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新进士樱桃宴考

大量征引第一手文献资料,以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对唐代新进士宴集活动之一的樱桃宴做出细密考证,勾勒出当时文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不论在国家礼仪(荐新或尝新)、社会风俗(赏赐和馈赠)方面,还是在文学领域(作为意象和象征),樱桃都占有显赫的地位,朝野上下均对樱桃的社会和礼仪功能十分看重,因此,樱桃宴成为新进士宴集中“尤重”的节目。

乾隆至光绪年间的新进士培养方式探讨

在雍正帝的改革进士培养制度的基础上,乾隆帝、嘉庆帝加以完善,确定了清代中后期的新进士培养方式,即除庶吉士外,将新进士分为分部学习、知县即用分发各省等类型进行培养、任用。嘉庆十年乙丑科成为进士以知县即用的分水岭。此前虽有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但没有成为定制。此后,进士以知县即用者不再候部选,而是均分发各省。这成为清中后期之定制。乾嘉年间确定了新进士培养方式之后,道光至光绪年间是推行阶段。清末施行新政,兴办学堂,同时改变新进士的培养方式,令新进士分别到进士馆和各省课吏馆学习。有清一代,不断探索新进士培养方式。通过对新进士的培养和锻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进士出身官员的从政能力。

新文化史视角下黔北遵义鼎甲楼及其进士文化探析

近十余年来,新文化史正成为中国史学新潮流。受此新潮流的推动,中国史学不断拓展新领域,正在形成新理论,逐步调整史学叙述。值此学术转型之际,科举学下景观学研究方兴未艾,研究对象从封建政府兴建的贡院转向底层民众普遍认同的科举景观,鼎甲楼就是贵州省民众普遍认同的科举景观之一。作为遵义历史上的重要科举景观,鼎甲楼将状元、榜眼、探花奉为神祗,进行科举崇拜,借此向社会传播科举文化。鼎甲楼是黔北遵义科举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崇拜的神祗具有特殊性,确立信仰之后当地杨兆麟巧中鼎甲,最终因时代发展而走向衰毁。黔北遵义鼎甲楼的特性反映出当地进士文化深厚,当地进士文化又对举业繁荣、区域文化、文化世家、当地教育等产生了直接影响。

清代朝考的类别及新进士朝考的性质探讨

"朝考"一词出现于清代。康熙朝已有"朝考"一词。至于顺治年间是否有"朝考"一词,有待进一步考证。乾隆之前,朝考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属于考职类考试,包括选用中书、笔帖式、誊录、教习的考试,贡监考职,咸安宫官学生三年一次的朝考;第二类是汉军捐纳即用人员的朝考;第三类是拔贡、优贡的朝考;第四类是新进士朝考。乾隆之后,朝考的类别有所变化,主要指拔贡、优贡朝考与新进士朝考。对新进士朝考的性质有争议。从进士朝考的内容、朝考的目的等方面考察,新进士朝考应属于科举考试范畴。

郭之奇抗清殉节的新材料

郭之奇（1607-1662），字仲常，又字仲长、正夫，号菽子，又号玉溪、云岛逸人等，广东潮州揭阳人。崇祯元年戊辰（1628）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土，转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提督会同馆，迁福建提学副使。南明弘光朝授詹事府詹事，隆武朝进翰林院侍读学士，永历朝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著有《宛在堂文集》38卷、《宛在堂诗集》6卷、

唐代安徽进士考补

笔者曾撰《唐代安徽进士考》(以下简称《进士考》),网罗进士及第者凡三十二人。年来翻阅地方志与唐代文献,又复捡得有关唐人科第者十二人,兹依《进土考》之体例,分三大区考述。文中不妥的地方,敬希读者指正。

唐进士乞旧衣略考

乞旧衣是唐代进士阶层的一种风俗。落第举子乞取及第进士(新进士)穿过的麻衣以求吉利;而从经济角度考虑,则可以节省科举考试的部分开支。

崔致远非“宾贡科进士”辨

崔致远是晚唐时来自友邦新罗的一位诗人,在中国唐朝生活、仕宦长达十六年之久。他以宾贡(异域贡士)身份荣登唐朝科第,并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刀笔为吏四年。首先阐释了宾贡的涵义,然后用翔实的论据证实崔致远不是“宾贡科进士”。籍此对历来说法不一的崔致远的进士及第方式作一考证式的探究。

宾贡进士崔致远和他的《桂苑笔耕集》

宾贡进士崔致远和他的《桂苑笔耕集》贾云ＣｕｉＺｈｉｙｕａｎｗａｓ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ｆｒｏｍＫｏｒｅａ（ｔｈｅｎｃａｌｅｄＸｉｎｌｕｏ），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ｅｓｅｒｖｅｄａｔ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ｅｍｐｅｒｏｒＸｉｚｏｎｇｆｏｒｏ...

进士科起源试探

进士科,是我国科举取士各科目中,十分重要的一科。关于它的起源问题,自唐宋兹于明清,以致于今日,虽然多数学者主张起源于隋朝,但亦有认为起源于唐朝者。鄙人不揣谫陋,仅就这一问题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的诸位师友、同志们。

《弘治宁夏新志》成书年代考

现藏于宁波天一阁的《弘治宁夏新志》刻本,普遍认为是成书于阴弘治十四年,(1501年),由当时宁夏巡抚王珣主修,宁夏乡儒进士胡汝砺编纂。对此,历代各家史志目录书籍以及现存的《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等志书多有著录和记载,明弘治十四年确曾编修过《宁夏新志》。问题在于,现藏于宁波天一阁的《弘治宁夏新志》是否成书于弘治年间,关于这个问题,一些专家、学者早有论述:

隋唐五代“宾贡进士”考

隋唐五代并无作为专门选举科目的“宾贡科”,外国士子参加进士科中第后,被称作“宾贡进士”。宾贡进士与中华进士同受科场风气影响,与知贡举官结成座主门生关系,对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宾贡进士以新罗人最多,与新罗的文教政策密切相关。宾贡进士授官、迁转与中华进士相同,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大国胸怀。

杨牢进士及第年分辨证

杨牢进士及第年分辨证杨牢，晚唐诗人。《新唐书·李甘传》附有杨牢传，略云：“河南人杨牢，字松年，父茂卿，从田氏府，赵军反，杀田氏，茂卿死。牢自洛阳走常山二千里，号伏叛垒，委发赢骸，有可怜状，仇意感解，以厂还之。……牢后亦推进士第。”按所谓“后亦擢第”，...

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

新罗入唐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都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穆宗长庆(821—824)以后允许异邦子弟应举,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导下,大量新罗留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进而可以在唐朝出仕任官。应举及第与出仕任官成为新罗留学生入唐的崇高目标与现实追求。在长时间的学习与任官过程中,其经史知识和文章写作水平比唐代前中期的新罗留学生有较大提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崔致远依凭其特殊的仕唐经历,在诗文写作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造诣。

《登科记考》补名摭遗

清徐松《登科记考》三十卷,取舍审慎,考证精密,参考价值甚高,是一部研究唐代文史必不可少之文献。然以一人之力,考一代科举之制,疏略在所不免。岑仲勉先生作《登科记考订补》,自后,施子愉、张忱石、卞孝萱等先生亦多有正补。笔者从事唐人考索工作,《登科记考》为案头之书,使用频率颇高。在使用过程中,时有所得。现稍为归类整理,分为"补名"、"摭遗"两个部分。"补名"是考书中所列有姓无名者之名,几十二人;"摭遗"是补登科而书中遗漏之人,凡二十一人。二者合计,共三十三人。

科举时代的《元》

如今各地高考之后，人们最关注的焦点莫过于所谓的“状元”，横向按科目分，有文科状文、理科状元：纵向按级别分，有省状元、市状元、县状元乃至校状元。众所周知，“状元”一词来源于我国的科举时代，最早是在唐代常科的礼部试后，进士第一名被称为“状头”或“状元”。（参见《唐摭言》）宋代科举中不仅进士第一名可称作状元，二三名也都可称状元；（参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但必须是全国性考试，而且要经过皇帝主持的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