学》对“性”的重释

作为近现代哲学家中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对“性”进行了重新阐述。首先,冯友兰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性即理也”的观点,将人性的本质规定为理性。其次,冯友兰分别从真际、实际、实际的物、社会等层面对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性善的观点。再次,冯友兰根据宋明理学的性二元论与自身的性三分论对性恶的来源进行了充分解释,表明恶并非人之性所发出之事,因此人性本身并非为恶。质言之,冯友兰《新理学》中的性论具有“完善性善论的论证体系”的理论意义与“引导当代社会向善的风气”的现实意义。

理性危机中的重建——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论”

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与中国的理性都大致经历了被崇拜、畸形发展、泛滥到几乎遭受抛弃的命运。面对理性的危机、感性泛滥的中国现实,钱中文提出了"新理性精神",重新矫正了理性与感性、非理性、反理想的关系,以恢复理性的活力。他还把"新理性精神"落实到文学艺术上,提出了系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意识,并以其丰富的内涵回应文学、艺术、价值、道德领域的困境,促进了人文理性的价值重建,至今仍具有其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从材料焦虑到情理建筑——略论近世中国建筑价值观念之变迁

过去的100多年来,材料之于中国建筑活动和中国人"生活样法"的意味发生了巨大变迁,从中国建筑传统中的材料观念回顾以及社会转型期材料观念面临现实问题的检讨来审视这一变迁,将有助于对当下的建筑文化困境进行价值反思。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试图跨文化的、涉及终极关切的思想资源,为缓释建筑活动中的材料焦虑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有助于逐步确立基于广泛社会共识和文化道统的核心价值——情理建筑。

困境与现代理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新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生与美学语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对极端理性与极端非理性这两大音乐审美困境的反思,以及对重建现代理性的探索。新浪漫主义音乐在音乐审美陷入困境之时,担负起了重建音乐艺术之现代理性的重任,因此对西方音乐发展而言有着重大的美学意义与历史价值。

十八世纪末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理性

18世纪末的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该文通过对人类理性发展及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历史考察,提出在近代理性认识变化的思想背景下,新古典主义建筑表达了人们对建筑理性的进一步认识,并阐释其在建筑作品中的表现方式。目的是理解理性传统在西方建筑发展中的连续性,改进我们当前的建筑实践。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新探

本文试图从国共合作建立的“联合体”内部探寻合作发生裂变的原因。认为 :国共合作形成时 ,两党内部普遍呈现着一种消极的心理态势 ,说明已隐伏下分裂的种因。合作建立后 ,左右派力量的失衡 ,决定了合作的必然破裂。作为国共合作政治基础的新三民主义存在的巨大缺陷 。

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

新安理学作为产生于古徽州地区,以弘扬儒学传统、传承程朱理学为宗旨的理学派别,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深具实践理性精神。表现在:首先,新安理学虽宗儒崇朱,却并不盲目,表现出“求真”、“求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新安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观念有所超越,表现出儒商结合的实践理性精神;再次,新安理学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有所超越,表现出义利统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最后,新安理学关心社稷民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对徽商的形成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也不失其积极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戴震对理欲关系的辨正

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对立论,戴震提出了"理存乎欲"的理欲统一论。戴震认为,理欲关系的实质是絜情与同欲。戴震运用"自然"与"必然"这一对范畴论述了理欲的统一性。人的自然情欲满足的过程,就是必然之理逐步确立并得以实现的过程。戴震还运用"私"与"蔽"这一对范畴论述了理欲的矛盾性。"私"乃是"欲之失",属于道德问题;"蔽"乃是"知之失",属于认识问题。戴震重视"蔽",针对的是程朱理学重视"私"而不重视"蔽"的现象,目的在于批判程朱理学以个人主观见解来蒙蔽人们,引导人们重视独立思考,不要一味信从。

重评戴震--关于戴震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省思

戴震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以至于“欲”与“理”的方法之争和概念之辩以及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路线斗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遮蔽了戴震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发展历史以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评论和判定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所导致的原有思想理论的深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动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反省和反思戴震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重新评判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首先,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看,戴震是新安理学的终结者;其次,从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看,戴震是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哲理化进程的终结者;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戴震是通过关于“理欲之辨”的理论批判所实现的对于“理学思辨模式”的片面的和偏激的思想实质及其反社会和敌视人的社会功能批判的实践批判者。

宋儒误读佛教的情形及其原因

宋儒对佛教存在误读现象,这种误读主要表现在佛教本体论、佛教伦理观、佛教轮回说、佛教道体等几个方面。宋儒之所以误读佛教的原因主要有:认知与判断佛教坐标的儒学化、认知与判断佛教价值的功用化、认知与判断佛教取向的常识化、认知与判断佛教方式的片面化。探讨并把握宋儒对佛教的误读情形及其原因,对于全面认识宋代新儒学中的儒佛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正确处理不同思想或学说间的关系则是一份难得的经验。

诠释学视阈下的实践理性——论理查德·伯恩斯坦的科学诠释学

伯恩斯坦基于诠释学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了科学家对经验的理解、理论选择和学术对话等科学实践活动中蕴含的实践理性,在后现代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语境下重塑了科学的理性形象,并为科学与人文的交流和对话开辟出了一条极具启发的新思路。

试析“新帝国论”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各方面的超级实力进一步刺激了其霸权野心。“新帝国论“的产生具有国力、思想意识、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但由于受限于国际因素与国内政治,又面临着重重困局。

颜元对程朱理学扬弃原因探微

颜元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从崇奉到怀疑,从怀疑到批判。这是颜元对中国传统学术抉择的过程,也是学术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扬弃,颜元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在中国学术史上广具影响的颜李学派。

论王松小说的知情叙事

王松近年发表的追忆小说,以知情叙事的方式,体现了新追忆小说的艺术特征。在知情叙述者、叙述结构、叙述转换和叙述语言上,都有突出的表现。小说的故事具有一种很强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王松对于人性弱点、人性中丑陋的东西、特别是对知识阶层伪善的批判,对人的心灵产生很强的冲击力。

法者因天理:宋明理学义理法再论

中国传统社会法律属性的演变可以归结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先秦到汉唐的伦理法阶段,二是从宋到清的义理法阶段。宋明理学实现了由伦理法律化到法律义理化的转变,其义理法属性突出体现在"法者因天理","国法"具有依靠、源于、支撑维护以及因袭顺应"天理"等含义,强调了"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现实理性追求。

宋明理学皇权法权两平论——以杨时为中心

瞽瞍杀人案、西汉文帝犯跸案、柴守礼案都是涉及君王作为受害人、犯罪者家属及最高权利人身份的法律适用问题案件,宋明理学这对于涉及代表政统皇权与法有冲突的三个案件,以"理一分殊"为原则,以"天理"作为最高的共同准则,承认"理一"的,同时又充分运用"称物平施"的方法实现二者的平衡,坚持政统与法统一致趋向性,力求权法两全。

新理学美学本体论探析

冯友兰新理学美学对美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并且不断接近审美实际的转变过程。冯友兰早期的"美之理"说并不符合审美活动的实际,他对美的这种本体言说是无力的,及至意识到这种本体言说的机械性和不恰切性转而关注人的审美活动的实际,重视审美对象的独特之处,强调"美是使人有某种感觉底形象"时才真正突显出新理学美学本体论的价值所在。"美是使人有某种感觉底形象"可看作是冯友兰立足于审美活动实际,最终得出的美学本体论见解。

《文章精义》理论探究

李淦的《文章精义》是元代极具代表性的文论著作,它采用追源溯流的方式,将古今之文联为一体,并将韩愈作为整个脉络的聚合点,使之成为体制上直接参酌或承袭的集众美于一体的典范,从而使思想与形式俱臻妙境。

从“调情理”看冯友兰的儒道观

冯友兰先生在《新世训》"调情理"篇中,评述了儒道两家对于情与理关系分析的各自特点,从中可以看到冯友兰先生对于儒道两家思想的理解与态度,两家思想虽有不同,但在发展过程之中是相互影响、融合的,因而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思想是接着儒释道思想融合成果——宋明道学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