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甫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台湾地区作家蔡文甫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代状貌中以其丰沛的文学创作体现了对中国民族传统精神回归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思考与诉求。中华文化不仅涵养起了他传统文人的古典情怀,以务实的态度关注着现实和人生,表达了对平民人生的悲悯与关怀以及对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思考,而且也使他始终能保持自己的创作定力,在传统文化积习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手法进行创化,保存并延续中国文学传统的精髓。他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和情感皈依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域外传承和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具有特殊的意义。

新世纪小说创作的三个转向

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征。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大致呈现三个转向:一是文学资源的本土化;二是叙事内蕴的微观化;三是叙事策略的轻逸化。这三个转向彰显了新世纪小说创作上新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何种转向,新世纪作家都不可能彻底摒弃以往的文学经验。只有妥善处理好“西方”与“传统”“宏大”与“微观”“轻”与“重”等多重关系,新世纪才能出现具有自身特色的优秀文学。

论迟子建小说的东北叙事

从《北极村童话》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烟火漫卷》,迟子建长久以来钟情于讲述东北的故事,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再现东北的历史,于文学世界中还原东北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她讨论现实世界中社会发展的困境,以小说的形式揭开东北的真实样态。迟子建的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存在,也是振兴东北不可缺少的文学力量。

话本、故事、传统及其他——对苏童21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思考

21世纪以来,苏童在话本实践中作出新的尝试。第一,开始对“说书场”进行改良,既消除了“评书气”,又增进了亲切感,还拓展了说书人的话语空间,创造了“新闻联播”式的讲述方式,从而强化了“话本笔意”在现代的传达。第二,开始借鉴说书人的全知视角,使传统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带有“兼容性”特点。第三,更深入地改造话本形制,如将“头回”改为“开场白”,在迎合“短”这一现代短篇文体诉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头回”的“暖场”效果,从而探到现代“快餐式”阅读的精髓;但在改进和巧用“篇尾诗”上,力有不逮。第四,在话本语言的探索上,开始注重口语化,但未能实现“俗而有力”或“雅俗共赏”“;市井气”颇浓,但缺乏“吴侬软语”之神韵。

“一会一杂志”与陕西长篇小说的发展

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为发端,在陕西老中青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的共同努力之下,陕西长篇小说打破“零作品”的冰封状态并后劲十足,先后推出《平凡的世界》和《浮躁》两部重量级作品;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状态的改变离不开《延河》杂志及其同人的帮助。《延河》从一开始就承担起培养文学新人的重担,在新时期不仅推出陕西“五虎上将”,更推动新时期陕西作家群尤其是书写长篇小说作家队伍的崛起;陈忠实与《延河》的渊源不仅在于《延河》为《白鹿原》做了文学铺垫,更在于《延河》编辑李星对陈忠实的帮助与激励。

除草剂代谢研究与新除草剂创制

概述了一些除草剂在植物体内的活化作用及研究除草剂代谢对新除草剂创制的重要性. 除草剂代谢研究与创制新除草剂的前期研究相结合,为新除草剂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可加速新除草剂的开发进程,提高了新除草剂研制的命中率. 此外,论述了基于一些高毒农药代谢特性来改造母体农药的结构,能获得高效、低毒的前体农药.

重读20世纪50年代小说经典

本文力图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经典”小说作出 新的解释和评价：一方面是大多数作品文化精神的变异和审美意识的迷失； 另一方面是少 量作品的“边缘化”姿态及个性坚守。作家们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完成了对历史现状的认 知与理解，在同一文学背景下传达出不同的声音。

利用簇合效应发现和创制高效新农药的设想

基于以下理论提出了一种创制高活性新农药的观点:将一种活性寡糖小分子制成簇合物后,其活性有时可大大增加,即产生了簇合效应(cluster effect)。通过列举簇合效应在医药领域成功应用的事例,指出其在高活性新农药创制中应用的可能性。预期这一机制可用于筛选和发现高效新农药。

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

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数量上,刊刻趋于衰落,但创作出现繁荣;在质量上,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书坊主注重插图精美,刊刻精准,态度严谨,评点认真、精细。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

新时期满族作家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死亡情结

死亡作为个体生命的最终归宿,与悲剧有着天然的因缘。新时期满族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多种死亡叙述,这是满族作家死亡情结的自然表征。通过观照新时期满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归纳死亡的书写模式,分析作家死亡情结的成因,探讨死亡情结的审美意蕴,以此对满族文学进行整体性的审视。

从《道连·格雷画像》看王尔德的文学道德观

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画像》既揭露和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道德的堕落,又对人们进行了严肃的道德教育;而他提出的“艺术不应受道德的约束”,是他反叛资产阶级时代道德的策略武器。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尔德明知该小说要遭到非议,但他却冒着巨大的风险,将小说展示给人们。他是一位反叛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斗士。

侠义精神与20世纪小说创作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侠义精神、侠义伦理则是侠文化之话语内涵的价值核心，而侠义精神的最佳转译形式无疑是以武侠小说（同时又不仅仅是武侠小说）为其首选的文学作品。作者从20世纪的小说创作中追寻侠义精神的审美化显现，试图一方面由此揭示侠文化生成延续的心态史轨迹，一方面求证侠义精神、侠义人格是怎样以“元叙事”形态参与到艺术审美创造中。

林徽因小说创作论

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描绘了特定情景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负载着较丰厚的人文内涵;在艺术上追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实验中国小说文体的热情;她的小说既体现了京派小说的一般风貌,又显示着作者鲜明的文学个性,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

论方方小说的宿命意识

1980年代后期,对方方小说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新写实主义"流派特征的理论探讨、人文立场的深度意义和地域文化特征等方面,比较而言,从生命意识的角度研究方方小说创作的人性内涵和文化意义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领域。方方小说创作中越来越浓厚的宿命意识暗合了时代文化变化的脉搏,与其区别于先锋作家的总体平实风格一起成为她的小说获得读者广泛认同的精神基础。

张爱玲新论

张爱玲思想不入正统,创作不入主流,却因其作品特殊的魅力吸引读者无数。本文勉力探奇,侧重从其独特的人生感悟及其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两方面加以阐述。张爱玲人生感悟的独特性在于:(一)具有以悲为基调,悲喜调和的生命观。(二)具有个人的而非大众的,现实的而非理想的人生视角。(三)认为人生无爱而人性充满弱点。(四)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有着永恒的意味。张爱玲将其独特的人生感悟渗透到小说创作中,创造了一个苍凉而美丽的小说世界。

论宋代小说伎艺的文本形态

《醉翁谈录》是宋代说话伎艺人的专业用书,其收录的传奇体文言曾是宋代小说伎艺的语体形态。不仅说话伎艺的语体形态从宋到元明有一个进化累积的过程,小说伎艺的演出程式也有一个进化累积的过程:在叙事体式上,与唐传奇相比,宋代小说删繁就简,掺入大量诗词,模拟细节进一步加强;在演出程式上,宋代小说伎艺虽然形成了某些“举断摸按,师表规模”,但是还没有形成后日所谓“入话”、“正话”、“散场”等程式。

论李渔小说创作的新质

李渔小说以其"无声戏"理论为指导,创作出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小说作品,在清初小说作家中独领风骚。李渔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从改编到独创、从实录到虚构、从道德说教到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的飞跃。因此,李渔小说显示出不同于前人的独特风貌,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民族情结与开放情怀——论重庆土家族作家群的小说创作

重庆土家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小说创作群体。重庆土家族小说作家的创作各有特色,却又表现出民族情结与开放情怀的共同特点:就民族情结而言,他们的优秀之作不但表现了土家族的风物风情和性格心理,而且在语言上也体现出一定的民族特色;就开放情怀而言,他们表达了土家人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变革欲求,对民族性中的负面因素进行了冷峻的解剖和批判;他们继承了土家族文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却又没有固步自封,而是进行了艺术方面的多元创造。

价值寻求与感性生命的错位——对市场经济下中国小说创作路向的反思

不同于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小说创作,市场经济下的小说创作显示出了另一种特征,前者因服务于意识形态而忽略了感性生活形态,后者则将价值寻求消隐在了感性生命的张扬之中,能否将生命体验与精神追求结合在一起是当下小说创作突破的关键。

“十七年文学”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

莫言小说创作与"十七年文学"范式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17年间的"红色经典"对莫言创作思想的形成、创作风格的确立,甚至创作题材的选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言批判性地接受了"红色经典"的影响,他以民间立场把"十七年文学"中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人物写进了现代中国的变迁史,从而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写出了不同于"红色经典"史诗品格的另一种历史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