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边境少数民族乡村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韧性治理

加强边境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东北边境辖区广阔,战略位置重要,少数民族人口和乡村人口占比较大。随着边境的开放和城市化发展,边境少数民族乡村地区面临着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脆弱性表征明显,整体治理难度大。韧性理论由于其自身特性可以有效更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效能而被广泛应用于治理领域。为确保边境繁荣稳定,东北边境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应结合地区非传统安全情境,以韧性理论为借鉴,建立动态化的韧性治理机制、推动协同共治的韧性治理格局、构建智能化和精准化的韧性治理平台、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韧性经济结构和加强村民内生治理的韧性文化认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统战工作

抗战爆发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基本策略。围绕这一策略和大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侧重点迅速发生转变,其职能定位迅速调整,工作人员思想观念艰难转变,他们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论新时代边疆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自边疆治理步入新时代,由于边疆治理面临着诸种问题的困扰,使得边疆治理新理念、新思想与新战略的构建势必空前凸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边疆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针,对边疆治理新理念、新思想与新战略系统内容的构建有极大启发;为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首先在治理理念、思想与战略方面进行重构和创新,该系统包括一个核心理念、三大重要思想、五大战略布局,以此来保障边疆稳定、安全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

清前期东北治边思想及其实践

清前期对东北的治边思想,是清王朝治理全国边疆思想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大一统”、“从俗从宜”、“分而治之”以及“中外之防”等四个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治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清朝制定正确的治边政策,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差序格局对当代东北边疆文化价值重构的影响分析

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分析讨论"一带一路"对东北边疆发展与自我价值重塑的影响。具体的说,差序格局中的"以自我为中心构建关系网络、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与伸缩性"[1]给理解当代东北边疆文化价值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一带一路"建设则为东北边疆文化价值提供了新的内涵延展和自我整合重塑的机遇。

浅析伪满时期东北地区妇女婚恋观念的变异

伪满洲国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的确立,它扰乱了原本缓慢发展的东北妇女解放进程,导致原本良性发展的妇女观念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最显著地表现在婚恋观念上,并主要体现为糅合了殖民性在其中的向封建传统礼教的回归。其产生与当时日伪当局的统治政策和手段密不可分。对变异的阐释和对变异原因的探讨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国家安全视域下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发展研究

边境旅游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旅游形式,其本身的政治敏感性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不安全性,同时这种不安全性对边境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在对国家安全与边境旅游关系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研究以东北地区代表性的边境旅游城市为案例,分析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发展中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认为:社会安全是影响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安全的共性问题,不同边境地区旅游安全问题存在差异,中朝边境、中蒙边境旅游的安全问题分别为旅游者安全和文化安全,而影响中俄边境旅游安全的问题包括经济安全、生态资源安全、国民安全。引发边境旅游安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建议从完善边境旅游安全管控机制,推动“旅游两区”深入发展,加强国内外民族文化交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4个层面,加强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安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