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

“因阴阳之大顺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是对黄老道家的学术概括 ,“新道家”的提出则填补了学术空白 ,对深化研究有着启示意义。战国时期以帛书为主体的黄老学派标志着新道家的形成 ,《吕氏春秋》是其发展形态。西汉前期的政治是新道家的全面实践。东汉前期的“吏化”儒生和对谶纬的控制 ,使士人的学术路径转变 ,导致儒法统一和儒生对新道家的重新取舍 ,儒道合流。

汉代思想家刘安的新道家治国理念

淮南王刘安是汉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其著作《淮南子》以新颖的学术观念,反思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积极吸收先秦诸子的政治学说,以道家思想为基点,设置了顺应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强调以民为本的社会变革,反对法家的弱民强国、君主高度集权的专制思想,提倡节俭,张扬国法维上的治国理念,创立了系统独特跨越历史长河的新道家治国思想。

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道家生态和谐思想与新农村生态和谐思维

道家以"道法自然"为最高准则构建了一幅人与人,人与天、自然相和谐的生态理想境界。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人们的生态和谐思维:维护新农村生态系统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自然界内部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金元时期新道教的农学思想考论

金元时期以全真道为代表的新道教由于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利用,从而使道教有进一步的发展。农道合修思想在整个道教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真道的水利建设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统治者中部分代表极力鼓吹并身体力行农道合修,从而使道教农学思想进一步发展。这些农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具有比较明显的重农意识;非常重视"耕道";非常重视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略论“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观”的意义

“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在靠近我们。由于受人类自私地利用自然的欲望支配,我们陷入了近代理性所引起的人类生存危机的悲剧之中。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前面的道路不应该是以盲目地模仿西方的“工具理性”为中心的近代化。在“全球化”时代里,“儒家伦理观”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广价值。

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刍论

陶渊明表面上崇尚玄学,但思想深处对儒学有坚定而空灵的信仰,且在知行两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由于家世中的儒学和道教传统,他奉儒具有道教与儒学结合的特点。受道教实践精神影响,陶渊明融合三玄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从道家的自然理论中发展出“新自然观”,为其儒学信仰建构了一个笃厚的天道自然观基础,由体致用,因用明体,将价值理想具体化为一种人生实践与生活方式,藉以安顿生命,成就人格。其思想理路与道德实践,与宋明新儒家同出一辙,故陈寅格以“孤明先发”誉之。

南宋道教文学思想中的爱国情怀

南宋道教文学思想的基本内涵主要由两个极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诗人来表现,一个是陆游,一个是文天祥。前者通过对自己渴望成仙的羡仙意识的描写蕴含着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复仇"情结;后者把道教信仰中道德伦理的"善"全面提升到爱国抗敌的民族情操上来,把道教的"理身"和宏大的"治国"统一起来,提出了"理身"就是"治国"、"治国"等同于"理身"的宗教与爱国一体的文学创作观念。凡此种种,构成道教文学思想在南宋时期的质的新变。

论韩愈的宗教信仰

韩愈的宗教信仰问题是一个千年悬案。从大量的史料来看,韩愈不信佛道,也不信西方传来的新教,而信仰中国固有的原始宗教。韩愈选择原始宗教信仰具有其积极的儒家伦理意义。

什么是道教——小林正美“新范式道教史”述评

与传统的道教史对道教的理解和叙述不同,小林正美逐步建构的"新范式道教史"是一个层层递进的系统化的道教史。对"道教"概念的界定即"什么是道教"的回答,构成了"新范式道教史"的基石。小林正美对它的全新回答,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的论证,其思路、内容和方法既有合理性,也存在不足。对道教概念的界定既要兼顾宗教的一般属性,也要考虑道教根植的文化土壤。

从佛道的影响看理学教化新模式的形成

受佛道的刺激,隋唐时期儒学开始衰落,有担当感的儒者以振兴儒学并恢复其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使命,因而对儒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更适应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形态——理学,而其主旨则是对社会教化的加强。此一时期的理学教化思想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相关内容以改造自身,形成新的教化模式。

杂家、新道家、黄老道家之辨——兼论先秦道家的发展脉络

黄老道家是道家的一个派别,产生于战国早中期而盛行于汉初。对于道家的这一学派,目前学界有新道家、杂家等称呼,但这两个概念都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两个概念体现的是某些研究者对黄老道家和整个先秦道家发展脉络的理解的偏差。通过对先秦道家文献的考察,可以看到,先秦道家的发展脉络并不是先老庄道家而后黄老道家这样单线地发展,黄老道家的产生时间并不晚于老庄道家,先秦道家是一个多线发展的过程。

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精神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放浪者及足以称为儒道哲学家的林语堂,可以说是20世纪文坛学界上的"独语者"。一方面,他对中国文化精神最深秘难传的生命哲学之融会贯通与内视省求,自始至终渗透着一种精细的灵性及内心的微声;另一方面,他出于自心的表达有着一如既往的现代启蒙震撼力及逼人回味的思感。特别是他的生命哲思、宗教意念及气质风致,着实秘蕴着一种无比明确的价值立场及更为深邃的精神信念。可以说,林语堂不仅探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本色,而且还启开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形象自信。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然而学界却把这一面忽略了,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甚少被注意或强调,甚至出现视而不见、见而不审的症象。基于此,对其作出深入的探微显然是有其必要,希望所论对人们理解林语堂思想的高度有所助益。

魏晋时期儒道合流影响下的隐士形象——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时期的隐士作为一特殊的群体深受儒道双重思想影响,内心的冲突促成了形象的生动与多样。成书于南朝宋时期的《世说新语》集中对该群体的言行思想进行了描述,透过该书可管窥魏晋时期在儒道合流影响下独特的隐士形象。《世说新语》三十六门,隐士近三十人,涉及隐逸思想和言行的有六十余条;且特辟《栖逸》一门,可见当时隐逸之风盛行。综观《世说新语》中的隐士皆受儒道双重思想影响,两种思想的合流渗透于隐士思想并体现在其言行中,矛盾性与复杂性更突出了形象的生动性与多样性。

论新时期文学的世俗化审美追求

分析新时期各流派作家的代表作品,可以发现这些不同的流派其实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共同的美学倾向——世俗化的审美追求。新时期文学的世俗化审美追求其实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精神的世俗化一脉的续接与浮凸。世俗化在新时期文学中凸显是对审美文化的纠偏,也是国家权力、资本和民众等历史情境的必然结果。

论道教在《世说新语》中的隐退

《世说新语》对佛道二教的倾赏有所偏倚,道教潜在地表现为一种隐退之势,记载道士事迹及关于道教教义信仰活动的材料在《世说新语》中较少,这同魏晋道教的世俗化和佛教在两晋士人社会的兴盛及其对道教名相实理的摄入有关。

道家杨朱人生哲学新论——从老子到庄子的摆渡

杨朱是一位原始道家哲学人物,他以自然主义感觉论即人是一个感性实体为地基,以物我、人己、生死、名实等范畴为构架,构建了其"重生""为我"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体系。与列子一样,杨朱是从老子到庄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丰富了庄子的生命哲学,所以,学界有"老、杨、列、庄"之说。但是,由于史料的不足和认识上的偏颇,自孟子以后,杨朱"轻物重生""人人为我"的思想被曲解了,成了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的化身。实则,杨朱"重生"的实质是"贵义",其"为我"的目的是"为人"。杨朱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以"全性保真"为宗旨;在思想上,反儒非墨,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不但虚伪,而且害性伤真,墨家的兼爱、利他则虚妄不实。因此,具有理想个人主义思想的杨朱主张以"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的自治来对抗儒家礼乐的君制,以自爱、自利、尚异来取代墨家的泛爱、利他、尚同。而杨朱张扬主体的思想则富有积极的现代性。

建安文学新变与发生的地域文化背景

河、淮之间的中原东部地区是道家故地,道家思想在此地根基深厚。东汉后期,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士人风气发生了弃儒向道的转向。依靠谯、沛和汝、颍之地方家族与政治利益集团,曹操统一了中原,并受此地道家文化传统影响,"离经叛道",崇尚文学,促成了"文学的自觉"和新变。

终极追求与理想环境:道教“洞天福地”与基督宗教“新天新地”之比较

道教和基督宗教对生命的终极关切是与其构设的理想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道教"洞天福地"和基督宗教"新天新地"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地。不过,二者又有所不同。作为神圣空间,道教的"洞天福地"多位于现实的名山胜境,既是修道者的修仙之地,又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存场所;而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与末世论有关,随着基督的复临才能临到或完全实现。

眉公思想之探究

眉公没有专门的思想论著,但其思想从其著作中有所体现。本文深入其著作,从其作品所反映的主题入手,结合其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全面探究其思想,力图对这位长期以来颇受争议、亦儒亦僧亦道的山人作出全面的思想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