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思想资源——诸子学的兴起与孔子形象重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共生系统,先秦诸子和曾经定于一尊的儒家经典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合共生的创新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蕴含着自我更生与创造性自我转化的可能。晚清诸子学的兴起,开启了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先河,新文化运动健将发掘诸子的现代精神,挖掘被压抑的诸子思想资源批判儒家文化及孔子思想,建构了儒教“吃人”“专制”“复辟”的形象,重构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孔子形象,可谓利用传统反传统。就此而论,五四时期并非全盘反传统主义,实质上是有选择地反叛。

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普遍主义还是非普遍主义

儒家是一种典型的非普遍主义,因为它尽管坚信自己学说是终极真理,但认为这真理与实际生活的变化过程内在相关,依靠健全的文化生态而存活,并且否认任何普遍主义的更高标准的有效性。所以,在当今的文化间交往中,儒家会主张一种真实的对话态度:既不参与任何你死我活的文明冲突,不搞普遍主义的竞赛与对抗。儒家坚持一种"允许中止交往"的对话原则,即对话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中止可能的和现实进行着的交往,如果它感到这种交往威胁到了它的原初文化生态的话。也就是说,文化间对话必须以保障对话的任何一方的文化独特性、他者性为前提。

儒学是人类中心主义吗?

儒学主张“以人为中心”,是指以人的问题为中心,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主宰、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儒学提倡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特征的德性主体,不是提倡以人与自然分离、对立为特征的认识和价值主体。儒学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同情、尊重一切生命的生存与权利,以“万物一体”为最高追求。

孔融思想简论

孔融思想以儒家为主,非儒思想相当程度是对曹操专擅的无计可施的傲诞反应。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占据他的头脑,非儒思想从没能真正成为他行动的指南。孔融的非儒思想是在主体无意识中创造出来,但具有可贵的价值。

“政治儒学”抑或“政治的儒学”——论儒学在当代的政治姿态

"儒学在现代"(而非"现代儒学")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处理新时期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非政治的儒学"与"政治儒学"代表了两种极端解决思路:"非政治的儒学"虽然坚守住了儒家"内圣(曲)通外王"的整全视野,但却违背了政治生活的本性(即外王事业无法完全化约为内圣功夫);而"政治儒学"却将内圣外王对列并举,虽然看到了政治生活的本性,但却丢失了儒家的整全视野。基于前两者的经验,可以提出一种介于"非政治的儒学"与"政治儒学"之间的"政治的儒学"观念,即通过把"内圣外王"理解为一种"言辞上的乌托邦",既要保存儒家的整全视野,又要尊重政治生活的本性,以此作为一种儒学在当代的合理政治姿态。

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力量生长的困境与趋向探析

透视明清社会救济史发现,国家荒政的衰败和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的加强,由乡绅倡率的民间社会救济活动不断兴起,但民间力量的生长空间在于不能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在中国传统文化笼罩和社会层级结构固化中的民间社会救济力量,断然不能成为公民组织成长和公民社会形成的"基因"。"双回归"——慈善救济活动回归社会事业本位、政府回归其仲裁者和监督者本色的总趋向,仍将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传统武术的非体育属性——马保国现象的喜剧性

传统武术钟情者马保国脆败于王庆民一事已成为一种公众事件,事件给很多中国传统武术关注者带来了心理冲击。马保国事件及其后续效应再度衡量了中国传统武术的本体价值,中国传统武术是一种充满喜感的戏剧而非体育,这种喜感精神是道德国家之特殊文化存在。中国的道德基础源于儒家的道德观,其核心是原始禁忌,其设计主体是史官或巫师,其文化主体是喜感元素。马保国的武术其实是一种民间杂艺的拼合物,与富有攻击力的尚武之术并无关系。马保国的人格也属于表演人格,其所捍卫的仅仅是一种喜剧的游戏性而非体育的科学性。中国人并不太喜欢纯而又纯之文化产品,马保国最终获得了民众的高度关注,与其极端捍卫中国本土的混成式演艺文化有关。

吴虞与“‘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称——以“艳体诗”事件中吴虞的“八条”为中心的辨析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称号常用来指认吴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具体到影响吴虞晚年甚深的"艳体诗"事件时,有些论者以为他自己并不赞成这一称号。文章重返"艳体诗"事件的历史语境,对吴虞常引人误会的回应文章——即他自谓的"八条"——进行审慎辨析,并将考察视野拓展至吴虞"艳体诗"事件前后的行为、思想,认为吴虞对自己的反孔斗士角色有着清醒认知,对"‘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不是不赞同,而是非常珍视,他当年在"八条"中的相关言说,只是在论战中采用的一种策略而已。

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儒家生态哲学定位问题新探

儒家生态哲学难以用“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加以定位,其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解遵循着“理一分殊”的原则: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关联性和共通性,人是自然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与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人较之于自然物具有构成上的优越性与价值上的优先性,人物之间体现出价值差等层级,这一点与西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存在对话的可能。

儒学的伦理—非伦理“悖论”与人的全面发展

儒学是以性善论为滥殇,片面凸现人格系统中的伦理因素,偏重于从伦理视角进行理想人格设计,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强调重义轻利、重理轻欲等道德价值,从而被赋予伦理主义乃至泛伦理主义特质。儒学也将非伦理因素视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强调人的智、志、美在人格结构中的地位,它所推崇的圣贤人格也具有非伦理品格,因而它也注意到了人的非道德品性、修养和境界。儒学的伦理—非伦理"悖论"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但它过于偏重于人的道德层面,也会压抑人多方面才能和个性的展现,不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

“时间”观念何以可能——从“无间性”到“有间性”

既有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观念已经受到了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是用另外一种现成的时间观念来代替它,而是追问任何一种时间观念是何以可能的,亦即揭示一切时间观念的本源,从而重新给出时间观念。通过对现象学、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时间观念的分析,可以发现,时间观念产生于从"无间性"到"有间性"的递转之中,而此"无间"即是"当下",亦即生活本身或存在本身。由当下释放出过去与未来,于是"历史"、"传统"等观念才得以可能。这就是生活儒学的时间观念。

中国传统生死观探析

从中国传统的生死观的探析中,比较和分析理性主义生死观与非理性主义生死观、享乐主义生死观与重视精神价值追求的儒、墨两家生死观的异同,挖掘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生死观的传统生死观资源,促进大学生热爱生命,显示生命意义,提升人生境界。

契嵩“非韩”说析论

契嵩的《非韩》《辅教篇》《中庸解》是其捍卫佛教生存的护法代表作。《非韩》彻底确立了契嵩在北宋学界儒僧的崇高地位,更是其儒释融会、援儒卫佛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契嵩《非韩》的全面"非韩"中,契嵩站在反儒家经术的立场,从多个角度对韩愈进行了批判。其中,所占篇幅最大的当数对《原道》《原性》的批判。在系统激烈的"非韩"过程中,契嵩全面借用了儒家典籍经论,并且完全站在儒者的立场上以儒批儒,有力回击了当时学界空前的排佛浪潮,达到了"非韩"的目的。同时,契嵩的"非韩"在客观上促进了儒家对自身学理的反思和深掘,重新诠释了儒家的经义,开启了儒家义理向内圣与本体、心性发展的新维度和理学方向,在对后世理学产生影响的同时,更促进了北宋中期儒学的历史发展。

利玛窦儒学观的困境与张力

从记载文本来看,利玛窦从自身对宗教的体会出发,曾经把儒家列为中国的三种宗教之一。随着利玛窦本人对儒家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利玛窦做出了儒家非宗教的判断,这种判断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较大的关注,但是从一个较长范围来说,仍然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利玛窦敏锐地认识到儒学发展的阶段性,肯定"先儒",批判"后儒",但是没有看到中国儒学发展的连续系,也没有看到中国儒学发展断裂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利玛窦儒学观的内在张力。

先行于西学踯躅于理学——郭嵩焘"本末"思想评析

中西差异在郭嵩焘的意义世界里并没有本质区别,他反复陈述的"本末"说的悖论在于:似乎抓住了西方富强之本,要取法西方政治制度,甚至要改革风俗人心,其实他不过是秉持湖湘经世文化中理学的精髓,对西方政教大本作出了一种传统东方式的道德化解释,认为西方也有可以媲美于中国的政教文明,这是其思想逻辑所在;"本末论"成为否定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的理论。郭嵩焘没有越出儒学的思想樊篱。

安乐哲、罗思文对《论语》的现代化诠释

安乐哲、罗思文的《论语》翻译是对孔子伦理思想颇具特色的哲学阐释。与“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1)的经学传统观点相比,其把孔子的话语视为特定语境下“非本质主义”的“事件性”叙述,将儒家伦理诠释为生活哲学、行动哲学、实践哲学、过程哲学,抹平儒家伦理思想的抽象性和普遍性(2)。这种致思方式当与西方社会文化及哲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反形而上学、“反理论”思潮,以及西方思想界对文化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有密切关系。这代表一种不同于我国传统儒学的诠释倾向,对儒学现代化研究有重要的启示。

“子学”空间中的近代文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文学在创作水平上与古代文学难以相比,但在推动社会变革上却有此前文学难以企及之处,个中缘由为近代知识分子将社会变革的重任假学术和意识形态之手赋予文学,形成"学术——意识形态——文学"这一文学生成模式,与古代文学纯个人抒写绝然不同。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兼具传统功名与初步的西方文化素养,秉持"援西入中"学术观念,传统儒学"经世"意识被赋予新内涵,推动近代"子学"爆发,"实用"观念因之成为意识形态核心要素,对近代文学生成产生决定性影响。

儒家无讼思想探略

以儒家为代表的东亚汉文化圈中 ,存在着一种注重和谐、倡导无讼的传统法律文化氛围。对儒家的无讼思想 ,不能简单肯定或全盘否定。只有揭示儒家无讼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对法制的影响 ,弄清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并将之与西方泛讼思想进行比较 。

“超越性”还是“非超越性”——安乐哲儒学天道观论析

针对现代新儒家肯定儒家天道之"超越性"的观点,安乐哲主张儒学天道观以"非超越性"为基本特征。在他看来,儒家"非超越性"的天道观肯定世界的多元性,认为天道是过程性的、开放的、和谐的"共同创造性"。这种主张揭示了儒学基本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拓展了儒学传统现代诠释的理论空间。

北齐隋唐之际的“河东”及其文学文化特色

"河东"历史文化研究的客观现状与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相符的,在北齐隋唐之际尤其如此。文章试图还原这一阶段的"河东"文化之形态,基本上沿着一个由文学文化现象到文化内质认识的逻辑辩证过程来呈现主体内容。其中王通的"河汾之学"与"儒道更新"的问题又是围绕着儒学来展开的。隋唐之交的儒学面貌及其中所涉及的汉族与非汉族的文化关系问题,又是解决历史上的"河汾之学"多重疑问的一个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