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巨变和中国社会学的当代使命--《学习与探索》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先生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变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快速增长,更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日常生活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学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巨变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转型"是除市场之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社会网"能够成为资源分配的一项重要机制,在一些情况下,其效率甚至高于市场和政府。因此,理解了"社会转型"这一重要概念,就能够对中国日常生活变迁中诸如消费转型、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许多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新时期的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特征,改革开放至今与前30年相比,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根本性变化可以概括为"四大转折",包括城镇化发展的转折,就业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收入分配和职业结构的转折,老龄化过程的转折。为了应对新趋势、新挑战,我们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应对也应随之调整。在这种改革浪潮下,中国社会学不应当局限于"社会问题学",要有理论上的思考和建树,要有社会规律、变迁规则的发现,要有自己完整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学问要能够解释社会,有助于改造社会,唯有如此,才能够承担起中国社会学的当代使命。

新东北现象

“新东北现象”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工业现象而言是指对东北特产的玉米、大豆等农产品市场的丢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对东北的农业结构,管理体系及产品质量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拓展科学技术从而建立以信息为基础的专业组织已成为当务之急。

市场化、重工业化与“新东北现象”——基于东北37个地级市1989—2012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新东北现象"反映了东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持久性结构问题,突出表现为市场化程度低、重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和行政主导的城镇化,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脆弱性高。本文基于东北37个地级市1989—2012年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长期依赖第二产业的相对扩张和增长,而第一和第三产业则相对萎缩;振兴东北系列专项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东北工业化的持续扩张,使经济增长更加依赖第二产业,增加了经济增长的脆弱性。东北重工业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阻碍了城镇化,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然而东北地区市场化程度低,难以根本改变产业结构。为了促进东北经济的发展,应充分发挥东北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以新技术和智能制造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并通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此外,还应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融入国际市场,推动市场机制转变。

经济新常态下黑龙江房地产稳健发展路径探析

2015年,黑龙江省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状况比2014年有所好转,但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大幅下降、投资大幅下降,市场购销两低迷。2016年,预计商品房价格将保持微幅增长、政策继续利好和安居保障工程加快发展等。但房地产业存在商品房库存高、开发商资金短缺、居民购房职业意愿不强等问题。黑龙江房地产应探索采取多种措施去库存,保持房地产业稳定发展、全力开启金融创新,支持企业正常运营等新路径。

德国鲁尔工业区创新发展经验及对吉林省经济转型的启示

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历经50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经验主要是创新机制的形成。包括发展理念创新,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培育中小企业和政府导向。鲁尔区转型发展走过的历程表明,实施创新驱动对其保持产业竞争力,从而促进结构转型起了关键作用。借鉴鲁尔的转型创新经验,形成吉林省的创新机制,是实现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有效途径。而贯穿这一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该省视察期间强调的"新突破"、"新动能"、"新进展"、"新路",以及吉林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决议指出的:"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其实质是创新。这种创新应该包括:制度(理念)创新、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亦即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决议指出的:"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按总书记创新要求,吉林省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定会激活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潜力,从而破解东北发展的瓶颈和制约,进而实现吉林省的全面振兴。

东北再振兴背景下的东北地区县城宜居性研究

本文针对东北地区县城宜居性较好与"新东北现象"①之间的矛盾,从县城宜居性构成、居民属性、人群特点三方面深入分析原因,研究认为东北地区县城的环境健康性、城市特色性、交通便捷性、市政支撑性发展较好,各组群居民追求也不高,对于当前的住房保障比较看重,但也存在进城务工组群和提前退休组群对住房保障、社会安全等不太满意的问题。进而,本文提出东北再振兴背景下的县城宜居性提升策略,包括完善住房保障、加强城市特色、引入高收入产业、提供体面工作、打造安全城市、鼓励外出打工等。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国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格外重视,尤其在"新东北现象"出现后,东北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选取东北三省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特征显著的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探究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逐渐加深,呈现高水平耦合发展趋势,但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变动,中度失调县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基本协调的区域有所下降,且耦合不协调地区以省内陆边界地带为主;耦合度增强、协调度降低的县市具有共同的特征,人口与经济变化不同步,人口综合指数一直下降,而经济综合指数却有增有降,也是导致地区失调的主要原因;辽宁省人口与经济既耦合又协调的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指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且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轴线结构是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的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

论“东北现象”的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的持续下滑引来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东北现象"的成因众说纷纭,各有其解。从经济基础看,"东北现象"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无论是东北地区的产业定位、国家的政策选择,还是其所处的宏观经济周期,都注定了"东北现象"的产生不可避免。经济基础的必然性进一步导致了上层建筑的僵化,从而加剧了东北经济的下滑态势。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东北现象"的破解最根本的就是要重建东北地区的产业体系,打破旧有束缚,进而实现经济的复苏与繁荣。

东北经济问题解决的主要途径:人力资本重置

浓厚计划经济情结下的思维模式和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环境,制约着东北的经济发展。目前促使东北经济不断下滑的内生力量相当稳定,很难在内部产生能够改变这种稳态的力量,因此要改变东北现有的经济运行,需要强大的外生冲击,而这种强大的外生冲击主要来自人力资本重新配置。东北人力资本的重新配置主要是指鼓励和配置大量的具有浓厚市场经济情结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干部进入东北,担任领导职务与东北原有干部进行合作,共同改善东北市场经济发展环境。重新配置人力资本的基本思路是:东南沿海不同地区的副手进入东北得到扶正、进入东北的干部自己进行组阁、不同行政区域的第一把手都拥有一定的财政调配权等。

作为发展命题的“东北现象”——“东北现象”研究三十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对社会转型变迁背景下地域社会变动的研究和命题概括,权威媒体、政界和学界循着"现象逻辑"对东北地域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展开了持续性的跟踪研究和政策干预,先后提出了"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等命题,较为深刻地揭示出30年间东北地域经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问题实质,描绘出东北现象的发生及其"问题化"的过程。当然,面对复杂的地域发展困境,某些观点也出现了一定的认识偏差。在思考"东北现象"生成机理,探寻东北地域振兴之道的过程中,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东北振兴的目标不是恢复如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经济中心地位,而是将东北的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并嵌入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系统中,在改革、创新、调整的基础之上,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别具特色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