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蒙元时期边疆屯垦经济的发展、南北差异及环境成因

屯垦经济是古代边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蒙元时期,边疆屯垦经济的发展不仅成效巨大,而且南北边疆呈现出显著的发展差异和趋势特点。究其原因,运用气候变迁、生态平衡与非平衡等研究视角可以发现,中世纪暖期气候转向小冰期,以及由此引发的南北边疆生态环境不同变化和生态系统(平衡与非平衡性)对屯垦生产影响制约作用的改变,再加上由此带来的疫病影响等因素,是造成这一时期南北边疆屯垦经济差异发展的主要环境成因。

元初女真文人的南方任职与民族文学交融——以夹谷之奇、奥屯周卿为中心

元初奥屯周卿、夹谷之奇等到南方任职的女真文人,对战乱后南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恢复做出了贡献。他们携带着北方文化底蕴与民族性格的南方书写,与南方名士方回、戴表元、黎廷瑞、汪梦斗、赵孟頫等人的酬答题赠,带来了南北文学风格的新变;他们对北方文献的南传和南北文学理论的融会也带来新的促动。他们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南北方的民族隔阂和文化隔阂,有效地促进了南北文学、民族文学的交融,为下一时段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

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

明朝建立后,元朝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东胜地区处于明与北元斗争的前沿,洪武四年,明朝先于此地初建东胜卫,洪武五年以后内迁大同,洪武二十五年复于原地增置。这一过程反映了明与北元复杂的斗争形势。洪武后期,东胜卫的存在大幅度北移了明朝的边防线,是明与北元实力此长彼消的最终产物。因此,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东胜卫变迁是明朝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对边防体系做出的合理调整。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明初北边边防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

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在以往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的基础上,通过勤奋劳作和改进生产力,经济状况良好。粮食、桑麻、纺织、冶铁、煤炭、商业等方面仍呈发展势头,又强化了官营手工业、畜牧业等优势。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并未随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并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

买的里八剌与脱古思帖木儿

北元—蒙古第二位皇帝脱古思帖木儿究竟为何人,学界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第一位皇帝爱猷识理达腊之子,即曾被明朝俘虏后又被送回的买的里八剌,一是爱猷识理达腊之弟,即元末帝惠宗(顺帝)妥贴睦尔之子。本文考证应为爱猷识理达腊之子买的里八剌,希望进一步解决这一长期搅扰不清的问题。

宋元时期中国西北东部的冷暖变化

根据历史文献中的作物种植界线、种植制度变化、植物及异常气象水文物候等记载,并辅以树轮、湖泊沉积等自然证据指示的冷暖变化状况,分析了宋元时期(960～1368A.D.)我国西北地区东部的冷暖变化特征。主要结论是:960A.D.前后,西北东部地区冷暖程度与今(即1951～1980年)基本一致;960s～1040s,气候逐渐增暖;1040s～1110s,气候较今暖;1110s以后,气候转冷;12世纪末,气候又再次明显转暖;1260A.D.之后,温度下降,自13世纪末进入寒冷期。西北东部的这一冷暖变化过程不但与毗邻地区湖泊、特别是树轮等所指示的冷暖变化过程较为一致,而且与中国东部地区的冷暖变化也基本一致,但13世纪后期的降温幅度较中国东部更为明显。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七十年发展变迁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前的华北人民监察院(1948—1949年)肇始,至建国初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1954年),再到“五四宪法”颁行后的监察部(1954—1959年),中经行政监察制度的重建和探索(1986—2017年),最终经过2016年迄今的监察制度改革形成了新的监察委员会制度。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围绕人民性、独立性、实效性等核心命题,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实现廉能统一,在保持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之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之路。

元代的中朝朝贡关系

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在中国历代朝贡关系史上别具特色，其主要特征就是以确认君臣主从关系为核心，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朝贡的礼仪象征性则大为降低。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制度对中朝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

宋元时期北方地区海港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宋元时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期,沿海地区的各港口在这一时期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从考古的视角,可以发现我国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海港不仅兴衰有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或已构成了对外贸易和对内转运的两大体系。但是,宋元时期北方地区政治形势不稳定,在北宋和辽、南宋和金以及元代三个时期,北方海港存在着功能和区位的转换,并最终在元代以直沽港的兴起而定型。

试论元代北方草原文学的文化融合

元代是中国古代多元文化交融、融合最为活跃的时期,疆域的无比辽阔、“两都制”的建立、儒家学说的逐步深入人心、传统“华夷之辨”等观念的逐步消解、多种宗教文化的并存共生,使元代文化交融奠定坚实土壤。文化融合深深影响并推进着北方草原文学对美的追求与实践,主要体现在文人创作队伍的民族融合、文学活动的民族融合、审美追求的文化融合等方面。

北宋寺观政策与数量探析——兼论《谈苑》“今三万九千寺”的“今”字指代

"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今三万九千寺",这是记载北宋寺观数量的重要史料之一。通常认为"今"字指"嘉祐三年",以此为据,得出北宋真宗朝至仁宗朝寺观激增、佛道膨胀的历史结论。然实际情况却是本时期寺观数量不仅未见激增,僧道人数反而出现骤减。这一寺观数量的巨大变化,系因统计方式和范围不同所致,并非社会现实变化的真实反应。史学研究者忽视政治运行及社会现实的实际状况,单纯将数字拿来说明问题,这违背了史学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略论梁辰鱼之考订元剧

梁辰鱼考订元剧,可以视为他效仿魏良辅再度改良昆腔的工作之一,这为他自翻新调作了准备,也是新昆腔得以运用于传奇创作并被搬上戏剧舞台的重要保证。梁氏考订元剧的主要成果表现在杂剧《红线女》的创作上,此剧为《浣纱记》的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宋元时期闽北青白瓷造型特征及其演变

宋元时期,闽北三明中村洄瑶窑、光泽茅店窑和光泽下史源窑的青白瓷以生活用瓷为主,在创烧期造型规整严谨,鼎盛期造型粗糙简略。具体在成型工艺上,由规范走向粗糙草率;在器物各部位造型上由规整严谨、各部位比例恰当走向粗糙简略,各部位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在装饰造型上由在器物内外壁刻、划几何纹走向在器物内底模印花卉纹。这些都说明宋元时期闽北青白瓷的生产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史上重要一环,但其实现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清帝退位之前,全国大多数省份主张共和,反共和的省份尽管不多,但其力量及地理位置都不容忽视。面对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为了尽快结束南北纷争的局面,袁世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小心试探,利用北洋集团的能量,对北方反共和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谋划,说服和软化忠清的官僚士绅和军队接受共和,为清帝退位作了外部的准备。

古典曲论中“重北轻南”现象之考述

"重北轻南"是中国古典曲论中长期存在的观念,它肇始于戏曲理论形态形成的初期,并伴随着戏曲理论的发展而演进、成熟与转型。"重北轻南"思维形成的原因,除了因南戏本身粗糙的艺术形式遭文人冷遇之外,元杂剧在曲史中的"元典"地位以及戏曲自身审美风格的嬗变也与此紧密相关,此外早期的南北文艺批评方式、元代的民族政策以及明清的学风等多种因素都对其产生了影响。这种"重北轻南"观念也直接且深刻地影响了古代的南戏研究。

论元代海上纪行诗的空间书写

为了保证元大都的粮食供应,元代南北之间的海运航线从南北统一之初就得以开辟。元末,陆路交通受阻,海洋交通的优势更加凸显。南、北士人在双向的流动过程中写作了不少海上纪行诗,从海洋自然空间、活动空间和情感空间等多个层面记录了海上航行的见闻与感受。由于这些海上纪行诗的生成是建立在亲身体验之上,呈现了一个迥异于陆地空间、可以认识和把握的自然海洋空间和人的海洋活动空间,具有明显的纪实性。元代海上纪行诗体现了元代士人体验、认识甚至热爱海洋的过程,充满了乐观、开朗、进取的情调,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

元代北方牧马草地及其与农田争讼

元代北方分布着面积广大的牧马草场,可以分为皇家牧场、探马赤草地、站赤牧地、昔宝赤草地、诸王草地五类。这些牧场与农田交错分布,经常侵占农田。虽然元代也有草地改为农田的情况,但草地侵占农田是主流,常生争讼,连年得不到归断。对比发现,宋、明官府对农田侵占草地束手无策,元朝官府对草地侵占农田则几乎视而不见,这是不同思维方式导致的差异。元代牧场与农田之间的田产纠纷,不仅是农、牧矛盾的体现,更是蒙汉二元文化冲突的体现。

元初北方诗坛的慕陶之风

元初北方诗坛延续宋金以来的慕陶传统,隐者以慕陶自释,仕者以慕陶为依托,慕陶之风盛行。诗人尊陶重陶,陶渊明形象中原有的隐逸、高洁等特点被继承并得到认可,豪爽、刚烈等特征被特别强调突出,出现了“陶李”“屈陶”并称之说。在诗歌创作上,以和陶、咏菊与咏桃源、题陶画三类最具特色,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形式多样。元初北方诗人既强调语言、典故等方面的学习,更追求精神上的契合与自身情感的抒发。他们高度认可并主动选择陶渊明,在延续旧说的基础上,对其形象进行重新塑造,用诗歌评陶、论陶、学陶,慕陶成为元初北方诗坛的重要特征。

从权力边缘到话语中心:元代南士北游及诗坛图景演进

以求仕、扩大视野、增长学识为主要目的的元代南士北游,在将南方儒学与诗文观念传布北方的同时,其自身也得江山之助,一改宋以来诗坛狭窄委琐之气。在南北交流的过程中,南士逐渐成为元代诗坛的主导力量,掌握了诗歌话语权和理论阐释权,复古最终成为一种潮流。他们在北游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南士在文学创作格局中的影响力,而且将宋型文化延续光大,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下南北诗文风气的大一统局面和以大都文化圈为核心的元代诗坛。但其与北方文士在"雅正"理论和效果上的不同,实则暗含着文化权力秩序的差异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