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方言在吴语中的内外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起,台州方言在吴语中的分片问题上一直处于游移状态。文章通过台州方言内部各点与南、北部吴语进行最具代表性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特征项的比较,以及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的分析,表明台州方言与南部吴语的相似度超过了北部吴语。台州方言在吴语中是应该自成一片的。如果非得对吴语进行"非南即北"的划分的话,那么,台州方言属于南部吴语为佳。

吴语和闽语中的“动叠+补”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考察

汉语中的“动叠+补”结构包含“动叠1(量增)+补”和“动叠2(量减)+补”两类。现代北方话不存在“动叠+补”结构;闽语只有“动叠1(量增)+补”;吴语两者兼有,且异类同形;普通话中有少量“动叠2(量减)+补”现象,目前尚为熟语性质,在使用上有诸多限制。

绍兴稽东镇方言同音字汇

文章描写绍兴稽东镇方言的语音系统,归纳其语音特点,并列出同音字汇。

古吴语北部边界问题研究述评

汉语方言学界一般认为古吴语北至淮河流域。这个观点可以得到传世文献材料和现代方言材料两个方面证据的支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作为汉语方言的吴语在西晋才真正独立,严格说来,其北界应为长江,而不是淮河。从我们对各家观点的梳理来看,古吴语北界为淮河可能更准确。

从石陂话“水类字”看南部吴语对闽北方言的影响

“深”、“鼠”、“碎”、“水”、“笑”等字念塞擦音声母,是闽语一项重要的语音特征。石陂话属一种边缘性的闽语,上述部分“特字”只有擦音的念法。本文找到若干证据,认为“水类字”的“擦音化”现象主要是受了南部吴部的影响。

浙北吴语的类指表达:一种罕见的类指显赫型方言

类指虽然在语言表达中很重要,但却属于语法库藏中的弱势范畴,在绝大多数语言中没有专职语法手段,须借用有定、无定、复数等其他范畴的形式手段或光杆形式来表示。而浙北地区的吴方言,如本文重点考察的海盐方言、长兴方言,却是一种罕见的类指显赫型方言,它们由指示词和种类量词经过合音和语法化形成了名词前的专职类指标记,接近类指冠词,在语篇中高频出现。也有的浙北吴语直接用种类量词“种”做类指标记,如诸暨方言。从有定种类量词到类指标记的语法化,需要经历从次类指称(“这一种”)到整类指称的重新分析。这种重新分析最可能发生在种类量词兼定语标记的位置,因为定语承担了划分次类的功能,种类量词不必再解读为特定次类的标记,于是泛化为整类的标记。浙北吴语类指标记的形成有赖特定的库藏条件。吴语量词显赫且可以单独限制名词并兼定语标记,这些库藏特征孕育了浙北吴语的类指标记,并使类指范畴发展成功能多样的显赫范畴。

再说上海话的分区

游汝杰和钱乃荣二位先生对上海方言在北部吴语的地位提出了与笔者不同的看法,本文是对他们的回应。本文认为,在语言事实没有分歧的情况下,方言分区的处理也并非只有惟一正确答案。对不同标准的偏重可以有不同的结论。

闽北区方言的箩义词

原始闽北区方言中的箩义词当为单说的“箩”。后来靠近浙江省吴语区的方言从吴语处衢片引进了单说的“[署]去”。镇前方言仍保存着这种单说的“[署]去”。在其他方言中进一步形成了双音节的“穀[署]去”。此处“穀”指稻穀义,也是引自吴语的方言词。在浦城县临江和观前方言中说“[署]上箩”,这是从浦城吴语引进的说法。在枫溪方言中则发生“穀[署]去”和“[署]上箩”的混合而形成了“[署]去箩”。在峡阳、洋墩和东峰方言中“篓”取代了“箩”。“篓”原来大概是指较小的箩。迪口方言的“篓箩”是“篓”和“箩”的混合词。迪口方言原来的说法当为“箩”。

从北部吴语的“V快”看中心谓语成分虚化为助词的现象

本文讨论北部吴语"V快"中的体助词"快"从中心谓语成分虚化为助词的原因、过程和特点,指出它并不是一个后置的状语,而是由位于句末的谓语实词虚化而成。其语法化过程呈现出一条完整的语法化链。它的特点在于,不同于常说的原连动句式中一个动词发生虚化,而是原来处于核心地位的谓语演变为语法词。但它仍然体现了语法化的共性,符合语法化的一般规律。

关于官话方言早期发展的一些想法

本文的前半部分(1)用入声有没有分化这个条件把现代的官话方言区分为南北两系。(2)说明南北两系官话在两宋、金、元、明、清这一千年间的相互消长。(3)进而支持吕叔湘先生的两个说法：(i)“北宋的时候，中原的方言还是属于南方系；现在的北方系官话的前身只是燕京一带的一个小区域的方言”，(ii)北系官话复数词尾用“每”，南系官话用“们”(“门”、“懑”)。后半部分说明(4)官话方言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是中晚唐已经发生的(甲)日母、微母非鼻音化，(乙)全浊上变去，(丙)第三人称代词用“他”。(5)用这三个标准，可以说明(A)现在的杭州话是一种保守的南系官话，(B)晋语是官话的一种次方言，(C)官话方言在第八、九世纪已经形成。(6)吕先生说：“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依照(C)项结论，近代汉语的开始就是官话方言的开始。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