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practice and problems

The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and then analyzes some problems emergingin its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afield in Anhui province’s Dangtu County and Jiangsu province’s Hongze County inApril 2010.Unlike the urban pension system, the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is of a voluntary nature, and unlike the oldrural pension scheme, the government subsidizes participants using fiscal revenue.However, in its implementation thereare some problems.The first involves the so-called "bundle scheme" that requires pensioners’ children to participate.Evidence from our field study shows that coverage is less than 80%, even with a "bundle scheme." On the country,the "bundle scheme" increases social costs and it should therefore be replaced with legal regulations.Next, the paperexplains why a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choose the minimum contribution level based on observations in the fieldstudy.This choice reflects the two-fold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authority and rural residents.Based onthe field study, we suggest that the new rural pension authority listen to village cadres and farmers to increase farmers’awareness.

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基于收入流动性的视角

使用CFPS 2010—2018年5期数据,考察农户参与新农保后收入增长的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在期初参与新农保会显著提高其收入增长率,这主要是由于缴纳保险费用后农户预期养老风险的降低,会提高家庭的农业生产投入,促进经营性收入增长。并且,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对较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促进效果更大,有利于农村包容性增长。因此,应当不断提高农村家庭应对养老风险的能力,将健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作为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包容性增长、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新农保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及福利的影响

文章基于CHIP2013和CHIP2018新数据,利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对农村老年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影响。文章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新农保对农业劳动参与率或劳动时间的影响,而是全面考察了其对总的劳动参与率和不同类型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时间的影响,特别是关注了以往研究未曾分析的长期影响。文章发现,在当前新农保养老金水平仍较低的情境下,领取养老金仅是使得农村老年人在不同类型劳动间转换工作,而几乎不影响总劳动参与率,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具有异质性。农业劳动的参与率以及劳动时间的短期变化不显著,长期才显著。农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下降源于土地经营面积的减少。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由挤出变为挤入。领取养老金对老年人的健康保健支出、家庭储蓄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应通过准确定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改革退休年龄政策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的影响。

独生子女与养老决策:来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

始于1979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客观上外生地冲击了传统的“养儿防老”生育保障制度,由此当下政策目标也应引导群体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为例,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设计检验独生子女政策对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引致的农村单孩家庭父母新农保参保概率显著更高,并且独生子女政策对新农保参保的促进作用在低资本禀赋家庭、中西部和非“一孩半”政策实施地区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引致的农村单孩家庭父母有男性后代的概率更低、晚年收入更少、健康状况更差,进而可能促使其从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考虑到独生子女父母生育保障的结构性减少,以财政转移支付补偿代际经济转移,缓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压力,有益于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中的同群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和2018年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同群效应在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同村居民参保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个人参保概率显著增加0.129~0.174个百分点;(2)同村居民缴费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个人实际缴费额提升的概率增加0.654~0.660个百分点;(3)同村居民平均缴费档次提升1档,个人的实际缴费档次提升的概率增加38.4%~44.4%;(4)在一定条件下,大群组中的同群效应大于小群组;(5)女性群体、高学历者和年轻人群的参保行为具有更大的示范效应。这表明,社会规范和社会学习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

“新农保”对农业经营代际传承的影响研究

新农保是为农民解决"老有所养"问题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但新农保能否促进农业经营代际传递,有效解决"谁来种地"难题,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基于9省2 704份大样本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新农保对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承行为的影响,发现新农保对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承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尽管新农保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农村居民老有所养,并非为农业经营的代际传承而特意设计,但它对农业经营代际传承产生了非预期的正效应。

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预测及实证分析——基于甘肃省的调查研究

以政府财政投入为特征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以来,农民参保人数和参保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制度绩效明显提高。本文构建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精算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养老保险资金出现较大的收支缺口,未来各年度所需的养老保险金支出政府承担的财政压力较大,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的养老保险责任将会超出其相应的经济能力。为此,建议不断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合理划分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广东省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意愿调查

基于广东省新农保试点地区925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民的参保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东新农保虽然参保率较高,但近一半的农民是由于受制于"家庭捆绑式参保"条例被动参保。影响农民主动参保的原因主要在于保障水平过低,另外,投保职工险、不了解政策、收入低和经办手续繁琐也是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重要原因。政府需充分考虑农民参保意愿,改革新农保制度。

农民参保行为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释

通过梳理最近几年来关于农民参保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因研究范围差异和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不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互相矛盾。为对相关研究提供一个解释对话平台,从新制度主义角度提出了一个解释框架——制度场域。研究发现,在中国养老制度场域中,相关强制性法律条文对家庭养老制度进行了规制,社会互助通过共享伦理道德体系强化了家庭养老的观念,同时,通过向上的“捆绑条件”和向下的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伦理,新农保与家庭养老制度融合在一起。在制度互动的基础上,父母一方或双方年满60岁、主要在户籍所在地工作来获得收入、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数较少、所生活的社区互助频次低、对政府在将来承担更大养老责任持有高期望值、信任政府、地方政府对参保宣传力度大且能获得较多补贴的农民参保可能性最高。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整合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山西省祁县天居村的调查报告

当前,在新农保和城乡居民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整合实施背景下,山西省祁县天居村城乡居保的合并实施已经启动。本文通过调研收集的相关数据,对该村城乡居保的实施现状进行描述,进而分析城乡居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保障水平偏低、村民大多选择最低档次缴费、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难以保证、中青年村民参保积极性不高及城乡居保政策宣传不到位等诸多困境,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如:不断优化基础养老金增长模式并提高其水平;引导村民选择更高的档次缴费;科学设计,完善城乡居保基金的投资管理;引导中青年村民积极参保;加强天居村城乡居保制度的宣传解读。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与地方政府信任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提升政府信任和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参保农民对地方干部信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新农保这一公共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参保组,新农保明显提升了参保居民的政府信任;在考虑了遗漏变量、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参保组的政府信任水平。进一步,本文从"物质福利效应""社交福利效应"和"心理福利效应"的角度考察了新农保福利效应增进地方政府信任的途径,结果表明,参保初期,新农保政策带来的物质福利增加、社交福利改善和心理福利满足均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从参保的长期效应来看,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从长期看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新农保的实际保障水平和人们预期的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

湖北省“新农保”实施现状及其对养老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北省17个市2016年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2016年1月份对湖北省17个市的调研数据,首先通过对数据的统计描述归纳了湖北省"新农保"运行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接着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影响农民对"新农保"政策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是政策各方面的设置情况;最后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新农保"政策在湖北省的实施最终受益者是老人还是其子女,实证结果显示参保老人比不参保老人经常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机会比率下降49.84%,可见"新农保"在很大程度上使参保老人的子女收益,但是否提高了参保老人自身的福利状况,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亲近还是疏远: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滞后项回归模型探讨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村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显著增进了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父母参加新农保后,成年子女与父母日常联系的频率提高3.7%。此外,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农村父母新农保参与对中西部家庭、儿子、收入水平高和教育程度低的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产生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而健在子女数少的农村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产生相对较小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逐渐完善社会养老保险运行机制和提高保障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农村社会综合治理能力,进而稳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

“新农合、新农保”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提升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影响老年群体幸福感的诸多因素,从总体幸福感和情绪幸福感两个层面四个维度来衡量农村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个人特征角度,参加社交活动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个人生活习性对幸福感的提升也有一定影响,婚姻关系和子女关系是衡量老年群体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从新农合和新农保的政策影响角度看,参加新农合的农村老年群体对健康作出更积极的评价,但是参加新农合的时间长度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过去一个月的门诊次数和一年内的住院次数均对幸福感的四个维度产生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这说明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在农村较好地实现政策初衷;参加新农保显著提升了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能显著减少老年群体的消极情绪,提升积极情绪,有效提高老人的情绪幸福感。结论表明两种惠农政策都已经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政策效果。

新农保参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成年子女劳动力迁移为中介变量,利用CHARLS数据,采用Tobit面板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经济供养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发现:老年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会显著"挤入"成年子女的经济供养,使老年父母的经济福利水平得到双重提升;成年子女劳动力迁移行为在老年父母新农保参与影响成年子女经济供养行为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提升了老年父母经济福利水平。因此,要增强社会养老保险带来的福利效应,须在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和政策补贴力度的基础上,切实保障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合法权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在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构建和完善过程体现了与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契合,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政治优势中政府的关键推动作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仍不平衡、不充分,存在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差距大、其他养老保障收入不足、收入未用于养老现象明显以及参保意识不强等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需要加强政府作用,对特困老年群体实施兜底性生活保障,着力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减少对家庭供养的依赖,区分不同人群,合理把控与调整退休金增长幅度,保障农村老年人其他收入的正常获取与消费,不断提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增进农村老年人福祉。

新农保对农村老人预期退休行为的影响

随着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农村老人的养老和退休问题成为热点。使用2011年和2013年的CHARLS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新农保对农村老人持续工作意愿和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能够显著提升农村老人持续工作意愿(5.34%),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其影响方式主要是提升农村老人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从而通过劳动来实现美好生活,这种积极转变也被生活满意度和消费意愿的提升所证实。

新农保养老金能否缓解农村家庭医疗支出负担?——基于政策效果评估视角

一般来说,减缓农村家庭过重医疗负担的路径有二,提高医保共付水平和家庭支付能力。当前中国医疗保险保障水平较低,仅依靠医保不足以缓解农村家庭过重的医疗负担,于是转而关注“新农保”养老制度,能否提高家庭支付能力从而起到“意外的”缓解医疗负担的作用。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的微观数据,本文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实证探究了“新农保”养老金对农村家庭医疗支出负担的缓解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领取了新农保养老金的个人其家庭的医疗支出负担显著降低了约11.6%-14.2%,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也减少了约12.8%-15%,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低收入家庭更为有效。通过了四种有效性检验,充分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结果显示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型特点,为“新农保”政策的效果评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政策信任对政策参与及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以新农保政策为例

对公共政策的信任程度,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政策参与决策,还会对个体的长期经济决策产生影响。为分析这一问题,本文研究了政策信任度对农户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影响,并对比了政策信任度对参保与未参保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差异。在理论部分,本文使用生命周期模型,分析养老保险待遇预期对参保行为和家庭决策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待遇预期随历史待遇信息变化而调整,进而影响参保决策;因可以补缴参保,新农保待遇变化会影响未来预期效用,从而也会影响未参保者的决策;参保后,新农保待遇变化会通过影响待遇预期进而影响居民的储蓄和劳动力供给决策。在实证部分,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对理论进行检验,并以老农保参保、村庄参保率和待遇水平为历史待遇的代理变量。结果表明,历史待遇水平越高,新农保参保概率越高;待遇信息影响了参保和未参保群体的储蓄和劳动力供给。总之,政策信任度会通过影响预期来影响政策参与和相关个体的长期经济行为。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微观福利效应

提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精准性,对于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政策对象为视角构建“动机—行为—效果”分析框架,将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福利效应划分为参保、转换和给付三个阶段,将现有理论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针对参保者的三个阶段选取回归模型,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内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参保者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福利效应,且与风险因素、流动性因素和财富因素具有交互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根据不同阶段和影响因素,完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精准保障,在参保阶段通过加强自主性提高行为适配的精准性,在给付阶段通过加强统筹性提高影响因素适配的精准性,在转换阶段通过加强规范性提高政策执行的精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