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美术教育和创作的思考

2022年,教育部颁布最新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原来的“美术学”调整为“美术与书法”,这一调整引发全国各专业院校积极调整学科建设思路,思考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在美术教育和创作中至少有四点值得我们重视:一、研究经典、夯实基础;二、注重实践、艺理双修;三、扎根本土,创造精品;四、国际视野,文化传播。

创造与创新的融合:新基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涌现作用

新基建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扎实的物质平台,而文化创意产业同样以其新颖的思维创新反哺前者成长。然而,除却浮于表面的直接干预,隐匿于新基建和文化创意产业系统内部的作用规律才是促进其二者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基于此,本研究以系统动力学技术为依托,以理清创造与创新辩证逻辑关系为引领,通过数值仿真模拟论证了新基建对文化创意产业之显著涌现作用的存在。在理论启示层面,提出了存在于新基建与文化创意产业间以涌现作用与闭环反馈为基础的增效发展规律。在实践启示层面,研究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须稳抓新基建平台跳板,发挥涌现作用的促动价值,充分释放全要素生产率,以系统观念指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和而不同 异而相融:增能理论视域下“非遗新青年”的数字行动逻辑与价值共创体系

“非遗新青年”与生俱来的数字素养,使其成为数字化语境中践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青年力量。非遗新生代传承人、非遗所属社区青年、非遗青年爱好者藉由数字化行动者、数字化实践者和数字化倡导者的实践路径而共同集结为“非遗新青年”,以数字增能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效能、人际扩展和社会观照与非遗数字化保护、传承及发展之间的同频共振。除此之外,大量非遗青年多元利益相关者得以涌现,并在非遗数字化价值共创过程中,从不感兴趣的“旁观者”到随波逐流的“追潮人”再到身体力行的“守护者”直至成长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人”。非遗新青年正在以“和而不同,异而相融”这一全新的路径指南及价值主张切实益助着非遗的适应性赓续和可持续发展。

崛起的大境界——李旦初“新散曲”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旦初对当代散曲创作的探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提出的“新散曲”概念认为,凡当代作者创作的反映现代生活的散曲,包括按传统曲律和不严格按传统曲律写的自由曲、自度曲、仿古曲,均应统一称之为“新散曲”;二是其对“新散曲”创作审美诸维度包括审美宏观、审美微观、审美导向、审美辩证作了可贵的系统探索。李旦初“新散曲”创作曾获中华诗词学会首届“华夏诗词奖”二等奖和第二届“华夏诗词奖”一等奖。其“新散曲”创作理论与实践成就被写入中华诗词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当代诗词史》,实现了其“入史”的宏愿。

新文创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大学生成才的路径探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美育教育和劳动教育的重要资源。该文通过剖析“新文创”在青年思想品格塑造、文化艺术传承、劳动创新实践中的内在教育逻辑,提出高校应当充分审视新业态文化生产环境下的育人模式,展现更多开放思维与创新实践智慧。高校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通识教育、艺术美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劳动实践教育等环节,探索“新文创”发展理念下的“文化—思政—专业—美育—劳动”融通教学教育模式,促使人才培养目标从“学技谋业”转向“以人为本”,以期实现青年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乡村体育资源价值化的实践困境与破解之策

乡村体育资源不仅是乡村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基础,而且是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依托,还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条件。运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等方法,剖析乡村体育资源价值化的实践困境,并探索破解之策。研究认为,乡村体育资源的构成主要包括乡村体育内源性资源和乡村体育外源性资源。为有效破除乡村体育资源价值化机制不畅、协同不力、载体不实、活力不强、转化不深等瓶颈,可通过打造联立效应、深化多元协同、夯实发展载体、激发内生活力、强化人本理念等举措来推进乡村体育资源价值化的实现。

“作家”身份的生成与新文学的发生

“谁是作家”“作家是什么”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有意建构的一套身份与价值观念体系。经由从“著作家”到“创作家”、从“文人”到“作家”的指称转换,以及现代文坛对超人情感和现代知识的强调,作家被赋予“感化读者”与“改进国家”的社会职能。“作家”的生成与判定有赖于现代读者的“发明”与现代文学机制的助推。现代“作家”身兼报刊编辑、文学批评家等多重身份,怀有“启蒙”与“救亡”的价值追求,带来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现代转换。“作家”身份的生成与塑造反映了新文学发生的内在逻辑,也提供了一条反思当下作家观的有效途径。

新媒体助推青岛乡村非遗产品创新与推广研究

深入挖掘青岛乡村非遗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青岛故事”,为非遗产品打造齐鲁样板。本文从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研究了新媒体助推青岛乡村非遗产品创新与推广的可能性,重要性和价值,分析了青岛乡村非遗文创产品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具有青岛特色的非遗文化体系,打造具有青岛特色的非遗文创品牌和IP,开发IP周边,以及利用新媒体展开线上线下推广的策略,从而能够实现青岛乡村非遗产品的创新与推广。

新媒介文学的创作—阅读互动模式

阐释了文学在互联网开放、自由、共享的环境下,以新媒介为物质基础的创作展现了开放多维的特质,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召唤读者参与,形成创作-阅读双向互动的局面。通过对新媒介文学互动模式的研究,分析媒介对文学产生的后果。提出在成熟的文化消费市场机制体系之下,读者作为消费者的身份更加凸显,创作者在充分了解读者的兴趣下,以积极的姿态迎合读者观念。认为这种互动模式使作者和读者相互影响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新课改背景下历史情境教学的创设与实施

历史情境教学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依据学生特点与课程标准,使用多种资源再现历史情境的一种教学方法,随着新课改的推进,情境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得到广泛运用。本文结合其宏观层面的理论方法,探讨创设与实施历史情境教学的详细策略,以统编版高中历史教科书《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一课为例进行历史情境创设,并由此引发对历史情境教学法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话本、故事、传统及其他——对苏童21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思考

21世纪以来,苏童在话本实践中作出新的尝试。第一,开始对“说书场”进行改良,既消除了“评书气”,又增进了亲切感,还拓展了说书人的话语空间,创造了“新闻联播”式的讲述方式,从而强化了“话本笔意”在现代的传达。第二,开始借鉴说书人的全知视角,使传统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带有“兼容性”特点。第三,更深入地改造话本形制,如将“头回”改为“开场白”,在迎合“短”这一现代短篇文体诉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头回”的“暖场”效果,从而探到现代“快餐式”阅读的精髓;但在改进和巧用“篇尾诗”上,力有不逮。第四,在话本语言的探索上,开始注重口语化,但未能实现“俗而有力”或“雅俗共赏”“;市井气”颇浓,但缺乏“吴侬软语”之神韵。

新时代安徽黄梅戏主题性剧目创作探究

新时代背景下,安徽黄梅戏主题性剧目创作具有丰富的人民性、独特的地域性和较高的审美性,弘扬了民族优良传统,彰显时代主旋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工具化、概念化创作倾向以及现代程式提炼不足等创作缺憾。未来改进需加强宏观把控、提升剧目艺术内涵、坚持守正创新等,努力推动新时代黄梅戏主题性剧目创作的进一步提升。

“不完美”——当代陶瓷的新语境

“不完美”,它其实是陶瓷创作中独特的魅力所在,所有不完美的痕迹,都是艺术家熟练掌握技艺而表现出的完美,本文从当代陶瓷艺术风格角度,向读者阐释新视野下“不完美”带给大众的独特追求,追求“不完美”中的“完美”。

《诗创造》中木刻图像的“民主诗学”想象

诗人曹辛之主编的刊物《诗创造》在四十年代后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民主的追求中,《诗创造》对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探索,要更为准确地把握刊物及编者的观念,必须回到历史材料中关注被忽略的副文本。《诗创造》的“民主诗学”观念通过木刻作品得以表现,它坚持人本主义,以“创造性”的劳动者木刻表现对文艺个性真实的追求,进而表现“美、爱与自由”的理想,期待以美的文艺重塑国民灵魂。区别于唯美主义者,具有宗教色彩的木刻表现了《诗创造》对现实生命的关怀,在“为人生”传统的影响下,《诗创造》收录了具有民间风味的木刻与诗歌,以求“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综合,实现“不同中求和谐”的民主诗学理想。

智能媒体技术在融媒体时代新闻创作中的应用

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背景下,智能媒体技术应运而生,并在传媒领域实现了广泛应用。新闻创作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工作。融媒体时代,传统新闻创作理念和技术逐渐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将智能媒体技术应用于新闻媒体新闻创作中,创新新闻创作理念和技术,发挥智能媒体技术优势,提高新闻创作效率和质量,有助于更好地满足融媒体时代受众对新闻信息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基于此,概述智能媒体技术的概念、特点及关键技术,分析智能媒体技术要点,探讨智能媒体技术在融媒体时代新闻创作中的应用路径。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创作策略变革探析——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主旋律电影也随着时代进步不断发展与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上映,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创作思维框架,影片在架构上更加追求灵活多变,叙事手法上更加倾向“类型化”融合,角色塑造上更加讲求真实性刻画,艺术表达上更为注重多元素融入,不仅维系了电影艺术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更有效激发了观众的乡愁记忆与审美共情,实现了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创作策略上的成功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