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前期拓跋氏皇族的儒学素养与文风趋尚

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之后,为实现长治久安,迫切需要向更加先进的汉族文化学习,并深刻认识到文化教育对于提升鲜卑贵族自身素养的重要性,通过发展皇室教育培养鲜卑统治人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鲜卑皇室的儒学素养,更使得鲜卑拓跋氏文士化倾向渐趋明显,并逐渐有文学作品产生,其文体风格多偏向于实用,明显带有北魏前期文学质朴文风的影响,代表了一定时期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趋向,为北魏后期皇室的儒学接受和文学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六国北魏初期的王言与中古北方文学传统的生成

王言作为一种文学文本,承载着中古北方文学特有的观念和精神。王言对国家、帝王权力的展现,成为北方政权争取正朔之利器,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北方社会地位最高、最具代表价值的文学样式。王言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和制度化写作奠定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经由北朝历代一直延续至隋代,形成了悠久的文学传统,一是中古北方帝王亲撰王言;二是王言成为北方文人奠定文坛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径;三是北方王言形成了宏壮贞刚的文风,并对南方王言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其修辞技巧的提高,使得南方王言从原先行政工具的地位中逐渐摆脱出来,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

胡汉杂糅还是民族融合?——论北魏平城早期规划

北魏平城是首个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文化产物,由于早期民族文化异质性和都城地理区位过渡性,早期立国阶段的平城规划建设尚处于探索时期,既要继承秦汉以来中原都城规划思想“模邺、雒、长安之制”以示正统,又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性和礼俗,呈现出“胡汉杂糅”的空间表象。但回归到北魏立国之初的政权建立、文化制度建构和经济生产方式确立的历史过程中,会发现平城的都城空间形态和规划思想是北魏国家和制度确立的空间投射,不是简单的胡汉杂糅,而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在民族融合作用下,都城规划建设在自然山水利用、礼制空间组织和社会治理等多方面探索创新。平城早期的空间形态具有游牧到农耕文化发展和汉唐都城演变的过渡性,对后期孝文帝时期平城的空间形态和迁都后北魏洛阳的规划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进而影响隋唐长安和后世都城。因此,研究北魏平城早期的都城形态,对阐释空间-文化耦合机制、揭示北魏文明建构、诠释都城演变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北魏毛领皮衣复原研究

位于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伊和淖尔墓群M3,出土了一件名为“北魏毛领皮衣”的文物,经修复后公开面世。在北魏服饰出土实物稀缺、相关结构工艺研究较少的现状下,其为北魏服饰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展览所现毛领皮衣形制及尺寸出发,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所载当时皮料来源、攻皮之术、面料布幅规格及相关服饰特征等内容,推定皮衣尺寸结构及用料用量,以复原制作还原其历史面貌。研究其特性及所含文化后认为,出土皮衣应为一件最初在游牧民族生活需求催化下产生的、实用性与美观性兼备的带袖披风,在北朝考古资料所现场景中,被人物披着时,于领部固定、袖空垂于外。

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形象复原

在传统服饰热潮兴起和服装史研究具象化的背景下,尝试对北魏平城时期的装束服饰进行复原。通过对历史文献、出土服饰实物与壁画陶俑图像三重证据的考据,并以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贵族司马金龙夫妇为案例,从服装、配饰、妆容、生活场景等方面还原北魏平城时期贵族男女的装束服饰。此次复原将司马金龙形象确定为头戴圆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直裾袍与绛纱褝衣,足踏木屐;钦文姬辰形象则确定为头戴四瓣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长褶衣与八破间色裙,足穿靴。夫妇二人的着装既表现出北魏平城时期汉服与鲜卑服杂糅的特点,也在细节处反映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作为胡汉融合家庭的身份特征。此外,本次复原还结合了南北朝乐府诗中对生活场景的描写内容,为还原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画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北宋前期熙河蕃部地缘关系考

宋初熙河蕃部众多,部族强盛,初受凉州六谷联盟指挥,在疏通贡宋道路,抗击夏州党项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熙河蕃部被夏州党项分化后,六谷联盟遭受重创,最终走向覆灭。失去依靠的熙河蕃部,转而依附于河湟宗哥联盟,继续充当宗哥联盟贡宋抗夏的中坚力量和主要媒介。宗哥联盟崛起后,为谋求更大权益,公然对宋开战,最终遭遇惨败,作为急先锋的熙河蕃部,在此役中遭受重创,转而依附于瞎毡政权,恢复贡宋抗夏的政策。熙河蕃部在宋初虽有反覆,但总体来说,贡宋抗夏是主流政策,这对宋初边防稳定的维持,丝路中继贸易的开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

前秦攻灭代国后,通过"散其部落"之措置,解散了拓跋部族联合体。北魏道武帝的解散部落政策,实取法于前秦,亦即将所征服或来附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部族单位,纳入到北魏国家的统治体制中,部落组织和原本世领部落的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仍得以保存。这种得到国家认可、授权的部落酋长,北魏名之为"领民酋长"。这种性质的领民酋长实亦见之于十六国,并为北魏所取法。从比较研究视角考察十六国时期的解散部落和领民酋长,有助于深入理解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和领民酋长制度的渊源及实质。

试论魏晋南北朝再婚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寡居女性有的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熏陶而不愿再婚 ,有的受先秦两汉以来寡妇再婚以及北朝少数民族婚姻开放风气的影响而再婚。由于受门阀等级内婚制约 ,再婚双方都较为重视对方门第。男姓再婚虽然在礼法方面有许多限制 ,但在实际生活中礼法限制则形同虚设 。

莫高窟第275窟的年代方案

第275窟可以置于莫高窟自身、吐鲁番——河西早期石窟两个序列中进行比附。比附状况显示,第275窟与吐鲁番——河西十六国晚期石窟面貌差异大,与莫高窟北魏洞窟联系紧密,第275窟年代为北魏早期较为合理。这一年代推断与北魏攻占河西后敦煌独盛、余地皆衰的历史背景吻合。

北魏前期诸王虚封地改封考

北魏前期实行五等爵制度。在五等爵中，王爵为最高等级的爵位。当时国家封授诸王，实行虚封制，即受封诸王并不领有食邑。可是，北魏国家对一些诸王的虚封地，仍可能实行改封。这种做法，是与提高或降低诸王的地位相联系的。对于继承诸王爵位的始藩王虚封地的改封，则是他们地位低于始封王的一种表现。

桂北泥盆纪末至早石炭世生物群及年代地层划分

文章根据近年桂北地区 1∶5万区域地质调查和专题研究成果 ,对泥盆纪末至早石炭世生物群作了较系统的总结 ,划分了若干可与区域乃至世界对比的生物 (组合 )带 :有孔虫 12个 ,珊瑚 11个 ,腕足类 6个 ,牙形刺 5个 ,菊石、介形类各 2个 ;

北魏洛阳时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述评

"北魏洛阳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反映北魏社会信息载体的已发掘的墓葬资料,多分布在豫、晋、蒙、冀、鲁、陕、甘地区。中外学者从其墓地制度、墓葬形制、墓葬图像、随葬品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为探索洛阳时代的历史原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在一些主要问题的认识上,也还存在着视点相同、思考模式同一化等问题,变换视角,重视细节,应是未来研究中需要强化的着力点。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北魏平城时期碑铭略述(一)

北魏太武帝《皇帝东巡之碑》、太武帝《嘎仙洞祝文》和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三种石刻碑记,均为北魏政权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定都时期的石刻作品,其所记内容和书迹不仅可弥补史籍记载的不足,而且对北魏早期书法的研究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宗教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频繁更替,世道混乱,战争不断,百姓生死无常,这就为人们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佛教信仰、道教信仰与其他民间信仰同时并存,互相影响。民间信仰的女神很多,主要有西王母、麻姑、紫姑、丁姑、广陵茶姥等。反映妇女信仰的行为方式也很多,主要有巫术、相术、占梦与祭祀等。广大妇女或因战争而失去丈夫子女,或因逃避战乱而失去家园生计,或因婚姻失意而遁入空门,或因被废、被迫、被俘而孤单无助等等。在这个尘世失意而寻求归宿的漫长过程中,妇女的宗教信仰亦汛滥四溢,多姿多彩。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心态初探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北魏政权,由于艰险的文化地理环境和残酷的政治环境,北魏前期汉族士人形成了复杂而独特的心理状态,即谨慎内敛、以道自守、与北魏政权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同时,北魏前期士人心态随着环境氛围的变化也呈现出起起伏伏、曲曲折折的变化历程,士人们在积极进取与慎以避祸之间徘徊,最终在崔逞之死的阴影和崔浩"国史之狱"的震慑之下走向封闭自守。

切实关注民族融合与文学的历史契机——以北魏初期汉族文士为中心

中国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各民族文化彼此交融互动的进程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文化基因。考察民族文化融合重要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与特质,有助于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认知,从而形成全面、客观、具体的文学史观。北魏初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创作主体的民族认同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出仕北魏的汉族文士因身份差异、家族地位、政治期待等诸多不同,对民族政权及其文化的认同也存有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学交游关系。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一方面,主动调适于民族文化背景而形成“声实俱茂,词义典正”的文风;另一方面,形成专注于“述”而刻意不“著”、不勤著述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北魏初期的文学创作在抒发胸臆、规止讽诫、雅正朴实方面独具特色,确立了北朝文学与追求清绮华美的南朝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气质,这也是民族融合的特殊背景下,文学借历史契机而形成的特殊新变。因此,学术界应切实关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