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舞剧四十年的历史跨越——从“于颖版”《红楼梦》到“黎星版”《红楼梦》

从1981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于颖编导的舞剧《红楼梦》,到2021年由江苏大剧院运营,黎星、李超等主创的舞剧《红楼梦》,这是中国民族舞剧四十年历史跨越的缩影。“于颖版”《红楼梦》作为“新古典舞派”的代表剧目,坚持以戏曲舞蹈为基础发展舞剧语言,其脱胎于越剧版本,主张从人物思想感情的真实出发去编舞。“黎星版”《红楼梦》这部高度吸纳并整合了“舞蹈剧场”理念的“民族舞剧”,以戏剧的手段、舞蹈的身体逻辑进行叙事,将中国民族舞剧的创编推向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高度。

论“红学”四“学”——从“新红学”、“探佚学”到“新国学”与“人间红学”

红学是动态的学术概念 ,从新红学到探佚学的发展 ,本质是实现了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不同价值之认同。红学定位于“新国学”的意向 ,是企图让红学在中华民族当下的精神追求与传统文化的精魂之链接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为中华民族在“一体化”的全球性语境下提供一个民族性的文化精神支撑。“人间红学”概念的提出则是为了将这一文化追求变成最广泛社会现实的学术设想。

《红楼梦》的“新神话”观照

《红楼梦》叙事有神话与现实两个层面,但当作整体看。整体看《红楼梦》是女娲炼石神话的续篇,一部从天上延伸到人间的"新神话"。"新神话"是对人间"乐事"的考验,"考验"的中心是"情",结论是人生如梦,情缘皆幻。为行此"考验",《红楼梦》中除仙人、仙事、仙境的直写之外,其人间描写的环境也属"幻境",人事的描写也"偶见鹘突",人物的设计也属"幻形",非如读者通常认为的"真的人物",而是为"谈情"所"特制",是理念化、道具化和模式化的,不可以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理解把握这部作品。把《红楼梦》作为艺术看,过去以《红楼梦》所写为"宝、黛爱情悲剧"与"贾府兴衰"的几乎公认的看法肯定是片面甚至歪曲的,应当予以纠正。

从“索隐”到“开宗”:胡适早期的《红楼梦》阅读及范式意义

胡适早期的《红楼梦》阅读选择经历了由“索隐”倾向到注重“方法”的科学“考证”式转变。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胡适注重“工具”与“材料”的研究“方法”革新,藉此强化“新红学”的开创性,促使《红楼梦》文本在胡适“新红学”考证体系下的首要存在身份是一种“史料”而非一部文学作品,最终形成以考证带动阅读获取的文本品评思路。此类“考证”式思路既革新了现代读者之于《红楼梦》的阅读期待及实践路径,亦促使现代读者获得参与《红楼梦》学术研究的入场券。它推动了彼时全民参与《红楼梦》考证的热情,促使“新红学”成为一股带有典范与权威特性,乃至隐含一定群众基础的现代学术潮流。

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诗词翻译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诗词翻译体现了与以往蒙古文学诗歌翻译不同的观点。哈斯宝把《红楼梦》诗词看作与小说叙事情节紧密相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般的修饰成分来翻译。在蒙古文学翻译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更多的处理方法是省略不译。而哈斯宝却把《红楼梦》的诗词看作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认真对待,精心翻译了原著中的多数诗词,而且结合自己对《红楼梦》作品精神的理解特别是对宝黛爱情的深刻把握,对诗词的翻译做了有思想、有思考的艺术加工,从而达到"信达雅"的诗歌翻译新境界。同时,哈斯宝的翻译也体现了他对《红楼梦》精神的透彻理解,仅仅根据哈斯宝的回批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要想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哈斯宝的评点思想,《新译红楼梦》的全文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得与失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面世以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批评,虽然持否定态度者颇多,但其在再现原著主旨、重大情节场面的展现、细节及心理描写、人物形象完整展示、悲剧格调的把握等方面,不仅遵循了原著,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由于电视剧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导演过于体现个性风格的艺术追求以及对作品认识的不足,新剧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缺失:作品的艺术价值让位于商业价值,导演风格破坏了作品的整体和谐,某些情节处理失当。

《红楼梦新证》的学术范式意义——在中华书局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为芹辛苦"一生的现代学术大家周汝昌先生,通过《红楼梦新证》一书,在新材料发现、新方法创造、新体系建立等方面为一门专学的发展进步做出举世瞩目之重要贡献,也为整个红学学科建构起一个赖以存在的知识论系统。《新证》所创造的超越考据、索隐与文艺评论三大派别的学术新范式,不只为红学研究开拓出继续探索的广阔学术天地,也为中华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及再度繁荣,留下独具个性风采的历史文本依据。

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人物设置的原则

哈斯宝以宝黛爱情故事为主线,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节译为四十回《新译红楼梦》。《红楼梦》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且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节译过程中,哈斯宝对原著小说人物进行了大量的删减。从译本中红楼人物的取舍中,可以看到哈斯宝节译中贯彻的人物设置原则,如忠奸对立原则、图影相辅原则、同中现异原则、由我是用原则。

论林黛玉是《红楼梦》的轴心人物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巅峰性不仅表现在它在人物、情节、环境、语言和主题意蕴诸方面都达到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至境,而且还表现在它的无与伦比的"奇妙性",其最大的"奇妙"处不是别的,而是用一个人物"扛鼎"起红楼梦世界,这个人物就是林黛玉。《红楼梦》的轴心人物不是贾宝玉、薛宝钗、史湘云、王熙凤,而是林黛玉。作者特意赋予林黛玉许多奇特的禀赋,如"草"、"神女"、"玉石"、"花神"、"帝妃"、"玄珠";"报恩"、"情恋"、"乡愁"、"诗性"、"本真"等,使她成为一个全局化的"结构轴心",目的是要在整体上为其"为史作传"的新人学建设提供一个"一而统万"的"阿基米德点"。与之配套的是小说人物的"立体幻影互文结构",它保证了林黛玉"轴心论"的有效实施、贯彻。林黛玉是中国历史上"新人学"范型的一次辉煌而壮丽的日出!她的神奇之光完全可以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的"美学人学"共契圆舞,交相辉映!她是中国的维纳斯、海伦和贝亚德丽齐;是中国近世人学拯救的人格化的诺亚方舟。

薛宝琴:一个新少女的朦胧倩影

薛宝琴,是曹雪芹以特别的艺术方法描绘的一个新少女的朦胧倩影。她现身于新时代的晨曦中。她是新时代环境孕育的。新时代环境,小而言之,指家庭(曹家、薛家)。曹雪芹祖父、父亲在工商业活动中,已与洋商有文化、科技交流;薛宝琴父女在商贸活动中,已与洋商父女有文化交流。大而言之,指中外文化交流(西学东渐、中学西渐)。在这种时代环境的直接影响下,薛宝琴迈出了传统的闺门绣户,开始认识广袤的外部世界。在客居大观园期间,她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展现出清新超迈的精神风貌。曹公似乎要让她走出女儿的悲剧宿命。

论哈斯宝翻译《红楼梦》的减法和加法——减少的人物和加长的时间

清代蒙古族文人哈斯宝把120回《红楼梦》节译成40回,题名为《新译红楼梦》,并撰写了回批,在红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哈斯宝在翻译《红楼梦》的实践中采取了两个独特的翻译策略:一方面删减了大量人物,删减了大量人物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在每一个细节的翻译和衔接的过程中把时间放慢,用加长时间、增加动作、细化细节的方法把因为减少人物及其行为而被省略、被缩短的时间补回来,从而保证了翻译小说中的时间按照原著的节奏自然推进,也保证了人物情节和叙事时间的平衡。

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其中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是持论公正、用情最深、力图遵从原著的《红楼梦》评注本。蔡义江的红学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中,包括对曹雪芹的思想与《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艺术成就、《红楼梦》续书的成与败等方面深刻而系统的研究。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改编与创作得失——兼论李少红导演雅化、写意化的风格追求

新版《红楼梦》在荧屏上播放以后,遭受了不少媒体和观众的批评指责。笔者认为"新红"的改编确实存在着缺陷瑕疵:一些情节的删改显得突兀机械,旁白过密;演员选择良莠不齐;一些形式要素的运用显得机械突兀,等等。当然,"新红"并非一无是处:首次依据通行文学本再创作,整体上尊重原著;在画面、音乐等元素的制作上有一定的创新性,体现了李少红导演一贯追求的雅化、写意化的艺术创作风格。

新红学的开端,新典范的创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述论——现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蕴含着新锐的思想光芒,同时具有鲜明的学术启示意义,如"解脱"说、"悲剧"说、"伦理学上之价值与美学上之价值合一"说等。20世纪初期提出的这些崭新命题,具有立意新、方法新、见解新的特征,为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做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同时,《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所建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范式,是王国维在红学批评方面建立的桥头堡,仍有待继续前行,精进日新。

新版《红楼梦》分层叙事的得与失

李少红的新版《红楼梦》以120回通行本(红校本)为底本,采取了同小说一样的分层叙事技巧。在形式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原著,这是以往各种影视版本的《红楼梦》都未曾做到的。电视的分层叙事与小说的分层叙事实际上并非一致,它简化了叙事层次,因而通俗易懂,故事流畅。但旁白的高层叙事与影像的主要叙事并没有协调到位,造成信息冗余与信息缺失,影响了该剧的艺术传播效果。过分强调旁白叙事,"采取神话与现实两条线同时进行",误解了原著跨层叙事的作用,强化了故事的虚幻感。

永远的红学奇匠哈斯宝——回顾《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出版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蒙古族文人哈斯宝将曹雪芹120回《红楼梦》节译成40回,名曰《新译<红楼梦>》,又称《小红楼梦》。1975年内蒙古大学学者校勘整理此书,并作为"教学科研,内部资料"影印出版。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出版,对在搜集整理蒙古民族文献古籍、开拓民族文艺学的研究、挖掘弘扬蒙汉文学关系、促进中华各民族"红学研究"学术宏业向前发展等方面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红楼梦》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

“人文主义”是humanism的译名。在中国 ,晚明社会和清朝前期以李贽、汤显祖、戴震、曹雪芹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潮 ,适宜于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思潮在当时的中国虽然没有掀起西方那种文艺复兴运动 ,但它是近代文明的滥觞。《红楼梦》这部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著作 ,无论是在封建社会“末世” ,还是在近现代 ,都是读者的启蒙教育书。就是对于今天的读者 ,它也仍然有着启蒙教育作用。

《红楼梦评论》与新文学悲剧性现实主义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学的悲剧理念,《红楼梦评论》带来的对《红楼梦》的悲剧性现实主义的认知对新文学初期的创作倾向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新文学的作者们从中借鉴吸取了创作动力,奉献了新一代的经典作品。

红楼新论犹可论,红学史述善通观:刘梦溪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二

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梦新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增订版)、《牡丹亭与红楼梦》等。刘梦溪的《红楼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两个阶段:一是《红楼梦新论》阶段,二是《红学》阶段。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尝试运用文艺学基本理论研究文学作品,为了这一实用目的,他选择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虽不免机械和狭隘,但研究格局很大;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二阶段,则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能够从学术出发,分流梳脉,评短论长,豁然贯通,视野更开阔了,思想更融通了。并且,刘梦溪的《红楼梦》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文化托命"的学术使命感。

俄罗斯圣彼得堡收藏的《红楼梦》木刻版插图及民间年画

俄罗斯文化首都圣彼得堡历来是海外"红学"研究的一方重镇。不久前,E.A.扎维多夫斯卡娅和Д.И.马亚茨基二位青年学者在《圣彼得堡大学学报》2020年第12卷第2分册上发表论文《圣彼得堡收藏中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插图木刻版和民间木刻画》,介绍了圣彼得堡收藏插图本《红楼梦》的历史与版本比较,以及圣彼得堡收藏的"红楼"题材民间木版年画的详细情况。通过这些介绍,研究者可以按图索骥,使孤悬海外的《红楼梦》版画得以为自己的故乡所知,为新时代的"红学"研究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