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nd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of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Since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oil spill damage,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cuss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is regime. Based on the existing tworegimes, the writer tried to analysis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w regimes and foresee the trend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of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的巨额化与有限社会化分散机制

当前,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出现了巨额化现象,导致威慑过度与赔偿不足的双重困境。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巨额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侵权法的过度扩张,凸显了完善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法律制度的现实需求。要建立健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散机制,但社会化分散机制是有限的。这些有限的社会化分散机制包括侵权人赔偿梳理、责任保险制度和公平基金制度等。同时,还应适当限缩证券虚假陈述民事法,进一步发挥合同法对特定的专业投资者的救济功能,引入非故意的被告赔偿责任上限制度。

论高空抛物侵权场合公安机关违反调查职责的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规定了高空抛物侵权场合中“依法及时调查”属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违反该职责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在《民法典》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应回到一般法,即在《人民警察法》中予以确定。其中,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可经由《人民警察法》第50条引致到《国家赔偿法》中进行认定。当公安机关违反调查职责导致真正侵权人难以确定时,受害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可以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当符合《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时,受害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可以向违反调查职责的公安机关主张国家赔偿。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建筑物管理人应承担补充责任的影响,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主张的赔偿责任数额与其承担的补偿责任范围相同,受害人主张的赔偿责任数额是其从真正侵权人处获得的赔偿总额与建筑物管理人承担的补充责任数额及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的补偿责任数额相加之后的差额。

论侵害监护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相对于监护关系外的第三人,监护关系具有绝对、排他的效力,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属于绝对权,受到侵权法的保护。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构成对监护人监护权的侵害,侵权人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财产和精神损害。监护权被侵害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监护人为恢复监护关系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也包括因此遭受的误工损失等其他财产损失。侵害监护权的行为只有使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时,父母以及担任监护人的其他近亲属才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被监护人在脱离监护期间死亡时,作为监护人的近亲属既享有因监护权被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有权就被监护人的死亡向侵权人行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被监护人伤残的,只有被监护人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合理的奔丧费既符合民法典的规定,更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物权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裁判规则争议问题之再认识

需要受害人穷尽其他法律救济途径才能判令行政机关承担因登记错误致损赔偿责任的司法实践于法无据;物权登记错误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救济途径具有同等独立法律价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诉请依法裁判;司法实践和司法规范将以房屋登记为代表的物权登记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确立为过错归责原则缺少法律依据。确立结果归责原则理据在于:具有法律规范依据,更加符合《国家赔偿法》《民法典》立法宗旨;与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相匹配;结果归责原则并不要求物权登记机构承担绝对责任。将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责任作为一种补充责任涉嫌违反《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规定,也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根据物权交易民事侵权人与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实施故意侵权意思联络为标准,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责任可以分为份额责任和连带责任。

新型疫苗接种异常反应国家补偿责任之证成

附条件上市及紧急使用的疫苗是有别于传统疫苗类型的新型疫苗,无法直接套用现有的异常反应补偿责任模式;而其异常反应若得不到有效补偿,会使社会陷入接种迟疑,导致群体免疫目标无法达成。鉴于国家补偿责任的决定因素为公益性,主管部门“应种尽种”的劝导虽无法定强制力,但有行政权威背景下的事实强制力,且受种人对之具有信赖利益,因而对该类疫苗异常反应的补偿责任,不应比照非免疫规划疫苗由疫苗企业承担,而应与免疫规划疫苗一致由国家承担补偿责任,这也是国家承担宪法义务的体现;且该类疫苗异常反应的国家补偿责任也普遍为世界各国及地区和世卫组织所采纳,因而也有充分的比较法依据;而国家或国际合作平台替代企业责任后,疫苗上市后的警戒和采购控制对提升疫苗安全更起着关键作用。

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中劳务代偿的证成及其展开

劳务代偿的适用并不遵循修复责任的归责要件,且无法实现等值重建或更换受损生态环境的目标,其性质应为“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方式的执行(履行)方式”,而非环境司法普遍认为的替代性修复方式,故劳务抵偿的对象不以修复费用为限。其适用范围应明确为“自然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同时量化的损害数额不大且该责任人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案件。将劳务代偿作为生效裁判的执行方式,宜采用修改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模式明晰其适用条件、折抵标准、经济状况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等,同时需要探索建立劳务代偿执行方案制定和实施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优势,促成责任依法、全面履行。

论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

数字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与传统私法中损害的经典概念之间存在龃龉,使得个人信息侵权难以被损害赔偿请求权所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中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但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存在财产损害;同时,作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要件之一的严重精神损害也较少出现。个人信息侵权的实质是对人格利益,即人格自由与尊严的损害,从损害救济角度来看,传统的“损害”概念应当进行革新与扩张。故而,将非严重精神损害与升高的未来风险纳入个人信息侵权损害概念体系之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比较法解释基础。为了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和对被告予以充分威慑,文章认为,应当基于损害类型构建赔偿责任体系,淡化精神损害赔偿认定的标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确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小额损害最低赔偿限额。

智能无人机侵权的责任基础与责任主体的证成

智能无人机活动造成损害的风险较大,无法消除机器自主性失灵风险且会引发新的侵权种类,仍然符合高度危险活动的各项特征,其侵权规制仍应遵循严格责任路径。智能无人机自动飞行活动为机器自主性活动,其侵权行为应当被评价为物的侵权行为。由于人工智能自主性决策过程的不可解释性和行为逻辑的不透明性,智能无人机制造厂商缺乏对智能无人机侵权行为的事前预测技术能力,故产品责任适用于智能无人机存在发展中风险抗辩等制度缝隙,这将架空受害者的侵权救济路径。智能无人机侵权责任承担应当严守运营者责任路径,智能无人机运营者责任的理由由“危险责任主义”转化为“报偿责任主义”,其适用将与现行航空法侵权责任体系相统一,避免因技术应用法律风险的不合理分配抑制人工智能应用于航空器的技术创新。

云南省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现状及对策研究

云南省野生动物肇事频发,收集2014—2020年云南省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理赔等数据,结合州(市)肇事野生动物物种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比较分析陕西、贵州、甘肃、吉林等省关于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财政负担等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办法的规定。现阶段云南补偿工作仍存在着补偿范围有限、标准不一、程序复杂、经费不足等问题,结合现有国家补偿政策建议从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普法宣传、加强多学科研究、拓宽经费来源、简化申请流程等方面进行提升。

新《公司法》下失权股东的责任承担与救济

新《公司法》第52条建立了股东失权制度,取代了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除名制度。股东失权后其对公司债权人的义务和责任并未被免除。股东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应为债权人的代位权。股权被处理前,公司债权人仍可向失权股东主张其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失权股东向债权人承担责任的,原则上应允许失权股东复权。当公司和失权股东无法就复权达成一致时,应由公司享有最终决定权。无法复权的,失权股东可向公司追偿。股权被处理后,仅在股权被依法转让且新股东未实际缴纳出资的场合下,债权人才能要求失权股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即使股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此时也已无法复权,但有权向新股东追偿。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理论证成与规范重塑--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第191条

债权人利益频繁受公司管理层侵害,董事与第三人产生新的代理问题。在公司法语境下,有过错的董事在直接或间接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应承担责任。公司正常经营时,过错董事应对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司履行不能是董事担责的关键因素;当公司濒危,董事对债权人负有维持财产价值的信义义务,若公司财产不当减损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此时既满足侵权责任要件、亦有承担信义责任的基础,故此阶段过错董事担责是侵权责任与信义责任的竞合。同时董事与公司作为独立民事主体,过错董事应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且由于不同董事权力大小不同,宜对董事赔偿标准差异化设置以平衡董事利益。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难题与纾解之道——以《民法典》第996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996条对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令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以《民法典》第996条为中心,对其在学界和实践中的争议进行研究,发现该条存在责任属性不明确、对人格权外的精神利益保障不够完备以及相关标准界定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等问题。以责任竞合规则界定本条款有利于第996条与第186条的互相协调,对该条的“人格权”所包含的精神利益的范围予以适当扩大,能够使守约方的精神利益得到更全面的保障,对相关规定进行进一步细化,能够使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更易于适用,也能使该制度更加完善具体。

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金的折抵——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前提

惩罚性赔偿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其规范意旨在于实现“惩罚”这一目的。法律规范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限定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食药安全以及生态环境领域的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的侵权行为具有分散性,既往以填平原则为指导的民事责任无法实现有效规制。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金的共通性在于惩罚性,从违法行为人的视角来看,二者为其带去的痛苦一致,如果同时适用且不进行折抵,则将面临“双重处罚”的危险。过罚相当原则的坚守也要求二者进行折抵。惩罚性赔偿适用的领域与违法一元论具有天然亲近性,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视野下,该领域民事侵权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之间仅存在量的差异的特征,这也要求同为发挥惩罚作用的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金之间进行折抵。

论无效婚姻的损害赔偿

无效婚姻损害赔偿责任在实证法上的确立始于《民法典》第1054条第2款,该损害赔偿责任在信赖原理的指导下构建,其责任成立要件与法律效果都应在信赖原理下统一考察。在信赖方信赖的合理性程度与责任方的可归责性程度之间进行比较权衡,可得出责任成立的构成要素:信赖婚姻登记的效力,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婚姻无效的一方为无过错方;有重婚情事、未达法定婚龄或者明知具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一方为无效婚姻中的责任方。就损害赔偿的范围而言,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损害有同时获赔的可能,因婚姻无效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无过错方亦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风险社会条件下行政追偿模式的解析与完善

在国家赔偿与追偿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追偿制度的功能发挥不够充分,其规范化程度不足,实践成效未达至理想状态。问题的根源在于对行政追偿性质定位不明,制度功能层面存在认识误区。根据我国行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与追偿共同构成双阶层责任分配体系,在制度功能意义上应当实现分阶段运行的国家、公务员和受害人三方主体的利益平衡机制,因而需在整体视域下对两个阶段、三方主体予以系统性观察。目前在国家赔偿的“自己责任说”与“代位责任说”视角下的两种追偿主张均存在某种不足之处,而风险归责视角下的“组织责任说”能克服责任归属平面化、单一化的弊端,依“组织责任说”建构的国家赔偿与追偿的双阶层责任分配体系,通过统合自己责任、代位责任与混合责任,增强了该体系的适应性。从风险分配的视角重新审视过错界定,体现了行政追偿从外部责任向内部责任的转向,但行政追偿权仍然是法律明文授予的单方决定权,并非单纯的内部惩戒权。该项制度的功能在于以矫正正义为宗旨,对前一阶段国家赔偿责任的再分配。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刑事责令退赔的司法适用——以被告人责任承担模式为焦点

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涉案财物的处置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责令退赔作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手段,被告人退赔责任明确,有利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也关系到被告人的最终刑事责任。各被告人承担独立退赔责任,还是连带退赔责任或者混合责任,司法实务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各地法院适用标准不一,皆因独立责任和连带责任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独立责任模式的优势是避免共犯负担超出自己违法所得数额的退赔责任,实现共同犯罪违法所得的精准剥夺;连带责任模式的优势是能最大限度弥补被害人损失,实现共同犯罪违法所得的有效剥夺。司法实践不是简单地做加法或减法进行取舍,必须从责令退赔的性质和规范目的出发,考虑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殊性、平衡被告人与被害人间的财产秩序,确定合理的退赔责任,实现犯罪违法所得剥夺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的巧妙平衡。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救济漏洞及其填补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采取违法归责原则、无罪羁押赔偿原则,导致了合法刑事拘留不予赔偿、轻罪重判超期羁押不予赔偿、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未羁押措施不予赔偿等救济漏洞的出现,从而使得合法权益被侵害的受害人无法得到救济。根据危险责任理论,国家进行刑事追诉活动导致刑事冤案发生,无论是否违法,均应对受害人进行救济。与特别牺牲理论相比,危险责任理论的适用虽然会模糊刑事赔偿和刑事补偿的界限,导致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也被纳入刑事赔偿范围中,但其与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相符,可作为我国刑事赔偿的理论基础。为填补救济漏洞,无须制定单独的《刑事补偿法》,而应修改《国家赔偿法》,建立一体化的刑事赔偿制度,采用“外在统合,内在细分”的双层架构:在外部不应区分赔偿和补偿,而应先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在受害人取得救济后,刑事司法机关内部再区分赔偿与补偿,对违法行使公权力的刑事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追偿。

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困境与规范路径

作为直接修复无法实现情形下的一种补充性责任承担方式,替代性修复责任以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救济受损害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为目的。近年来,虽然判决承担替代性修复责任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加,但是囿于理论上与恢复原状混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体系化构建缺乏等原因,使得替代性修复责任在实践中存在适用泛化、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不明、修复方案的内容精细度不足等困境。规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路径,要从适用基础、选择标准和技术方法三个方面合理限定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边界;从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理顺替代性修复责任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从技术性与法律性角度凸显替代性修复方案的内容。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司法检视与反思——以涉刑事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为分析样本

在人身损害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作为受害者因精神利益减损而获得的金钱补偿,在受害者损失明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地位。而在侵权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仍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理论中存在拒斥与容受两种观点;刑事与民事法律体系的规定也截然不同,前者规定对该项主张一般不予受理,而后者则明确表达了支持观点。法律规定的不一致导致司法中广泛出现了同案异判的现象。文章以交通事故案件为例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问题进行实证考察,归纳梳理出两种观点在司法中的具体表现及法律适用的区别。通过批判性分析拒斥观点的弊端及容受观点的正当性,进而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制度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