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行记所见20世纪30年代甘青民族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20世纪30年代考察西北热潮期间,形成了数量不菲的西北行记,详细记载了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状况。其中包括大量关于各少数民族人口及分布、生活习俗、各民族相互关系的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经济与社会交往、语言融通、现代民族教育的兴起与初步发展等现象,充分体现出各民族之间的深度交往、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萌芽。

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熔铸——以抗战时期新疆民众筑路运动为中心

抗战爆发后,新疆成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重心和国际援华要道,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战,担负起支援全国抗战的重大使命。国民政府为输送苏联援华物资和中国还贷物资,开辟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再到兰州的国际通道。新疆省政府、共产党人、新闻媒体和社会团体为此开展了广泛的筑路动员,全疆各族群众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随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筑路运动,各区县民众或捐款捐物,或参与筑路,做出了巨大贡献。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促进了西北抗战大后方建设,加速了新疆与内地的交流交往交融,熔铸了新疆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了国民政府对西北的有效管控,有力支援了抗战。

丝绸之路中国西部廊道路网艺术综论

丝绸之路中国西部廊道路网指西北与西南相互联通自然形成的网状道路,包括“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国段,“西南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青海道”和与之相关的“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同时关联“草原丝绸之路”,几乎辐射整个陆上丝绸之路东段,并与丝绸之路西段连通。经由西部廊道路网的交流交汇,构成跨地域、跨民族、多种艺术元素相融相通、相互影响、和而不同的艺术格局,推动了异域文化艺术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其共生交融性和共通性为中国艺术嬗变及东方艺术体系的生成发挥了特殊作用。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艺术元素和样式的交流交融,壮健了中国艺术的肌体而形成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其得力于中国在丝绸之路开通前已经具有的艺术积累和接受基础,得力于上古文化厚实的底蕴和独特内涵,也得力于兼收并蓄包容阔达的气度。中国西北和西南作为最早也最重要的对外开放通道,为容纳和消化异质文化艺术提供了广阔空间,有了西北和西南的“容纳之量”,也才有后来中国艺术整体的“消化之功”。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军事技术援华过程中的合作与冲突(1937—1945)——以新疆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基于自身远东安全的考虑,决定秘密军事技术援华,中苏合作开通了经过新疆地区的西北国际通道,并在新疆地区建立了军事工业企业和空军航校,以便为中国抗日前线提供急需物资、并培养飞行员。但是1942年以后,中苏之间的合作摩擦不断,这首先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其次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苏联以及新疆地区地方当局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有关,最后,苏联试图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的意图也影响了的合作的顺利进行。尽管如此,苏联的援助仍然为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西北走廊游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根异功现象

文化现象是文化存在方式的表征和意义的表达。西北走廊游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根异功现象,与文化的多链共生有关,共时性存在的文化,发展具有多链特征,每一文化链条都保持着自身存在的特殊意义。同处一个文化空间,西北走廊游牧民族传统体育在仪式庆典和旅游场域中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功能和意义。仪式庆典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族群记忆和身份认同的符号形式,是一种文化的"小传统";旅游场域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是国家、市场和民间力量相互博弈后游牧文化的标签和象征,通过景观展演实现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和文化自身的延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再生产。

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战略构想、现实条件与有效路径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实施,对新时代西北地区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动力学理论、区域经济结构创新和变革理论,立足于全局性与局部性相结合、战略性与战术性相结合、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优先性与协调性相结合的原则,架构了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的战略构想,期望以西北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实现西北五省区的高质量发展,并以走廊外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西北五省区的生态保护。指出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助推黄流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助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果和深度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的时代要求;同时,西北经济走廊建设与发展也具备良好的区位基础、历史基础、经济基础、样本和模式基础、国际贸易通道基础。新时代西北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在明确西北五省区发展的个性定位基础上找到走廊发展的共性目标,在明晰五省区发展的功能区划基础上找准走廊发展的有效路径,充分发挥重点经济区、城市群、省会级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对走廊高质量发展的撬动能力,以科学的体制机制建设找准走廊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

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样本,运用ArcGIS10.2空间分析工具对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开展研究,结果表明: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结构以民俗、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为主,传统医药、曲艺以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的分布较少;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上呈现集聚分布的特点,总体空间分布密度以西宁—海东为中心向外围扩散,体现出"东密西疏"的特点;其在市域的数量分布以及类型分布上存在不均衡性。此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地形因素、水文因素、交通区位、民族分布以及人口因素息息相关。最后就进一步促进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遗空间格局的优化与保护利用提出对策建议。

抗战前期中苏交通线与苏联军事物资输华

抗战前期,中国努力呼吁欧美列强援助,但欧美列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远东对日本实施绥靖政策,没有谁主张对华军援。只有苏联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决定秘密军事援华。为了将华购苏联军事物资顺利运抵中国,中苏合作开辟了海、陆、空三条交通线。海路从苏联敖德萨港出发,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印度洋至中国香港和东南亚诸海港(仰光、海防等),然后货物转陆路运抵中国抗战前线;中国西北国际通道则由空、陆联运立体构成,由苏联援助的航空队和载重汽车从阿拉木图满载军事物资出发,自霍尔果斯入境(至中国境内还有大量中国民间驼队参与运输苏援军事物资),经伊犁、石河、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安西、肃州、凉州等运抵兰州,再分运抗战前线。通过中苏海、陆、空交通线运输的华购苏援军事物资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战时中苏交通线不仅是实践苏联外交战略的关键,更是中国抗日战场的"生命线"。

论河西走廊在西北边防体系中的地位——以乾隆中期关于陕甘总督治所选择问题的两次讨论为视角

在与准噶尔将近百年的军事斗争当中,河西地区逐渐成为清廷经营西疆的战略基地和进军新疆的战略通道,地位越来越重要,河西走廊之肃州、甘州、兰州先后成为陕甘总督及甘肃巡抚、甘肃提督治所。从甘肃行省系统的两个体系来看,其建置重心均位于包括兰州在内的河西地区。自顺治二年至康熙二年,甘肃军政建制的两大支柱——甘肃巡抚和甘肃提督建置完成,其治所均位于河西诸城,反映了清代河西走廊在甘肃行省的重要性。就甘肃行省的军事政治地位而论,无论从控驭番回的角度,还是从经营西疆的要求来看,河西各府州之重要性明显超过河东各府州。

基于城市地域结构理论的西安市清水河两岸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清水河生态环境基础及航空基地的城市发展诉求,借鉴城市地域结构理论中的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及多中心理论的相关发展模式,提出了阎良区清水河两岸宏观横向带状、纵向串珠发展,中观城市单元发展;微观邻里、细胞发展的发展的布局模式,并在清水河两岸空间布局规划中加以应用。

节庆仪式与乡村公共性维系——基于西北民族走廊“拉扎文化区域”的田野调查

甘肃省中部的定西、甘南、临夏三州(市)多民族交界地带100多个行政村落的20多万群众中,盛行一个独特的节日——拉扎节,形成了以拉扎系列活动为特征的“拉扎文化区域”。文章以神圣与世俗之间异质转化中的仪式时空作为切入视角,以拉扎仪式“跳拉扎”为田野调查对象,描述植根于乡村自身的民俗仪式活动的变迁,探讨节庆及其仪式对其文化区域内凝聚番汉多民族群体、获得权威认同的维系功能。

民族走廊学说视野中的“西北走廊”研究反思

"西北走廊"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既有"西北走廊"概念界定、空间范畴、人文特征、历史形成、民族文化、民族迁移与互动等方面的探讨,也有对"西北走廊"研究路径与方法、研究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如何实现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关注。在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时代语境下,要着力构建"中国走廊"学说,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全过程和各方面,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一种有益探索。

通道之间:西北民族走廊界隔中的连续——基于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西北民族走廊是一个复数概念,由多条民族走廊组成。虽然在这些走廊之间存在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的界隔,但是它们之间具有很高的关联度。就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而言,祁连山游牧带把二者关联在一起,藏文化使它们内部的游牧与半游牧社会具有一定的同质性,明清时期的西北边疆治理模式促使两地之间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之间这种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关联,为区域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西北民族走廊家族认同研究

西北民族走廊是多民族生息、发展、交融的舞台,本文结合血缘和民族身份认同等因素,将西北民族走廊的家族类型分为保持民族身份家族、跨民族身份家族、转换民族身份家族三种类型,并以三个家族为例对西北民族走廊家族认同的规律、特点等予以研究。

宝中线通车后兰州局运输格局的变化及对策

宝鸡至中卫铁路建成通车后，兰州局运输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适应西北客货运量的增长，宝中线通车后应抓住机遇加强兰州枢纽的建设，及早进行陇海线宝兰段增建第二线的建设。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医学融合的实现——一个土族村落的个案研究

位于西北民族走廊的土族与汉族、藏族等通过族际通婚、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互动,形成多民族交融的局面。基于对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某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的医疗实践融合了西医、中医、藏医、仪式治疗等多种医疗体系,进一步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个体层面、大众层面、专业领域上推动了该村落医疗体系的融合。具体体现为:治疗者与病人在多民族互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接触并认同多种疾病解释模式和治疗手段,最终沉淀为一种多元的生命经验,使个体在认识层面上认可医学融合;基于多民族交融的多种社会关系与医疗关系的叠加,促成了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合作、模仿、顺应等行为,在大众层面推广医学融合;国家的各类政策推动民族医学的制度化,将民族团结和医学融合紧密结合,在专业领域实现医学融合。

新能源接入对西北—新疆联网通道输电能力及系统安全稳定性影响分析

西北地区新能源接入主要受西北—新疆联网通道输电能力的影响和限制,为合理规划发展西北地区新能源,对新能源接入与西北—新疆联网通道输电能力及系统安全稳定性进行了研究。采用PSD-BPA机电暂态仿真程序,分析了新疆哈密地区风电、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风电、甘肃金昌等地光伏电源以及青海柴达木地区光伏电源接入后,对西北—新疆联网通道输电能力及系统安全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哈密风电接入规模及风电机组控制方式对西北—新疆联网通道输电能力的影响不大,但哈密风电接入会降低系统的安全稳定水平;而甘肃风电及光伏电源的接入有利于西北—新疆联网通道输电能力及系统安全稳定水平的提高;青海地区光伏电源的接入会使西北—新疆联网通道输电能力下降,且使西北—新疆联网第一通道安全稳定性下降,但会使总的新能源接入规模得到大幅提高。根据分析结果,建议合理发展青海、甘肃光伏电源规模,并注意发展比例。同时,在发展大规模风电及光伏电源的同时,应注意西北—新疆联网通道安全稳定控制措施的合理制定。

山地环境中廊道对人居格局及城镇体系的影响——以滇西北为例

滇西北地区山地人居环境在长期的适应性"生长"过程中,受自然廊道和人文廊道的影响较大,通过对滇西北地区独特区位特征的分析,探讨了山地环境中自然廊道和人文廊道对山地人居格局及城镇体系的影响,分析了目前滇西北山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希望为其快速脱贫并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依据。

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

"西北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它由河西走廊和陇西走廊组成。"西北民族走廊"与其南端连接的"藏彝走廊"共同构成了"汉藏走廊",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特点的大的"历史民族区域"。"西北走廊"内部自成一体,形成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但其地貌地形、气候类型等呈现出复杂多样性,这为历史上农、牧民族在这一地区的迁徙往来、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提供了得以发生、发展的自然地理基础。

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西北民族走廊"是上世纪80年代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既是我国西北地区多民族迁徙往来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我国西部一个重要文化传播带的交汇地和焦点区。因此,西北民族走廊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界定"民族走廊"概念的基础上,对"西北民族走廊"的地理范围、地理及历史文化特点、研究思路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