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清代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对乌鲁木齐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等众多方面进行梳理,并归纳总结出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的内容、特点及内涵,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清代乌鲁木齐社会的本真。同时,挖掘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的城市文化书写,亦对当今研究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历程提供借鉴。清代西域诗中对乌鲁木齐地理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地名之多样、自然景观之奇、地域物产之丰的特点。通过对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内容的阐释,进而展现出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窥见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及西域社会生活面貌,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公共意志的话语路径:退老堂唱和诗与宋南渡初期山林传统重塑

吕颐浩寓居台州期间营建退老堂,引起一场盛大的诗歌唱和活动。士人赋诗数量众多,吕颐浩亦多有和作。士人群体一方面从政治功业、隐逸高风等角度颂美吕氏退居行为;一方面在诗中普遍纳入谢安、裴度之典以质疑其退居的时代合理性,并借反论“退老”凸显政治文化重建时期老成之士的核心价值,表达对于南渡语境下贤能退隐的群体焦虑。吕颐浩以“腐儒”作为退居情态下的自我定位,昭示着杜甫的典范意义。通过梦境书写与退隐阐释,吕颐浩从虚实两个时空深度剖析退居闲适掩映下的报国理想与北归之志。忠君体国的责任意识以及重整山河的使命感构成了士人唱和行为的内生能量与逻辑起点。退老堂唱和诗揭示的士人心态复调特征烛照出传统山林之思的时代困境,话语路径的集体特征呈现出家国之忧对于传统归隐叙述逻辑的扰动,由此引发士人群体对山林传统的反思与重塑,以期调和退隐思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夷坚志》与两宋抚州风貌

《夷坚志》是一部志怪故事集,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生活、民风民俗和宗教文化。抚州是《夷坚志》中频繁出现的地名之一,以抚州为背景的故事多涉及抚州佛道文化、民间信仰以及抚州名人生平与著作等内容,鲜明地再现了两宋时期抚州的社会百态。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所见四川、重庆部分地方文献与《全宋诗》补遗

四川、重庆地方志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著录了《四川府县志辑》70册、《重庆府县志辑》35册,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正德)蓬州志》《潼川志》《遂宁县志》《丰都县志》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55首(包括2则残句),补充作者23人。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北宋中期古文运动与诗学思想、诗歌创作之变

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打破了六朝以来声律、辞藻等对诗文创作的束缚,使诗歌创作更加追求反映现实与叙事言理,诗学观念上更加崇尚立言载道与经世致用的功利实用思想。这也促使宋诗走上“诗言志而平淡”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北宋中期文学以“古文”的复兴带动了文学体裁样式和技巧风格向平易疏散、简淡明畅的方向发展。宋代古文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古文创作的普及为诗歌革新提供了价值支援和创作经验的丰富资源,北宋古文运动的审美思潮、文学思想和文体革新日渐渗透于诗歌领域,从而引导着北宋中期诗歌创作观念的转变。

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批评分析

唐人送别诗久负盛誉,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本文以李白送别诗《送友人》的三个译本为例,对洛威尔、小畑薰良和裘克安三位国内外译者形成的译者群体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从翻译外而言,三位译者的身份分别为美国、日本和中国译者,其翻译诗学观和读者接受度存在差异。从翻译内而言,在叙述主体、意象叠加和时间变化三个方面,三位译者的译法也表现出差异性,而行为的差异性,皆源于译者身份、翻译态度和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译文务实度的差异。文章最后对总的群体译者行为研究和传统译者行为研究思路进行了讨论。

禅诗中的宋代僧人饮茶生活

茶性味清苦而澄明,有助于僧人们参悟禅理。宋代佛教呈现世俗化发展特征,高僧宣扬在生活中禅悟的生活禅,在饮茶中参禅的禅茶修行方式日趋普泛。理学的发展促使了儒释相融,寺院僧人在与士大夫交往中形成境深意远的禅茶旨趣。僧人饮茶与世俗社会饮茶有相似之处,采茶、焙茶和煎茶的原则与追求都能在唐宋茶学著作中找到对应。僧人与士大夫以茶为媒介交相往来,在空幽的环境中品茶论禅。采茶、制茶、馈赠、品饮,其间的茶超越了物质范畴,成为禅的物化。

宋代笔记中的西北自然地理文献及其价值

宋代笔记体量较大、内涵丰富,其中保存了不少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信息,可以梳理为黄河讯息、山岳形胜、气候特征、动物植物等方面内容。这些信息以私人撰述的视角呈现了宋代士人对西北山川河流、植被天气等自然地理要素的记录,同时也可窥视他们在西北的亲历见闻及其宏论高见。这些史料不仅扩展了这一时段西北自然地理的文献来源,更成为观察宋代西北地理状况的一扇重要窗口。在对宋代笔记中西北自然地理信息的甄别、分类、筛选、辨析等环节的基础上,展现宋人笔记中西北自然地理文献的主要关注点,以引发对宋代士人对西北地理的区域分层、文献价值等问题的思考。

观物吟诗与内圣外王:论作为宋韵载体的邵雍诗歌

数量庞大的宋代诗歌,承载着宋韵文雅风流的核心文化内涵。今存1400多首邵雍诗作,集中反映了理学家的言理倾向,影响宋代诗坛的发展路径。诗集命名为“击壤”,传达生于太平盛世的幸运以及生活安乐闲适的自得,二者皆为太平社会的成立要素。诗集中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诗人形象,“乐天”的同时取法白居易诗学,书写自己的日常闲适生活。诗人身心清闲,坦诚面向万物,用诗发现物理人情,既写出天然秀句,也倾向言理说教,呈现“以意行文”的创作追求,这恰是宋诗好说理的整体艺术风貌。邵雍诗由表及里发掘日常生活的理性内涵,蕴含着“内圣外王”的现世追求,带动整个诗坛迈向较高境界。

“兴”的重新发现与南宋中期“杂兴体”的郁起

杂兴体组诗起源于唐朝的杜甫和储光羲,在南宋中兴时期,出现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爆发。这不但与南宋诗学、经学的新空气有关,更直接的原因是对于江西诗坛为代表的诗法系统的抵拒。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的杂兴体组诗,在整体特色上也表现出与江西诗法相反的倾向。南宋中兴诗坛杂兴体的盛起在宋诗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是一股返动的、“破执”的力量,它对宋代诗学建立起来的各种法则、界限都从本质上进行了抗议,是宋诗史上的一场规则厘革。

宋前考证笔记的文体生成及其意义考论

考证笔记是古代学者记录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文体,宋以后尤为昌盛。宋前的考证笔记则经历了文体规范、文体观念逐渐确立的过程。这一过程上起东汉,下至唐末五代,其中以唐、五代最为关键。在这一时期内,考证笔记几种基本的体例相继出现,题材范围极大拓展,考据辨证的文体特征得以确立,考证、纪实的文体功能得以明确,简洁明快的文体风格观念得以显现,文类观念也已经自觉。由此,考证笔记确立了基本的文体规范,并且在文体学领域标识了自己的领地。这一文体的确立,不仅为后世考证笔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笔记文体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理学“发明”的宋元理学诗表达方式及其文本形态

理学之“发明”,因其涵涉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故必然成为宋元时期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基本表达方式。基于理学“发明”的理学诗书写,外显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直接解释、阐释理学话语以作“发明”;藉“物”而以考索、注疏或说明而作“发明”;“格物致知”以作“发明”。基于理学“发明”的上述三种理学诗表达方式,表征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若干种典型文本形态,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

回顾与前瞻:北宋使辽诗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定期遣使交聘成为双方交往的主要活动。北宋使臣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使辽诗”。学界从整体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对于北宋使辽诗的特点、价值、意义等做了较深入的探究,成绩不小。未来的使辽诗研究宜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强化文学本位,将其置于宏阔的中华文学史视野之下,考察其对于中华文学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贡献。同时,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可以将使辽诗作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意味的”观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