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金匮要略》成书新考——兼论宋以前整理者对张仲景原文的增改

文章通过考察唐以前史志目录及医学文献中有关张仲景著作的记载,发现今本《金匮要略》在北宋校正医书局开始校正之前,便已经过历代整理者的更名、增删和校改,成书过程极为复杂。提出关于今本《金匮要略》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的正确表述应为:北宋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一部以张仲景著述为主体,经宋以前历代整理者增、删、校、改,成书于唐以后的医学著作;《金匮要略方》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在《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校订而来的,初刊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其成书年代为北宋。

北宋官药局流变新探

北宋官药局曾经历两次隶属关系的转变,第一次是为了减少推行市易法的阻力,从市易务转隶太医局;第二次是为了满足扩建和营利的需要,从太医局转隶太府寺。因获利颇丰,官药局在神宗与哲宗两朝稳步发展,在徽宗朝发展迅速,形成了收购生药、制药、售卖熟药为一体的产业结构。都城官药局规模扩大,向全国扩展,并更名为“医药惠民局”“医药和剂局”,以凸显惠民宗旨。官药局还组织编修《和剂局方》,影响深远。北宋官药局的创立发展与市易法的实施息息相关,其营利与惠民的双重特征是王安石变法精神的集中体现。

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校勘考述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由官方专门设置的,以刊行颁印中医古籍为目的临时性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书11部。其中,张仲景著作被整理为《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和《金匮要略方》3部,且成为宋之后的定型化版本,直至今天仍被应用。本文拟从校勘过程、校勘方法及校勘内容等3方面就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的校勘情况进行考述。研究结论认为:张仲景著作未列入校正医书局最初的校正计划;由孙奇担任张仲景著作的主校并撰写序言,林亿等在最后详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张仲景著作的校勘过程先后用时约9年;宋臣在校勘中不同程度地应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四法,并从注音、释义、避重、疑非、示阙或未见等5方面进行了详细校勘;在对张仲景著作的校正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北宋校正医书官丰富的医理知识、高超的校勘水平和谨慎的校勘态度。

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千金要方》方法新考

以《千金要方》版本异文为例,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深入考察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千金要方》的方法,发现宋人没有保存《千金要方》原始面貌的意图,而是以实用性为出发点,重定该书的篇章结构、调整内容的编排顺序,在增强《千金要方》临床方书实用性的同时,也增强了该书中医学术框架的完整性与严谨性。提示:对重要医学问题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宋人校书对文献内容特别是对学科内涵所产生的影响;对关乎中医学理、法、方、药核心要素的考证,应避免局限于某一文本,而是应建立在对相关材料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有必要系统考察宋以前医书的基本构成,深入研究宋人的校书方式、所改内容的中医理论依据及其对中医学术产生的影响,辨别正误,为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提供可靠文献资料。

抗战时期南方局争取中间势力的实践及其贡献

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重要“政治砝码”，其政治倾向的向背是反映抗战时局和中国政局走向的“晴雨表”。抗日战争中后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长期“结庐在虎穴”，对聚集在西南地区的中间势力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的统战工作，通过广交朋友、推动联合、开展合作等方式，争取了广大中间势力在抗战后期的“一边倒”，即倒向共产党一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南北朝乐府民歌之比较研究

作为我国文学源头的民歌,从《诗经》、汉乐府发展到南北朝乐府,又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形成了我国民歌史上的第三个春天。南北朝乐府民歌,按照地理区域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南朝乐府民歌和北朝乐府民歌。它们同属一个时代,可反映出的内容和表现出的风格,却迥然有别。

北朝歌诗的内涵、创作与保留

北朝歌诗包括乐府歌诗、文人乐府诗、谣谚等,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杂歌谣辞"、"杂曲歌辞"、"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等中,也有些存于正史及其他类书中。其作者除文人拟作之外,一部分出自当时乐工之手,一部分属民歌,作者已无可考。而且,不仅作者无法考订,就是出自北方的哪个民族也已十分模糊,其中既有汉族的又有北地各兄弟民族的,但传至今天,皆已变成汉语歌辞了,有的则经过译者及整理者的加工,已远不是原初的面貌了。

北宋校正医书局对《脉经》校勘考释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由官方专门设置的、以刊行颁印中医古籍为目的的临时性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籍11部。其中,《脉经》并未列入校正医书局最初校正8部医籍之计划,该书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由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讫,成为宋之后定型化版本,传习至今。下文将从校勘过程、方法和内容等3个方面进行简要考释。

略论北宋钱监的兴废

北宋钱监的设置呈现逐渐增加的态势。真宗初年以饶、池、江、建四州钱监为主体的钱监格局形成,到仁宗时期,进一步形成饶、池、江、建、韶五州钱监格局,英宗时期基本维持此格局。到神宗时期钱监数量达到顶峰,其后钱监大量废止。哲宗时期又恢复为五州钱监格局,徽宗时期再次大规模置监。钱监的兴废造成北宋铸币量的波动。

北宋通进银台司在中枢决策中的封驳权

北宋元丰改制前,由于三省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机构,所以自唐以来行使封驳权的门下省给事中已经没有封驳的职权。宋太宗淳化时期为了加强对政令决策的审覆,设立知给事中事,赋予封驳"未便"制敕的权力。之后,太宗又将知给事中事的封驳权划隶掌管国家政令传达的机构———通进银台司,强化了封驳权行使的力度,使通进银台司成为独立于二府的国家正式机构,在中枢政务决策与政令颁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至神宗元丰改制,作为整体的通进银台司方被罢废。

中原局对苏北与皖东、豫皖苏战略区发展的应对

中原局驻苏北期间,面对发展华中战略进程中苏北新战略区与皖东、豫皖苏老战略区之间的取舍问题。围绕华中抗战局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与中原局经过战略权衡,在巩固苏北战略区的同时兼顾皖东战略区,以“向西大发展”的方针巩固豫皖苏战略区,通过皖东部队恢复发展皖南战略区。这一行动逻辑锁定以苏北为重心的战略主线,虽未能巩固豫皖苏地区,但苏北与皖东两个战略区得到巩固与发展,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得以完成。

浅析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的认识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性质的认识是有关中山舰事件研究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中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实际上,事发半年后,远东局通过深入考察广州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明确指出中山舰事件源于中国大资产阶级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冲突,是"反共"、"反动"的事件,事件后广州政府政策整个右转,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窃取了广州政府的权力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远东局与联共(布)一样反对北伐,但理由与其不同,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发生转变。远东局还认为应加强国民党中的工农成分以影响国民党,最终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从宋代校正医书局管窥我国古代的编辑出版事业

宋代医药事业的兴旺发达与当时医政设施的进步和政府对医学教育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宋政府多次下诏求书并派专使到地方征集图书,多次组织规模宏大的搜集、编修医籍活动,设置了专门校正医书的机构——校正医书局,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几乎所有主要医学经典的校勘整理工作,并利用当时发达的印刷技术将这些医籍印刷出版。经过校正医书局的正讹补阙,不仅确立了医学典籍的"定本",促进了宋代医学教育的发展,也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北宋前期三司官员的选任与迁转

作为“总国计”之司,北宋君主对三司官员的人事安排一直颇为重视,但在不同时期,其考量侧重有所差异。宋太祖、太宗朝,三司长官经历了从留用前朝三司使到任用潜邸旧僚的变化,同时分设三使,参用科举文臣及富有经验之财臣为僚佐,意图巩固皇位,制衡三司、中书财权,同时保证高效的钱物调度,以足战争状态下的军国用度。自端拱二年后,宋太宗多以进士出身的“文学”之臣充任三司官员,并以久历财政差遣者为三司使,长期任职,以三司僚属为计司储才之阶,期待其通晓治道,更张典制。真宗朝咸平六年重以三司使一人统领三司,加之三司判官等僚佐难以关防长官,三司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动摇。随着天书封禅活动的展开,丁谓、林特等财臣权力逐渐扩张。仁宗即位后,清算了所谓“丁谓党”。出于对“聚敛”之臣出掌大政的顾虑,此时的三司长官,虽仍多历任财政差遣,但不再以专任钱谷者为之,任期也大为缩短。而由于三司官职作为出常调的“清望”资序,具有快速迁转至侍从乃至执政的前景,君主、大臣往往“因人命官”以拔擢亲旧,而任职者也多以此为养资晋升之途,不安于久任,因此不但难以历练选拔钱谷之才,更影响了国家财政管理的成效。

北宋校正医书局对《黄帝内经素问》校勘考释(一)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由官方专门设置的、以刊行颁印中医古籍为目的的临时性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籍11部。其中对《黄帝内经素问》一书出具的校语注文条数、字数最多,校勘质量最高,也最能体现宋代医籍校勘水平,且此校本成为宋之后定型化版本,直至今天仍被传习。文章拟从校勘过程、校勘方法两个方面就北宋校正医书局对《黄帝内经素问》的校勘情况进行考释。

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外台秘要方》校勘考释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由官方专门设置的、以刊行颁印中医古籍为目的的临时性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籍11部。其中,《外台秘要方》为校正医书局最初计划校正的8部医籍之一,由孙奇主校,林亿详定,并成为宋朝之后的定型化版本,传习至今。文章将从校勘过程、方法及内容等3个方面进行简要考释。

北宋校正医书局编校《嘉祐本草》考释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由官方专门设置的、以颁印刊行中医古籍为目的的临时性校书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籍11部。其中,《嘉祐本草》是校正医书局着手编校、成书面世最早的医籍。宋臣对全书1 082种药物逐一考释校注,并以15条凡例严格规范补注,对所引录的历代文献明确标记,为后世医家编校古籍开创了范式,对当今中医药文献整理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历史借鉴。文章拟从编校过程、方法和内容等3个方面进行简要考释。

北宋校正医书局编校医籍概述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由官方专设的以编校、刊行中医古籍为目的的临时性医籍校正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籍,使之成为宋之后的定型化版.本校正医书局原计划校正医籍8部,最后编校成书11部.校正医书局编校每部医籍所需时间不同,多者10余年,少者不足1年.校正医书官不在校正医书局的办公场所校书,而在自己家里校书.校正医书局的成员包括提举校正医书局和校正医书官,既有儒臣,也有医官,儒臣在医书校正中占有主导地位.校正医书局从诏选校正医书官、制定编校计划、确定编校原则、布置编校任务等,均有一套严格的工作流程.

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生平探析

林亿是北宋校正医书局的重要人物,中医界对其在医籍校勘方面的贡献多有研究,但关于其生平、官职变化少有考证。通过史料分析林亿的生平里籍及官职,认为林亿为开封人,约出生于北宋真宗咸平、景德年间(998—1007年);景祐元年(1034年)中书判拔萃科,除两使幕职官;嘉祐二年(1057年)七月诏入秘阁;林亿为仁宗朝枢密使高若讷之次婿;他曾有诗作保存于世。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成为北宋校正医书局的重要成员,历仁宗、真宗、神宗三朝,十余年间,校勘医籍成就突出,官职屡有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