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布局与北齐文学的差异化发展和一体化趋向

晋阳、邺都、洛阳是北齐的三个中心城市,这种多中心的城市布局给北齐文学发展带来两种趋向:一种,三地文学在风格上呈现出差异化发展情状,盛行于晋阳的霸府文学旨在服务军国大政,成长于邺都的台省文学以诗歌为主要样式,产生于洛阳的行役文学和怀古诗文以吊古兴悲为感情基调。另一种,三地文学在文体文风上相近,表现出一体化趋向。文体上,由重文轻诗转变为重视作文而又不忽视诗;诗风上,由各有旨趣转变为对情采和丽辞的普遍追求;审美上,由重实用转变为重感悟;写作手法上,由重写实转变为重抒情。差异化发展多为集体写作,一体化趋向则属个人创作,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北齐文学的基本面貌,并对隋唐文学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齐佛教造像的色彩

响堂山石窟是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的古代三大皇家石窟造像群之一,最初开凿于北齐时代,后经隋、唐、宋、元、明各代加以增凿。笔者通过对响堂山石窟、邺城、曲阳佛教造像以及响堂山北齐石窟中所使用色彩的调查比较,对响堂山石窟北齐洞窟中所见色彩进行了初步考察研究。

青州北齐菩萨立像新样天衣来源新探

山东青州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北齐菩萨立像多佩戴新样天衣。学界认为这一地区新样天衣的出现受到陕甘等地造像艺术的影响。而根据北朝X形天衣及新样U形天衣的演变过程以及二者与新样天衣的关系,可以得出结论:新样天衣由新样U形天衣演变而来。新样天衣最早出现在以青州及其周边地区为主的山东境内,并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产生较大影响,成为隋唐时期天衣的主要样式之一。

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地域特征探析

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和邺城地区存在相似性的同时又具有较为强烈的地域特征,在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与葬式、墓葬壁画等方面均有表现。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地域特征的形成,可能受到了拓跋鲜卑旧俗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与晋阳本地军政状况等密切相关。东魏北齐政权结构决定了晋阳特殊的军政地位,进而可能影响了晋阳地区墓葬文化的形成;而晋阳与邺城两地既相似又不同的墓葬特征,可能是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怀朔勋贵与高氏统治者之间既相辅相成又充满矛盾和斗争导致的。

北魏、东魏、北齐时期的鲜卑文学

鲜卑文学是北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民歌、军歌、诗歌,以及史诗为文体,在北魏初期形成了繁荣的鲜卑文学潮流。由于北魏变革所导致的社会分裂缘故,鲜卑文学落入到文献湮灭的低谷。随着洛阳鲜卑羽林暴动与北镇起义的爆发,鲜卑文学再次走上北朝文学舞台,形成以义军征程、鲜卑生活、北国风光为内容的文学潮流。随着高齐政权的建立,鲜卑文学再次兴荣,并通过役使南人文林的方策,使得将鲜卑文学质朴、阳刚、恢宏的文风,与刚健、高昂、雄浑的意境吹入到了中原的文学发展之中,深刻影响了北朝文学的发展。

北齐双树背屏式佛造像形成新探

邺城北吴庄出土的北齐双树背屏式佛造像,以其独特双树样式与透雕工艺闻名于现存南北朝佛教造像。通过梳理此类造像样式与工艺脉络可知,双树背屏样式受甘陕佛教造像双树龛样式影响,是由西魏降民带至邺城。双树背屏式佛像在北齐时装饰一些象征净土世界的物象,如化生童子与水禽等,由此双树图像从古印度佛教美术中作为佛陀、林间的象征,转变为净土空间的象征。这是净土思想在北齐皇家、王族、平民之间流行的结果。

邯郸地区北齐石窟的选址与形制研究

北齐时期是我国石窟发展的重要阶段,以邯郸地区为典型代表。通过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对邯郸地区北齐石窟的遗存分布情况进行分析,进而以选址、形制为切入点,从山水方位、窟寺关系、空间布局入手进行选址研究,系统阐述石窟遗存在平面形制、窟顶形制、门窗形制、窟檐形制方面的形制特征,以期为邯郸地区北齐石窟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依据。

乡宁营里千佛洞石窟供养人题名考

北朝后期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政权于河东争夺、对峙数十年,地方大族是双方尽力争取的重要合作伙伴。乡宁县营里千佛洞石窟供养人题名保存诸多历史信息,经考证可见地方大族势力出仕周齐政权、稽胡部落兵被编入北周府兵体系等历史细节,是认识北朝地方社会的珍贵石刻文物实证。

论唐初史家李百药的民族观

唐初著名史家李百药受诏修撰的《北齐书》,是二十四史之一,也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的一部。《北齐书》记载了东魏、北齐两朝四十四年的兴亡史。虽然李百药的原稿今天仅存十七篇,但从这些记载中仍能窥见李百药民族观之一斑。李百药的民族观从编纂观、融合观、正统观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从总体上看,他的民族观具有独特性和进步意义,但又未能摆脱封建史家的局限,在正统观上表现出唯心的一面。

山西沁县五龙头石窟调查简报

五龙头石窟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县次村乡五龙头村东南部的山崖上,斜向坐南朝北,共有一窟和三个附属龛。石窟三壁雕低坛基,南壁坛基上雕刻一佛二弟子,西壁坛基上雕刻一立佛二菩萨,东壁坛基上雕刻一倚坐菩萨二胁侍菩萨,窟门内两侧各雕一身力士。窟门外壁东侧三个附属龛内均雕凿一佛二弟子。根据洞窟形制、造像题材与风格推断,五龙头石窟及附属龛开凿于北齐时期,主要受到邺城地区造像风格的影响。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北齐韩祖念墓出土鎏金铜器和金银器的无损检测研究

北齐韩祖念墓位于山西太原市北郊区小井峪乡小井峪村。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发掘,共出土了22件鎏金铜器和金银器。利用无线显微镜、X射线荧光能谱仪等科技手段,对这些器物进行无损科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鎏金铜器均为铸造而成,然后采用金汞齐表面热处理,金银器在技术和风格上均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研究成果为全面了解北齐时期金属器制作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北齐灭亡原因新论——以怀朔勋贵子弟军中地位为中心

斛律光、段韶等少数怀朔勋贵子弟,掌握着北齐军队主力晋阳九州军士的控制权。他们在北齐皇帝与宗王权力斗争中,支持主张维持军政分权的宗王,是影响北齐政局的重要势力。在北齐皇帝恩倖屠戮斛律光、极力控制军队的形势下,怀朔勋贵子弟大多蜕化为只顾自己权益,听命皇权的军功寄生官僚。为防止怀朔勋贵子弟和宗王联合再掌军权,即便面临亡国危险,高纬和恩倖仍频频打压怀朔勋贵子弟和宗王,成为北齐灭亡的重要原因。北周灭齐是对怀朔勋贵子弟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的沉重打击,使其群体无法再作为对政局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而存在,消失在周隋之际中国统一的大潮中。

北齐《张谟墓志》与北新城

2006年,大同地区民间发现了北齐《张谟墓志》拓本一帧。张谟系北齐武平五年(555)到任的北新城领民正,"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七年三月十二日窆于新城之北岗。"循《张谟墓志》之迹,于大同市西南150公里的朔州市朔城区梵王寺村北500米发现了一处北魏、北齐古城,墙垣宛然。其西半为北魏城,又被里人指为皇城。皇城之西、之北多有古代墓葬,照壁山被称为皇陵者径40米,北岗复有称太子坟的新盗封土,二陵间尚有二较大坟冢,皆有盗洞。据《魏书》",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北齐书.地形志》载:"朔州……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同书《高叡传》又载,天保"八年,征(高)叡赴邺,仍除北朔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于此可证,朔州市梵王寺村之古城,即北魏之平齐郡,北齐之北新城镇和北朔州。它还可能是代王拓跋猗卢南移的小平城。

华北板块北缘古大洋闭合时间的限定--来自四子王旗西后壕子同碰撞花岗岩的证据

位于华北板块北缘四子王旗北部的西后壕子花岗岩体的CamecaIMS-1280-SIMS锆石U—Pb年龄为266Ma±2Ma。该岩体主要由二长花岗岩组成，以出现大量颗粒较大的白云母为特征，具有较高的SiO2含量（75．21％-76．69％），A／CNK值多大于1．1，CIPW标准矿物中刚玉的含量也都高于1％。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配分图解上，Eu具有强烈的负异常（δEu=0．03～0．11），REE呈现出明显的M型四分组效应，部分微量元素也表现出non-CHARAC的性质。在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素配分图上，元素Ba、Nb、sr和Ti相对亏损，Cs、Rb、Th和Pb相对富集。在构造环境判别图解中，所有样品均落入同碰撞花岗岩区域。结合区域地质背景及以上特征，西后壕子岩体应为强过铝质的高分异S型花岗岩，形成于二叠纪晚期的陆一陆碰撞环境中。270-260Ma期间，四子王旗地区发育EW向的碰撞花岗岩带，限定华北板块与南蒙古微大陆沿索伦缝合带的闭合时间为二叠纪晚期。

响堂山石窟东魏至北齐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响堂山石窟东魏至北齐佛像根据着衣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四组,归为三期。第一组佛像年代最早,以北响堂第六窟主尊佛像为代表,着敷搭左肩式袈裟,衣装造型特征与河北中南部东魏佛像相似,此为第一期。第二组佛像创于北齐初,以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正面主尊佛像为代表,身着通肩式袈裟,衣装厚重,衣褶在第一组佛像基础上变为粗大的高低棱状线组合。第三组佛像为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主尊佛像,大体沿用了太原天龙山东魏佛像着衣形式,形成右肩半披中衣搭肘式佛装,质感依然厚重,衣褶雕刻与同窟第二组佛像类同。第二、三组佛像同为第二期。第四组佛像包括北响堂第四窟及南响堂、水浴寺的众多实例,身着中衣搭肘式佛装,衣装轻薄贴体,衣褶线雕刻存在多种样式,与河北中南部地区其他北齐佛像等同,此为第三期。这些石窟佛像基本延续了中原北方此前开窟造像的形式,与河北中南部流行以白石材质雕刻的单体造像在雕刻工艺上区别明显。

高欢父子霸府述论

高欢在晋阳缔造霸府,控制东魏的军国大权,掌握实际的权力,东魏皇帝成为傀儡,东魏朝廷形同虚设。经过高澄、高洋发展,霸府统治日益成熟。高欢父子霸府机构庞大,僚佐众多,保障了霸府的顺利运转。高欢父子霸府统治运转的方式有:京台机务,情寄深远;晋阳霸府机构和职能的扩充两个方面。东魏、北齐的更替,在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基础上得以顺利完成。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