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礼今义: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墓葬排列及相关问题补论

蓝田吕氏对北宋中晚期的思想学术、社会文化乃至朝堂政治皆有较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吕氏家族墓地由家族“大”字辈成员甚至著名学者规划,清楚地反映了吕氏的礼学思想。墓葬排列中特别突出宗法的做法为目前仅见,而昭穆法则直接承袭二程的丧葬理念,祔葬之法也体现了当时儒学士大夫对于族葬古礼的理解。宁愿牺牲常礼也要特别突出嫡长的埋葬方法,不仅是北宋复兴宗法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或许也与吕氏的时政见解和表达有关。

柳虬兄弟与河东柳氏西眷的勃兴

河东柳氏西眷主支于西魏大统四年(538)西入长安加入关中政权,在所谓关中郡姓群体中,入关初期的河东柳氏西眷无论门第阀阅、乡土根基、部曲势力都相对逊色,其之所以能在家族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关西政权注重功绩的政策环境、柳氏西眷文质兼备的家族特质外,柳虬兄弟的守望相助以及核心人物柳庆的卓越才具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柳氏西眷为寻求家族在中央的发展而入关,虬、桧、庆三人在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这种努力表现为“共时性”的协作和“历时性”的接力。家族在柳虬去世前因获赐“乙弗”姓氏而成为西魏“官族”,后因柳庆获得赐姓“宇文”而跻身北周核心圈层,河东柳氏西眷在西魏北周进入勃兴期,为家族在隋唐时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陕北同姓村家族互助变迁研究--以榆林清涧县为例

本文旨在考察陕北同姓村家族互助变迁的历程和真实情况。根据调研家族成员的具体行动和主观体验,将陕北同姓村家族互助变迁划分为五个阶段,前工业社会中保障和约束并存,土地改革时期转为互助与合作,农业合作化后不断适应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趋向多元和实效,在乡村振兴时期得到重构和复兴。陕北同姓村家族互助活动虽历经变迁,但始终在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实际效用。

论北魏后太和时代的宗室婚媾与士族化

宗室成员是北魏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实现士族化乃其立足中原的关键,婚媾在此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择偶标准的设定反映了上层阶级的内部关系和演变格局。汉化改革如火如荼的后太和时代,宗室厉行士族门第婚原则,对姻戚的家世背景提出严格要求。史志所见之帝王贵胄固定与世资一至三品的高门联姻,彰显其在新的阀阅秩序中的身份定位。与前太和时代宗室婚俗相比,北魏朝廷对代人垂青一如既往,但中原士族的上升势头亦很显著,表明宗室已被传统士族社会正式接纳,双方基于种族、文化的隔阂烟消云散。宗室婚姻蕴含的贵族主义流品法则,旨在以统一的阀阅秩序整合代人集团内外的胡汉各股势力,从而推进汉化进程,实现拓跋王朝的长治久安。

北朝元氏家族与汉族士族婚姻考

元氏作为北魏、东魏、西魏的皇族,是北朝最大的家族。因其皇族地位,元氏家族的婚姻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甚大,是元氏与鲜卑各部落及其他民族融合,促进元氏家族汉化,笼络汉族士族,加强其统治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元氏家族与胡汉100多个家族通婚,有婚姻400余桩,涉及当时胡汉主要的士族。元氏与汉族士族的婚姻以北朝后期为多,现可知北朝时期元氏与40余个北朝本土汉族士族通婚134桩。元氏通过与汉族士族的婚姻进一步获得汉族士族的支持,稳固其在北方的统治,也在婚姻中进一步学习汉文化,加速其汉化进程。元氏与7个南来士族通婚,包含了东晋至梁代的皇族。与南来士族的婚姻,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化并吸引更多的南朝士族投奔北朝。对元氏与其他士族婚姻的探究为元氏及相关家族、北朝政治社会等研究提供相关学术资料和研究视角。

北魏分定姓族与郡姓体制

北魏分定姓族,包括汉人郡姓和代人姓族的评定,确立了以“郡姓体制”为核心的新门阀制度。汉人郡姓评定、确认郡姓分布格局和评定郡姓等级,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内核;构建“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的姓族秩序,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外延。代人姓族评定、改迁洛代人为河南人和促成代人姓族“郡姓化”,是对“郡姓体制”的补充和完善。“郡姓体制”将胡汉大族纳入新门阀制度中,具有整合汉人士族和代人勋贵的功能。此后,“郡姓体制”长期成为北朝隋唐门阀制度的核心。

明清北方宗族的新探索(2015—2019年)

近年来,明清北方宗族研究异军突起,山西、山东的研究形成热点,京畿河北地区的研究别开生面,改变了以往南强北弱的研究局面。有关宗族门、房与宗族结构的研究,清代满族认同与地域结构的探讨,在同南方宗族比较中得到一些新认识。以往宗族研究重视功能与结构、制度与世系的思路仍在继续,近来的趋势是从功能向结构、从制度向世系的变化,大致上说,制度论与功能论相联,结构论与世系论结合。一些新的研究路径也在探索中,可以归结为日常生活论、实践论、建构论、建设论,追求活化的宗族研究。宗族为解决面临问题而从事宗族建设、宗族建构,这也是一种实践,部分北方宗族研究中也较多这种尝试。

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令狐氏与佛教关系探究

令狐氏是敦煌大族之一,自汉代徙入敦煌后逐渐成为儒学经术世家。北凉灭西凉后,令狐氏开始为人抄写佛经,接触佛教,由以儒术传家的传统大族转变为儒释兼通的新型大族。北朝时期,令狐氏在官方佛教写经中起着主导作用,且信仰佛教,与佛教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切很好地反映了汉晋北朝时期敦煌大族与佛教的关系情况。

中国的“北方宗族”与宗族的“北方类型”

“类型”的存在可超越“区域”的划定“空间”。中国北方地区的宗族虽然都是“北方宗族”,但并不一定自然属于“北方类型”。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国宗族的“北方类型”主要呈现为横向性的“门”及“门”型系谱,这些“门”从发生时已与南方地区纵向性的“族—房”模式不同;构成“门”之起点的,一定是几位具有同胞关系的平辈兄弟,而不是展示约束关系的异辈父子。为宗族构建“北方类型”并使其表现出理论上的特殊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通过对中国南北方宗族各种特有范畴和标志的比较研究才能实现。

北朝宗族谱牒述论

与南朝相比,北朝谱牒非常发达。北朝谱牒既是政府选官的重要依据,又是门第婚姻的凭据,同时它还具有收族作用。中古谱牒所记世系比宋元家谱要远,但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并不是维修原则,而是是否与政府选官相关。

北魏宗室阶层经济生活探析

北魏奉行优待宗室的政策,给予宗室丰厚、稳定的收入来源,其消费结构在洛阳时代全面走向奢侈化。宗室的经济收入与官爵紧密相连,加速了自身官僚化的进程,对其长久保持活力具有促进作用。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宗室个体之间只有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差别,宗室内部能够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宗室生活优越,经济地位整体凌驾于各阶层之上,这是其政治及社会强势地位的客观反映。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

实现"文士化"是北魏宗室阶层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转变,是其统治中原先进地区的客观需要。北魏宗室的文士化不仅表现为知识素养、精神面貌和行为旨趣的改观,更主要地体现在宗室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具备主体性角色意识,并为汉族士人社交圈所接纳。在方法论方面,这种身份角色论较传统的文化类型分析似更贴近"文士"概念的本质。

拓跋宗师考述

拓跋宗师是北魏皇族在"私"的家族场域设立的最高管理者,它是西晋宗师与游牧氏族长老制融合的产物,堪称宗室领袖与楷模。拓跋宗师始设于道武帝天赐元年,此后一度废弃,孝文帝太和改制予以恢复。此职限额一人,终身任职,例由德高望重、地位尊显、才学出众的宗室元老担任。拓跋宗师通过"宗议"干预皇族事务,具有纠举非违、训教督导等职权,对维护皇族秩序、规范宗室言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北魏宗室阶层受爵制度考论

北魏宗室阶层是代人集团的轴心和骨干,统治者利用爵制抬升并巩固宗室的地位,加速其官僚贵族化的进程。爵位对于宗室而言不仅是荣誉称号,更连带丰厚的权利,除享受衣食租税和爵恤等经济收益外,还有重要的礼仪及政治功用,宗室天潢贵胄的身份借此得以彰显。爵位影响着宗室的前程命运,亦关乎政权的稳固。因此,北魏国家加强对宗室爵位事务的管制,严格遵循华夏古礼安排食邑布局,并在皇帝统筹下协调政务机关和家族议事会,处置宗室爵位的传授。

论北魏前期宗室在禁军中的地位及作用

禁军是北魏强力军事机关,它集天下之重兵,具有卫戍京师、征伐四方、参与枢机等职能。禁军的人员结构是其发挥功效的关键,拓跋宗室身为天潢贵胄,在禁卫武官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可以担任的职位上至殿中尚书、司卫监,中到小统、幢将,下至郎卫、内侍内行等,在北魏前期政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宗室供职禁军是北魏独有的政治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据此可管窥当时的宗室政策及统治形势。

北宋前期华北家族制度的建设及其意义——以徂徕石氏为例

徂徕石氏是一个初兴于五代,到北宋前期日渐兴盛的官僚家族。在北宋新宗族制度创建的大背景下,石介围绕祖茔及祖先祭祀进行了一系列家族制度的建设,主要包括三方面:改葬族人于祖茔,完善墓祀制度;创建祭堂和拜扫堂;立石以记谱系。石介等华北地区官僚士大夫关于祠庙及祖先祭祀方面的家族制度建设颇具开创性,在北宋新宗族制度的创建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文心雕龙》中所涉及文学家族看魏晋南北朝的家族教育

《文心雕龙》中涉及众多文学家族的现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盛况的一个反映,当时的家族教育具有家学兴盛、家训流行两大特点;世家大族巩固门第的需要、儒学的式微和官学的衰落以及选官制度等社会历史原因对家族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众多文学家族中,陈郡谢氏家族的家族教育和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其家族成员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点。

北魏皇族政治体制之考察——以宗室八公为中心

北魏模仿魏晋制度,设三师、二大、三司组成八公,八公官居一品,位高权重,对朝政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身为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后裔的宗室群体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对异姓勋贵构成压倒性优势。宗室八公权倾朝野,威望显赫,制约着王朝政局的走势。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构造和权力特征迥然有异,需要结合当时的形势具体分析。宗室大规模地跻身八公,充分证明北魏皇族政体之客观存在,此乃拓跋部族传统与现实政治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