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濒临消亡的鲁西南支边户方言岛概述

方言岛是一种语言现象,其形成多与移民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农民因支边垦荒移民东北人口达百万之多,大部分来自鲁西南地区,于是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在黑龙江境内形成了众多的移民聚居群落。由于这些群落内部通行鲁西南方言,在地理上呈点状分布并在一定区域内聚集,因此形成了方言岛群。当地群众把方言岛内的方言称之为支边户土话。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看,该方言依然保留了典型的鲁西南方言特征,属于中原官话。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代移民渐渐老去,从第二代移民开始多已改用东北方言,这表明东北的支边户方言岛实际上处于濒危状态。面对方言岛的语言生态问题,应采用技术手段对其语料进行系统整理和采集,建立方言有声档案,典藏于后世。

东北官话“彪”及其演变历程

采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等,对东北官话“彪”的语法功能与演变历程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在词性方面,“彪”是形容词;在句法功能方面,“彪”可作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在词汇意义方面,“彪”以贬义色彩为主却不乏“怜爱”情感,别词与该字结合时常表特殊含义。方言词“彪”的演变历程受到“彪”的语法化演变与同音字“膘”“飙”等多重因素影响,是历时因素与共时因素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扬雄《方言》所见的幽燕方言

现代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是在古幽燕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在学界基本没有异议。但是学界在接受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分治的同时,却一般性地误认为东北官话形成于"闯关东"之后。杨春宇在《辽宁方言语音研究》等系列论文中提出,东北官话方言并非晚成,其演变亦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幽燕方言—汉儿言语—东北及北京官话—东北官话的历史嬗变。从追溯东北官话方言史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汉代扬雄《方言》中所列的燕代方言、北燕-朝鲜方言等进行描写,将其与现代方言的词汇进行对比,尝试探寻历史上幽燕方言的表象;阐释以广义上位的幽燕方言为东北官话溯源,而不以狭义下位的北燕-朝鲜方言溯源的原因,是籍此证明东北官话方言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层积淀的,绝非晚成。

辽宁方言语音研究

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同是在幽燕方言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者从史的角度不宜分开。联系借鉴燕商同祖等燕山南北考古研究的新近成果,或可认为长城地带的幽燕方言是原始华夏语的渊源之一,参与了汉语的起源与构建。辽宁方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幽燕方言,近代的形式是汉儿言语,现包括东北——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境内可分为:朝峰小片、辽西小片、辽东小片、盖桓小片、登连小片。

朝鲜朝汉语东北官话“质正”探究

朝鲜朝(1392—1910)汉语官话"质正"制度问题,是研究朝鲜汉语官话语音教科书和工具书语音来源问题的重要内容,也是利用域外汉语文献研究东北官话的重要前提。从目前新发现的材料来看,因为北京距离朝鲜较远,临近的辽东地区成为除北京之外最重要的"东北"汉语官话"质正"基地,这为利用朝鲜汉语语音文献进行明清东北官话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也为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质正这一独特的语言制度研究补充了新的重要内容。

近百年来汉语东北方言词汇研究述评

本文从东北方言的形成及官话区的划分、东北方言词汇研究的历史阶段、东北方言词汇研究的内容,以及东北方言词汇研究的问题与展望等四个方面,较为详细地论述近百年来东北方言研究的进展情况,特别是韩国、日本等域外材料的挖掘,为东北方言的研究拓宽了新视域。在对近百年来东北方言研究的梳理过程中,虽然看到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尚存不足,如东北方言的内在价值还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黑龙江方言概说

文章讨论了黑龙江方言的分区以及代表音系。对贺巍、郭正彦两位先生的分区观点进行评述,认为依据是否有平翘舌音对立为标准分区比较符合本地人的语感;同时,对两区的代表城市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了说明。

东北官话字音例外现象研究

东北官话不少字音由于不符合语音演变规律从而出现读音例外现象,其原因主要有四种:一是源流的不同,二是古音的遗留,三是方言的影响,四是声旁的类推。从字音的例外现象来研究方言语音的演变,对认识语音发展规律和促进方言语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东北官话中的后缀“咕”

东北官话中有些后缀极富口语色彩,如“子”“巴”“挺”“咕”等。这些后缀的使用,使东北官话能够更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动作的特征和事物的形态。本文以东北官话中后缀“咕”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使用概况和句法功能。

东北官话的历史源流刍议

东北官话是官话方言的一个分支。从历时角度看,它承继了古幽燕方言,同时又在人口迁移、民族交融等因素的推动下,融合了不同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成分。因此,东北官话与辽宁地区的胶辽官话在源流上不尽相同,它并非移民方言,而是在古代幽燕方言的基础上,受山东、河南、河北等汉语方言及东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渐次形成的,同时还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吸收了不少外语词汇,是历时与共时综合作用的结果。

东北官话与西南官话比较研究初探

东北官话和西南官话是北方方言次方言中相距最远的方言,二者语音上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首先从人口迁徙的角度讨论了二者各自的历史渊源,提出了幽燕方言—汉儿言语—东北官话;巴蜀方言—土司通语—西南官话的历时演变的预设,然后比较分析了它们在语音上的差异性,讨论了两种方言之间的关系,最后阐述了二者比较研究的意义。

辽宁省各方言片区方音区分研究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总结辽宁省所涉及的3个官话区的语音特点,将省内各县、市归入对应的方言小片,分别从声、韵、调等方面研究各小片的语音特征,并提出了各小片间相互区别的方音特点。

东北官话形成机制的深度研究——评《东北官话历史演变研究》

本文对《东北官话历史演变研究》进行了深入剖析,分析了东北官话形成的动因,归纳了东北官话的特点,梳理了东北官话的源与流,探讨了《东北官话历史演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在分析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后,提出了研究的展望。这是一部对东北官话研究的力作,补充了东北方言研究的不足。

绥化方言评注性副词探析

论述了绥化方言评注性副词丰富的语义内涵,考证了绥化方言评注性副词的搭配习惯,分析了绥化方言评注性副词暗含的鲜明态度和不同的语气,指出绥化方言评注性副词独特的用法值得进一步考察、探析。

站话林甸方言表程度前缀对比研究

林甸方言属于东北官话区黑松片的站话小片,迄今为止,没有专门研究林甸方言前缀的论文,而林甸方言前缀的数量和用法都十分丰富。文章运用描写和对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力求全面描写表程度具有方式特色的前缀,从类,然后将林甸方言与东北官话的嫩克小片、肇扶小片、蛟宁小片、通溪小片进行对比,发现从北到南的东北官话方言区,“精_(儿)”“稀_(儿)”“溜_(儿)”“焦_(儿)”“确_(儿)”等缀搭配能力呈逐渐减弱的趋势。

从两个维度探寻东北官话的发展脉络——评《东北官话历史演变研究》

《东北官话历史演变研究》是一部系统阐述东北官话形成和发展的专著,全书一共四章三十七节,基于两个维度对东北官话历史形态、演进逻辑、语音特点和语言接触进行了客观、详尽的梳理。历时维度上,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对历史上东北方言的雏形进行了探源,并运用跨语言研究的方法揭示了东北官话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源流特性;共时维度上,通过对东北官话与冀鲁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西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官话共有特征的考察,追溯了它们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类型。该书厘清了东北地域语言接触与东北官话形成发展的关系,论证了东北官话并非晚成的核心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近现代域外汉语传播中的方言记录

随着近年来海外汉语文献的逐步发现和整理,域外汉语传播史脉络也以国别化形式逐渐清晰。韩中日研究者多将近现代汉语在韩国的教育纳入世界汉语教育史及汉语史研究中,并逐步整理校勘出版了相关汉语文献及书目等;学界也开始以“域外视角”重新审视其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价值。目前所见近现代韩国汉语教育文献特殊一类为“满洲语”会话教科书,主要包括《满洲语速成会话讲义录》《速修满洲语自通》《满洲语讲座》《无师速修满洲语大王》《实用官话满洲语问答会话集》五本。作为早期现代汉语域外传播的特殊语料,其词汇呈现出鲜明的口语质素,方言词汇数量众多,体现了东北官话方言与北京官话方言的杂糅,反映了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汇的过渡性及时代特征,为近现代汉语域外教育史提供了珍贵语料。

齐齐哈尔方言阴平调的连读变调类型

以齐齐哈尔方言为分析样本,根据李小凡先生汉语方言变调的层级和分类方法,将齐齐哈尔方言阴平调的连读变调分为规律性语音变调、非规律性语音变调和音义变调三类。其中,非规律性语音变调均为前字变调且与后字音节调型相关,音义变调又可分为区别词义的变调、区别字义的变调和体现语用义的拟声词变调三类。

辽宁十地方言词汇重合度的计量比较分析

根据方言特征词理论中的一些研究理念,选定辽宁省内属于东北官话区十个地级城市的方言为考察对象,以辽阳方言中的6 609条词语为基础,分别将其与其他九个城市的方言词语进行重合度比较。研究发现:这九个城市同辽阳方言词语的重合度都非常高,各自的特征词很少,即便有一些特征词,也随着比较范围的扩大很容易在其他地区方言里找到同例。然后又将辽宁境内东北官话吉沈片六城和哈阜片四城当作两个整体,比较二者词汇的重合情况,发现二者之间重合度也很高,但存在一定数量的排他性特征词。文章认为辽宁十地方言词汇的这种高重合度是方言纵向同源与横向渗透的结果,同时方言特征词的比较,当以方言区划为基础进行比较,而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进行比较。

东北官话“咱们”的排除性指称模式——兼谈可辨识指标在人称范畴上的体现

和大多数北方官话一样,东北官话在人称包括性方面具有排除—包括的区别。但东北官话的包括式代词"咱们"可用于表达排除性的语义,即"咱们"可以表达[1+3]人称指称模式。然而,"咱们"并不能等同于真正排除式"我们"。具体说,只要使用"咱们",则无论人称包括性如何,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限制:即说出"咱们"的说话者必须同时确信听话者能够清楚辨识这个"咱们"表达集合中的每个个体,也即"咱们"所指必须具有个体指称上的"可辨识性",否则只能使用"我们"。这说明,东北官话中"咱们"尽管在人称直指层面可以失去包括性,在社会直指层面可以失去同盟性,但指称的可辨识意义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包括性,即必须考虑听话者对于其所指的高辨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