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文化认同视野下的清朝丽江纳西族研究

清朝丽江纳西族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汉文化的认同继明朝木氏土司该方面的文化认同之后不断发展,尤其是雍正元年丽江府的改土归流,打破了木氏土司对丽江长达四百七十多年的统治,结束了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局面,丽江纳西族普通民众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汉文化的认同得以大幅度提高,当地民众的物质、文化水平有了相应的提升,当地的陈规陋俗也为之丕变。该成就的取得与那些开明地方官吏兴教有关,更与当地百姓积极的儒家思想文化认同分不开。清末纳西族对新学的文化认同,是清代纳西族文化认同的新变化,为特定时代背景下文化的演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经学辩论与东汉论说文的变化

汉代的经学辩论是讲学和著述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经学学术活动,它以辨明学术是非和切磋交流、倡导学术为目的。经学辩论有力地冲击了烦琐僵化的章句之学,导致了追求义理明通和崇尚理论著述的风气。受其影响,东汉论说文在形式上多问难之体,在论证方式上形成了实证求真和思辨析理的特色。经学论辩是汉代经学通向魏晋玄学以及汉代散文通向魏晋文章的桥梁。

《伦敦新闻画报》中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图文表现艺术

《伦敦新闻画报》中丰富而生动的晚清中国人形象得益于其图文结合的表现艺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图像与文字互释,包括以图释文,用图像为文字增添直观性、可感性;以文注图,用文字为图像重建语境、锚定意义;图像与文字互补,包括以图像弥补文字空间性的不足和以文字弥补图像时间性的不足;图像与文字背离,包括图文营造氛围之扞格和图写实与文写情的对立。

齐学及其源流新论

齐学之名起于齐地,通常认为其源流为齐稷下学和汉之齐学,是地域之学,并随汉之今文经学的歇息而戛然而止。实际上,齐学具有强大的延伸力和包容性,远非齐地之学可以概括。稷下学、汉之太学的官学性质及其思想文本的经典化,促成它渐变为中国学术主流之一。魏晋时,齐学的支流渐与道教相合。魏晋后,齐学的主流因学术重心的迁移而式微。在清代中晚期,齐学又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而再兴。反观齐学的演进轨迹,我们看到自由之学术,要以回应时代的呼唤为内容,要为时代之进步而张目。

汉代今文经学的盛衰

今文经学是西汉的显学,但到东汉开始衰落。今文经学的衰落,固然与烦琐化、神秘化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各以家法教授的博士制度有关,而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今文经学的历史任务是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作理论论证,《白虎通义》标志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故成为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是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尊闻”与“裁断”——章太炎论乾嘉学术吴学与皖学之异同

关于清代乾嘉学术吴学与皖学的学术特色,章太炎曾经以"好博而尊闻"和"综形名,任裁断"加以区别,在学界影响很大。事实上,吴学的"好博而尊闻"恰恰是以易学为主体,以礼学为骨干,较为完整地构筑了清代汉学(经学)的研究范型。而皖学虽然"综形名,任裁断",但是走的同样是吴学的路子。过去一直把汉学家批评宋儒的语言视为反对宋学,事实上他们是在比较汉宋学术异同前提下作出的学术评判,辞语虽然激烈,但是不反对宋学本身,宋学在汉学鼎盛时期也未必完全退场,而是仍然具有一定的空间。

“中体西用”之外的“参酌中用”:张之洞办学实务的前后沿承与嬗替

作为晚清中国主流的文化观,“中体西用”论对“新政”改革影响深远,尤其在“学务”方面,经张之洞的提倡而成为“新教育”体系的首要办学原则。唯这一学理层面的思想言说,固然是张之洞“参酌中、东、西”的办学实务之主体,但不必是全部。以“实践中的主义”为视角,将张之洞戊戌变法以降的办学努力回置到他整个一生的办学履迹中,通过追溯“新教育”的“品行”课源流,梳理中小学堂经学教法方案的嬗替,关注张氏在“中体”、“西用”光环下低调而务实地“参酌中用”并探寻中西“通性”的办学努力,从细节入手,落实到具体人和事,应能增进对“中体西用”言说以及晚清“新教育”建制(尤其是西式学堂办法与“旧式书院”的实际关联)的全面理解,或也有助于我们稍更深入地认知张之洞这位晚清重臣办学理念的前后沿承与嬗替。

今文经学、书院士人群体与地方政治——以江西经训书院(1892—1898)为中心

传统教育体制在甲午战后逐渐改革,江西书院同样经历了这一变革过程。在豫章、友教等宋学型书院添课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形下,经训书院以训经育人的方式,在皮锡瑞的影响下,却在科举取士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细察这种悖离的原因,今文经学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恰恰也是以皮门弟子为首的书院士人群体在江西维新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乃至这些人在民初江西历史上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研究凸显了书院的社会史意义,这或许是近代书院研究的新维度意义。

简论明清小说点评与英美新批评

明清点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而新批评是20世纪前50年影响最大的批评理论。本文从理论基础、批评方法等方面探讨了明清点评和英美新批评的相通相近之处,以期促进中外文论的交流。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原因新论

今文经学的复兴是清中期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追溯清代今文经学复兴之原因应将重点放在庄存与和庄氏家学上面。庄氏家族瞩目公羊学是清代学术发展之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之结果。必然性在于乾嘉年间考据学如日中天之际出现对新义理的呼唤,偶然性在于庄存与的个人学术抉择。庄存与中年以降治经宗旨出现变化,《春秋正辞》的撰写等都发生在其任职上书房之后,因此,任职上书房对于庄存与治《春秋》推崇《公羊传》、阐发西汉微言大义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影响到西汉今文经学在清中期的复兴。

略论清前期理学的复兴、作用和影响

清朝前期,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理学仍然是风行学坛、无可替代的学术流派。活跃于大江南北的主要学者,非尊程朱,即崇陆王,或者打出调和程朱陆王的旗帜,真正高张"反理学"旗帜者不啻凤毛麟角。在此期间,程朱理学的复兴无疑是清朝前期思想学术变化的重要一幕。程朱理学之所以复兴,不仅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支持,而且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适应了清初社会由乱而治、重建封建秩序的需要。此期的程朱理学具有政治性、学术性的两重性质,充当了官方哲学的角色,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社会影响。

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

曾经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学术的传统。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都可谓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前驱;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古史辨派”又明显受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关于刘逢禄的《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表面上是因为各家简单采信刘氏行述,而根源在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刊行与成稿情况较多变化。通过清理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四种刊本,可以确定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14种。通过搜检相关资料,排查出刘氏拟作《春秋》学书目8种,对其中《胡母生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和《申何难郑》重加探究,更可窥见刘氏《春秋》学研究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刘氏《春秋》学思想的认识。

晚清“今文学”的衰落与诗学知识范式的嬗变

诗学的演变首先都是基于其主要知识范式的,当"今文学"的权威和神圣光环还没有退却前,它仍旧是晚清"今文学"家诗学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晚清"今文学"出现了衰落,并由此造成了"今文学"诗学话语的现实困境以及诗学美学话语的呈现,进而实现了诗学经学话语向诗学美学的裂变,最终导致了晚清诗学知识范式的嬗变。至此,中国诗学也由传统开始彻底走向了近代。

明清关中理学与文学

明清理学与文学的论争主要基于世道人心与文学表达方式能否实现"传道"的功能以及传道应该借助的途径和手段。明代关中士人,诸如李梦阳和康海等人尽管以诗文见长,但都是在理学环境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士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传统持有相同观点。清初关中士人基于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们出于对世道人心的焦虑,大都对文学中非理学的成分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清朝前中期今文经复兴中的董子学

明末清初学者有感于明亡之痛,批判王学空疏无助于实务,于是倡导经世之学,经世之学与董子公羊学多有相通之处,此时董学已显复兴之势,但并没有学者明确详细的阐释董子学。到乾嘉时期,统治危机日益显露,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常州学派,明确地揭起了公羊今文学的大旗。他们对董子学有广泛的研究,并且一代传一代,步步深入,由最初的局限于学术,渐渐到学术与政治相结合,通经以致用。

晚清今文学与诸子学复兴之共因探析

推动晚清今文学和诸子学复兴的因素很复杂,也有相同之处。从学理上看,是乾嘉考据学继续发展和开拓的结果;从社会形势看,有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从文化环境看,受到了西方文化冲击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寻绎晚清今文学和诸子学复兴的共同因素,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晚清学术发展形势和演进规律。

由传统中发现新变——“今文学”与晚清诗学演变之关联考察

"今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对晚清诗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不仅具有一般学术法则对诗学发展的规约性,而且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决定了晚清诗学的发展演变。从发生学上来讲,"今文学"的兴盛与晚清诗学的演变往往表现出同构对应、共振同行的关系。晚清诗学演变在诗学生态、诗学主体、诗学行为、诗学接受、诗学价值等层面都与"今文学"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且,晚清相关诗学家与诗派的诗学演变也体现出与"今文学"发展较为相似的对应性进程。

中国法学史上董氏三大家法学思想比较研究

董仲舒,西汉经学大师,善于《春秋》《断事决狱》,主张刑不仅下庶人,而且上大夫,体现了《春秋》的重民、重义。董康,近代法制改革家,主张改革封建旧律,向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新法,但也继承与吸收古代优良的法制与思想,所以特别推崇与尊敬董仲舒。董必武,赞赏三民主义,批判封建旧律,反对采用资本主义法律与思想的《六法全书》,而是实行民主法治。认真审判案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冤枉一个好人。三人虽处时代不同,但爱护关心人民是一致的,所以都是人民的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