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个人数据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对大量个人数据的处理。只有妥当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目的限制原则和有关个人知情权、决定权的规则,才能有效保障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目的限制原则包括“两肢”,一是处理目的自身的限制,二是处理目的对处理方式的限制。目的限制原则与人工智能发展之间有紧张关系,面临适用困境。该原则丧失实效,既会造成最小必要原则等多项原则难以适用,又不利于个人知情权、决定权的行使,还易致使个人数据交易欠缺自愿性、公平性。我国目的限制原则采用“宽进严出”模式,个人数据处理者不必将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中对个人数据的每一步处理活动加以披露,而是应分别披露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制作用户标签和画像、提供个性化服务等不同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并揭示其各自风险。经由人工智能制作用户标签和画像的,属于个人数据处理活动。该处理活动只有同时包含体现公平价值的设计,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此外,还应构建程序性规则以保障个人能够以集体的方式行使个人对标签、画像享有的有限决定权。

人形机器人数据处理目的原则的再审视

人形机器人产业对数据的需求量急剧扩大,使得提前预知处理信息的目的变得更为困难。产业链条更为复杂与场景更为多元也给规制带来新挑战。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越来越不具有确定性,个人信息二次使用规则的缺位以及目的原则的判断标准不一,都要求从体系上对目的原则进行重新审视。将法律直接转化为代码面临重重困境。按照人形机器人的不同应用场景先行引入标准,摒弃水土不服的兼容性规则以及维持研究目的的开放性,是在技术快速变革的社会中把握支持性结构与适应性流变之间平衡的重要路径。

“规范保护目的论”: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的新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面临的挑战需要探究新的应对策略。面对反垄断文本模糊引致规范准确适用难题、文本竞合造成规范选择适用障碍的双重挑战,“规范保护目的论”因其发展轨迹及外在功能,可为解决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的挑战提供有益借鉴。出于尊重差异、预防滥用的考量,“规范保护目的论”适用于反垄断领域应遵循类型化的基本要求。依循数字经济时代垄断纠纷与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之间的关系,可得出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领域“规范保护目的论”的三种场景化适用路径:文本明确时补强适用、文本模糊时解释适用、文本竞合时选择适用。

和谐共生理念在动物保护立法中的实践——兼论中日动物保护的交流与互鉴

日本于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进行系统性的动物保护立法,二战后,经过一系列法律修改与调整,形成了健全完备的动物保护立法体系。日本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化呈现因时因事而制的法治动因、和谐共生原则的法治宗旨、系统监管机制的法治效力以及多元协同参与的法治效能的特点,对于我国各类动物保护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质言之,我国尚未制定以尊重动物生命为目的的动物保护法律,现行动物保护法律法规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健全、和谐共生理念不足、多元参与体系不完善等困境。鉴于此,借鉴日本动物保护立法的有益经验,立足我国国情,未来应从健全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动物保护立法目的彰显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理念、完善多元参与体系以及加强国家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着手,希冀为我国完善动物保护法治有所助益。

侵占不法原因给付物的认定困境与规范路径

不法原因给付所致的民事保护限缩效果具有不法给付行为和主体的规范侧重,投射于刑事可罚性层面,对不法原因仅在受领人单方及受领人不法程度更重时,不能对侵占行为予以绝对限缩甚至湮没。前置民事规范对越轨行为与不法状态的矫正主要通过干预理性经济人间的财产关系予以实现,而后置刑事规范,其所聚焦的主要关系不再为私人主体间利益冲突与平衡,而系国家作为公权力主体与越轨行为人之间的公私二元对立,转向对挑战法秩序的越轨行为予以更强制化规制与预防的新维度。民刑规范在以宪法为基石的法秩序体系中虽然具有适用顺序位阶、规制目的侧重等层面的不同导向,但其适用均以消灭并矫正与法秩序相冲突的不法行为及状态、维护巩固法秩序的稳定为共同指涉与依归。民事前置法对不法给付人与不法给付行为单方侧重性规制与预防,不能实质性矫正不法受领后逾越法秩序的不法状态,其规范目的的侧重所显现的局限性需通过后置刑事规范予以补足。

数据处理目的改变之法律挑战与对策

目的限制原则要求信息处理者对数据进一步处理不得与初始目的不兼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该原则发起了挑战。大数据分析使用不同的算法分析数据,人工智能通过对所持有的数据进行训练,要求重新使用数据创造新的价值。改变数据处理目的,须在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保护、风险控制与促进创新之间构建一个新的平衡。为了给数据的进一步处理提供一定的灵活性,通过场景一致性构建兼容使用理论;为科学研究、统计目的使用数据推定具有兼容性,从而释放大数据分析的价值,并提高法律的可预测性。更进一步,通过代码塑造数据处理目的改变再次利用数据的行为规范。数据的设计和默认保护理念认为代码架构可以通过数据处理场景,将目的限制原则内置到信息系统当中,通过组织和技术保障措施确保数据重新使用具有兼容性与合法性,并保障数据安全。

口粮与利润导向如何影响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兼论环境意识的调节作用

本文探讨了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背景下,种粮目的对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作用机制以及环境意识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基于2021年湖北省1103份稻农微观调研数据,从口粮和利润视角分析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调节机理,并将环境效用纳入了稻农行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Logit模型进一步分析种粮目的和环境意识对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口粮导向和利润导向的稻农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利润型稻农更倾向于施用生物农药。2)环境意识对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药认知能够显著促进利润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而环保态度对口粮型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3)不同资本禀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环保态度对高教育水平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更显著,而农药认知的正向调节作用存在于低教育水平稻农中;环保态度对低收入水平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农药认知和环保态度的调节作用也存在于低收入水平稻农中;环保态度对土地细碎化程度较低的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更显著,而农药认知的正向调节作用存在于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的稻农中。据此,本文提出要根据稻农种植目的制定相应的生物农药推广措施,制定阶段性生物农药培训内容,提高稻农对生物农药的认知,加强稻农的环保意识,打造农业技术交流平台,进而促进稻农施用生物农药。

论个人信息处理目的要求的客观范式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行为应“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该目的要求缺乏足够明确的释义。过去研究中形成了告知同意进路、目的特定原则进路与目的正当性原则进路。告知同意进路因其自身缺陷已广受批评,目的特定原则与目的正当性原则背后体现了截然不同的分析范式。目的特定进路下目的的确定和明确仍然通过处理者自我监管来实现,这种主观范式本质上寄希望于个人充分获得信息以真实同意,忽视了个人面临信息收集时难以冷静理性的事实前提。目的正当性进路要求查明真实处理目的,这种对目的的主观理解既不具备可操作性也不符合比例原则原理。客观范式区分“目的要求”作为处理者自我监管要求与作为客观审查标准的两种面向,要求审查者根据处理行为中的处理范围、个人信息类型等客观要素来判断处理目的,并明确处理目的的实质规范内容即追求的法益类型和实现程度。

行政合规裁量扩张论

行政合规裁量扩张论将行政合规中行政机关对企业减免处罚的行为,视为行政机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规定,但符合法律规范目的情形下,所作出的扩张行政裁量的行为,从而消除“行政权不可处分”原则与行政合规之间的龃龉。行政合规裁量包括契约裁量和处分裁量两阶段构造,是否合意构成了契约裁量与处分裁量的界碑。合规契约不具有执行力,行政机关有权裁量契约要素在合规处分中的比重,故合规行政处分仍是单方行政行为。行政合规裁量扩张应满足裁量授权规范的保护目的;把责任从企业外部有限度地转化到企业内部,实现实质制裁;在处分裁量后,再加上非类型化监管行为。对此,应基于规范保护目的,明确行政合规裁量扩张的界限,从而实现法益保护与规范效力的保障。

论个人信息保护“目的限定原则”的兼容性标准

[目的/意义]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目的限定原则,规定信息处理者的处理行为须与初始收集目的间具有直接关联。然而,严格的直接关联性标准过度强调个人对信息的支配与控制,难以因应大数据时代下信息流通利用的现实需求,亦无法在法律实效层面真正实现对个人合法信息权益的有效保护。因此,确有必要对目的限定原则的适用标准进行优化。[方法/过程]通过参考借鉴欧盟立法中的兼容性标准与最新发展,归纳构建以关联性评估要素与风险性评估要素为内核,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差序适用的本土化兼容性标准。[结果/结论]目的限定原则采取兼容性标准能够合理放宽目的限制的程度,为信息处理行为预留柔性缓冲空间,平衡个人信息的流通与保护。

未婚母亲权益保障的宪法学审视——兼论我国宪法中母亲保护条款的解释方案

我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母亲受国家的保护。有学者主张“母亲”的宪法内涵包括未婚母亲,这可能为未婚母亲向国家寻求自身权益保障提供直接的宪法依据;但该条款并未明确“母亲”的外延界限,又缺乏明显的基本权利特征,因此有必要进行宪法解释。母亲保护条款具有基本权利面向,“母亲”在制宪原意中是受制于“婚姻、家庭”的法律身份,并非单纯建基于生育事实。而以生育行为作为切入点,也能从婚姻权推导出“婚姻、家庭、母亲”之间的社会关联必然性。母亲保护入宪滥觞于《魏玛宪法》,自1936年《苏联宪法》起逐渐累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传统,在我国宪法史上则由产妇保护演变而来,其历史脉络能为上述解释方案提供佐证。母亲保护主体限制的合理性还能由维护母亲在家庭秩序中的个体自由,以及平衡家庭稳定与婚姻自由等立宪目的予以证成。尽管未婚母亲难以诉诸我国宪法中的母亲保护条款,国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义务与人权保障条款等解释路径仍可能在宪法框架内安顿未婚母亲权益。

论我国行政刑法立法型构的空白预留限度

行政刑法规范罪状的部分内容须与之相衔接的行政法律规范填补,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刑法入罪口径过宽的诱因。自1997年我国进入刑法典时代后,刑法虽经历数次修改,但行政刑法“口袋罪”问题不减反增,刑法甚至在某种程度成为前置行政法的升格罚则。这同时也导致了犯罪圈的过度扩张,进而加剧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分化。在对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概念化路径检讨的前提下,立法层面选择类型化路径能够有效限制行政刑法泛化的负面影响。立基于此,行政刑法的立法应遵循行政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原则与明确行政刑法规范保护目的之原则,以此明确行政刑法与其前置行政法规之间的关系,为行政犯罪状边界提供立法准则。在具体立法类型化的实现方式上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基本立场,从整体法秩序的角度协调行政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间的“规范保护目的”,根据不同的规范目的在罪状中确立“规范保护目的”及规范背后反映的法益保护程度,结合罪量因素对罪状进行分层设计,达到限制行政刑法立法空白预留限度的效果。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合同效力关系的省思——基于规范保护目的视角

司法实践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合同效力关系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刑民规范的适用是独立关系;二刑民规范的适用是掣肘关系。学理是司法的支撑。就该问题而言,实践分歧的理论原因是在应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时对规范保护目的一致性的认知有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应持客观目的解释论立场,主要采用功能主义的解释方法,兼顾具体时空背景,进行阶段式的解读。而规范保护目的一致性的评价方法应落脚于法的价值选择的一致性。当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为保卫商业银行的货币专营秩序与稳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秩序时,选择了法的秩序价值,与合同效力规范保护目的相抵触,为了实现法秩序合目的统一性需牵制适用两规范。当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为维护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信赖秩序时,选择了法的自由价值,与合同效力规范保护目的相契合,可独立适用两规范。

走私麻精药品犯罪案件“医疗目的”之认定

当前,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案件呈多发态势,严重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和公众健康二元法益。“医疗目的”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对涉毒犯罪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对于“医疗目的”的认定,应基于法益保护角度,聚焦“医疗目的”的文义解释与法理解释,准确判断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是否侵害公众健康。在办理案件时,应根据行为人自诉疾病、药物用途、购药原因,分类审查行为人是否确诊疾病、药品是否对症治疗、是否自用等要素,合理构建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案件“医疗目的”之认定标准。

面向患者的医疗信息系统隐私保护访问控制模型

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带动了医疗机构的信息化建设,与此同时安全与隐私问题也成为医疗信息系统(HIS)的重要需求。在RBAC模型的基础上,提出面向患者的隐私保护访问控制模型。该模型支持患者根据自身的隐私偏好定义个性化的访问控制策略,有效地解决了患者敏感数据的泄漏问题,满足了患者的个性化隐私保护需求。

太湖湖内综合治理技术

太湖流域水污染严重,加强治理刻不容缓,除加强陆域污染源(工业点源、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治理外,湖内生态治理已是关键.对污染底泥采用生态疏浚,清除表层0～40cm高营养盐含量的表层沉积物,减轻底泥释放的二次污染.依据陆生植物的养分吸收特点,采用水上种植技术净化富营养化水体,美化水域景观.加强对流域湖泊湿地、河流湿地和河口湿地的保护和建设,实施滨湖水生植被修复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中日共犯问题比较研究概说

共同犯罪作为一种对社会危害显著的社会法律现象,历来都是各国立法、司法和理论界关注的重心之一。对于如何界定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如何处罚共同犯罪中的参与者,各国立法和理论各不相同。基于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观,我国共犯制度的设定目的是要解决多人共同实行某种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将哪些参与者作为犯罪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不同的行为人,如何使其承担与其地位与作用相当的刑事责任问题;日本共犯制度设定则以“构成要件”为中心,重视共犯与正犯的区别,如何解决共犯者的犯罪成立条件是其核心课题。这种不同取决于两国刑法所选择的价值取向上的不同,我国的共犯制度倾向于保护价值,而日本倾向于保障人权。

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立法宗旨集中地体现了一部法律的基本价值判断准则。从《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的激烈争辩可以看出,立法宗旨问题关乎我们对劳动合同法的定位以及对其根本性质的认识。在承继劳动法立法宗旨的基础上,倾斜保护的社会法思路应该成为劳动合同法的基本指导思想。

我国土地用途管制之耕地保护绩效的定量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模型 ,以软件Eviews为分析工具 ,以农业大省山东省为例 ,首次对土地用途管制在耕地保护中的绩效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 ,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后 ,每 1万元基本建设投资可节约占用耕地 0 .0 0 195hm2 ,1998-2 0 0 2年 ,山东省共节约建设占用耕地 80 43 0 .48hm2 。但GM( 1,1)预测结果表明 ,到 2 0 10年 ,山东省耕地保护形势仍然非常严峻。据此文章提出了政策建议。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公共利益——以网络竞争纠纷为例

公共利益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目标。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公共利益本身的不确定性,公共利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公共利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下主要体现为一种不被扭曲的竞争秩序。立足司法实践,以公共利益的内涵为基点,厘清反不正当竞争法下公共利益保护的历史脉络,将公共利益的主体限定为具有竞争关系的某一领域的大多数人,公共利益的内容为保护不被扭曲的竞争秩序,公共利益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作为判断竞争行为正当性的标准和促进公平竞争两个方面,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双重变革,以期给予公共利益较为完善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