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化”到“本土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展开,清华园里相应地出现了一股文化运动的思潮,当时称之为"清华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感染时代精神的清华师生们,开始以犀利的眼光,反省清华教育中的"美国化",重新检讨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调和的校园思想氛围。深处其间的清华学子们,同时感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强烈影响,于是从批评学校忽略中文教育发端,而后扩展至呼吁学校加强国学教育,直到最后在多重因素的衡量之下,校方遂在清华改办大学之际,创立了旨在"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国学研究院。

曹葆华十四行诗创作的场域和独特价值

19世纪30年代初,新格律诗的倡导者闻一多、孙大雨、朱湘、饶孟侃等人以清华园中学生社团"文学社"作为重要平台,开始十四行诗中国化的探索。正是在这种场域活动中,清华学子曹葆华得以和清华诗人闻一多、朱湘、罗念生、李惟建、罗皑岚、柳无忌等诸校友形成了诗友关系,他们直接或间接给予曹葆华的指导与鼓励,促成曹葆华对十四行诗创作的兴趣和探索实践。他的十四行诗的独创价值,主要表现在格律韵式的多样化探索;吸收中国传统骈赋体以增强情感表现力度以及具有鲜明特色的意象营造和联缀方面等。

本土传统与现代诉求:1930年代前期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活动

1930年代前期,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宗旨,在历史考据占主流地位的学术氛围中,显得颇为引人注目。一方面,新文学是通过反抗古典文学传统来建立自身合法性的,而另一方面,当时的大学国文系普遍仍是以古典文学课程为主体,在此条件下,大学国文系如何展开对于新文学的想象?古典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的资源么?本土传统如何与现代诉求相调和?1930年代前期清华中国文学系对新文学的想象及其挫折,折射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论五四运动与清华

清华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次日加入运动,之后迅速成为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运动中清华学生受到了研究系和英美势力的影响,同时表现出独特的团体精神和组织能力。五四运动之后,清华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清华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基于新时代教学理念下高等教育教学楼室内空间改造探索与实践——以清华大学教室空间改造项目为例

本文以清华大学二教、西阶、三教3个建造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教学楼室内改造项目实践为例,探讨了当下高等教育教学室内空间为适应新的“教”与“学”理念及模式的改造策略。

陈寅恪与清华“新史学”:教研取向与治史方法辨析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陈寅恪的治学风格与蒋廷黻所倡导的“三个并重”的清华“新史学”取向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陈寅恪的治史取向和方法特征体现在:具有中西兼综的学术视野和多种语言文字能力,能够广泛使用中外史籍材料和各种语文工具来研治历史,强调史料是治史的基础,反对脱离史实的“微言大义”;既精于考据,又善于会通和综合,主张在史实中求史识,能够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上提出通识性见解;既能以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发展演变,对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持肯定态度,同时又强调要实事求是、论从史出,反对以西方的理论假说对中国历史作任意解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陈寅恪既是清华“新史学”取向的同道者,也是“新史学”方法的践行者,陈寅恪及清华史学共同体的治学取向与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杨振声与国立清华大学的新文学教育

在教育史上,在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历史上,杨振声在每一所任教的大学都坚持开设新文学课程和推动新文学课程改革。他对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努力推动与坚守,是为培养现代国民的目标服务的。对于国立清华大学来说,杨振声是推动新文学课程教学与改革的重要力量。对于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的互动,杨振声也就不能不算是一位值得记忆的教育家。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贡献,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他对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影响,依旧有着可继续挖掘、研究的空间。

清华简中新见同义连用词语探析

同义连用是汉语突出强化语言表达的需要,也是汉语复合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清华简同义连用情况较为普遍,其中双音节同义连用词语占多数,而有少数为多音节同义连用词语。清华简属战国楚简,同义连用是汉语单音节词向复音节词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现象,同义连用词义的探析,可以了解汉语词汇史发展的阶段特征。

清華簡《厚父》“如丹之在桼”新釋

清華簡《厚父》字形複雜、文辭古奥、内容豐富,是一篇失傳已久的書類文獻。文章在整理者釋文及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認爲整理報告中“如丹之在朱”的“朱”應爲“桼”字,“丹”“桼”均爲顔料。簡文的“如丹之在桼”應與前面的“如玉之在石”呼應,即以“玉”在“石”中難以被發現,“丹”在“桼”下難以被顯現來比喻“民心”之難測。

蒋南翔与“新清华”之塑造——兼论其对宏观教育之贡献

蒋南翔是新清华首任校长,他到任后在综合把握校情、国情和世界潮流的基础上,开始推进纵深的改革。为推动中国学术独立和国家工业化战略,他从创建一批新专业入手,极大地优化了学科布局,使清华迅速恢复为国家旗舰大学。此外,他在推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团队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亦贡献卓著。他在清华的十余年努力,彻底改观了清华原有的面貌,进而在各个层面基本形塑了"新清华"的整体形态,并影响至今。因之在清华的突出办学成就,蒋南翔受到高层认可,并受命统管全国教育行政工作,对全国的宏观教育事业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校园期刊与新诗文体的建构——以《新潮》与《清华周刊》为例

在新诗发生期,《新潮》和《清华周刊》作为典型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校园期刊,深度参与了新诗文体的建构。刊物的排版体式建构了新诗的视觉形态,反映了编辑、作者的诗体观念,尽管节行标识不统一,但以意群来分行分节是通例。对于诗行建设,《新潮》诗人群在理论上建树不多,诗行基本按事情发生发展的顺序逐次排列,句意顺承而结构嵌套,在追求写实的同时显得叙议突出而抒情不足",行"的独立性和艺术性未得到足够重视,但康白情通过设置旋律句、对称等方式,对节行建设做了一些探索和创新;《清华周刊》诗人群有明确的节行建设理论,强调行的独立性和艺术性,注重行式组合的美学体验,梁实秋、闻一多、朱湘等诗人对于行的独立和匀配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标点符号参与诗体建构问题上,《新潮》和《清华周刊》诗人群都有明确的理论倡导和丰富的创作实践,《新潮》上的诗歌借助标点拟音求似,引入对话体,体现了标点符号在写实达意方面的优势;《清华周刊》诗人群则警惕标点符号过度使用造成的节奏破碎,注意标点符号表意功能和语流停延功能的协调。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更加合理。

清华大学本科人才选拔目标与选拔方式的探索研究--以“新百年计划”为例

2011年清华大学自主招生新政——"新百年计划"正式对外公布。"新百年计划"由"领军计划""拔尖计划""自强计划"三部分组成,是清华大学面向新百年的育人目标,是人才选拔目标与选拔方式上的重要探索。"新百年计划"的实施成效表明,高校应切实从本校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制定针对不同类型人才不同的选拔方式,才能达到人才选拔和后续人才培养的最优效果。

“一二·九”与王瑶先生的学术起点

追溯王瑶先生的学术道路时,他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话题。正是"一二·九"时期的政治文化参与,才使得一个左翼学者最初的态度、视野和方法,得到强有力的塑造,这具体表现在对唯物论辩证法的自觉使用以及对一种新的文化运动的构想上。编辑《清华周刊》大概是青年王瑶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践,他所写的《一二九与中国文化》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当时"新启蒙运动"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在王瑶先生80年代的学科规划和30年代的批评实践之间,在他晚年的学术总结和早年的方法论自觉之间,显然存在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医工交叉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创新——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实践探索

随着人类健康事业和生命领域的深度探索,社会对医工交叉复合型高端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然而,受传统学科形塑下的系科制和单位制的影响,我国医工交叉人才培养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和显著性进展。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TBSI)是由中美两所顶尖高校携手创建的交叉型工科人才培养基地。本研究基于该学院精准医学与公共健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BST)的案例,探究其在人才培养机制上的创新实践。研究发现,TBSI-BST创设多方协同治理的独立组织建制、构筑多方教育资源的开拓与共享机制、创新教师聘任与职称评审制度、塑造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文化,为医工交叉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研究结果对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超越传统学科藩篱、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