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城市与乡村连接的关键纽带,与城市或乡村相比,其人口变化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相较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人口增长与收缩并存的现象更为明显。基于此,以甘肃省县域空间为实证对象,基于标准差椭圆、人口集聚度模型、GMM模型对县域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集散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发现:2000-2020年间,甘肃省县域人口规模空间分布的中心点出现明显波动,同时受周边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逐步改善,近20年间县域人口呈现由陇中向周边回流的趋势,这与兰州市弱省会对要素吸纳能力有限有很大关系。其次,甘肃省县域人口在经历一段增长后出现新一轮流失,县域空间连片收缩现象较为显著。同时受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就业机会等不均等化布局,人口由郊区县城向中心城区迁移的趋势依然明显,中心城区依旧是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区域。此外,从县域人口空间分布的驱动机制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农业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人口规模具有负向影响,这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倒逼农业科技发展有关。

GIS支持的县域人口迁移空间模型研究——以浙江省临安市为例

人口迁移引起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等要素的空间分布发生变化,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对人口迁移模型的研究大多是以行政区划作为计算单元,难以反映小尺度下行政区内部的人口迁移态势。在GIS的支持下,提出构建县域人口迁移引力模型,选择县域内独立的居民区片为计算单元来评价乡镇的人口吸引潜力和人口最大可能迁移目的地分布。以浙江省临安市为实验区,实现模型的运算,检验结果表明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各乡镇对人口的实际吸引力,为研究区制定人口、经济等政策和辅助规划提供了科学合理的依据。

迁徙中国视野下我国县域人口流动状况与发展挑战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全国1%抽样调查资料,从跨县流动和县内流动两方面,系统地梳理了2000年以来县域人口流动的现状特征和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县域人口跨县流动活跃性正迅速增强,净流出活跃型县域数量迅速增加,跨县流出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跨县流出人口的中老年化趋势明显、省内流动占比增加、流动原因趋于多元。与此同时,净流入活跃型县域和跨县流入人口的增长缓慢,跨县流入人口中,老年人占比有所下降、省内人口占比不断提高、社会型流动占比有所降低。我国县内流动人口规模止升趋降,乡城流动稳占主流,县内流动儿童和老人规模持续扩大,家庭、教育和宜居成为县内流动主要原因。我国县域已由乡土时代步入迁徙时代,人口流失加快了县域人口负增长转变,区域分化提升了分类治理难度,流留儿童带来学校教育和亲情双重挑战,流留老人增加提高了养老公共服务需求,人口流动重塑了县域家庭结构。基于此,要妥善应对县域人口流失、强化县域的分类施策和公共服务多样化供给。

额济纳旗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分布研究

分析了额济纳旗人口与环境的演变过程以及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计算了环境人口容量,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可能控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阈值,并对今后20年内的人口数量进行预测.据此提出合理分布人口,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的建议:实施生态移民,阻断荒漠化过程;依托原有人口分布区的基础设施优势,合理布局人口;妥善安置移民的生产和生活,协调移民新村与环境的关系.

我国地域经济差异与人口迁移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是促动我国人口迁移空前活跃的主要因素,而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亦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均衡作用。本文通过测算我国1985-2000年各省区在人口迁移前后“人口—GDP”的基尼系数变化,验证了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减缓作用。在此基础上,测算区域经济达到均衡状态下的各省区理论人口和人口迁移潜力,并重点分析了县一级行政地域的理论人口和人口迁移潜力分布。

西部区域生态移民的科学性和运作模式——对甘肃省民勤县以水定人的调查和分析

本文以对甘肃省民勤县的深入调查为基础,按照以水定人的思路,在认真分析目前该县的水生态环境对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严重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生态移民的规划思路、移民设计和运作模式等。

外来人口与苏州会馆

明清时期,苏州成为江南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使会馆应运而生,会馆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容忽视,而外来移民和流民的管理问题也更加突出。以史为鉴,应利用会馆和会所在当前苏州外来人口管理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玄菟郡人口问题解析

玄菟郡自公元前107年始设至公元432年消亡,历西汉、东汉、公孙氏政权、曹魏、西晋、前燕、前秦、后燕、北燕九朝(包括割据政权在内),在东北历史上延续了500余年。本文锁定玄菟郡的人口问题,旨在探讨玄菟郡在移徙过程中虽然县均人口数均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但就横向来看,玄菟郡下辖各县的规模均为同一时期东北边郡中较大者,借以推定玄菟郡始终为东北地区的重要边郡。

凉山州会东县农村人口空心化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空心化问题严重制约农村可持续发展。分析农村空心化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深入了解农村人口迁移、探讨如何破解其空心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研究更多的是以全国或某一特定村为研究对象,关于不同类型村落空心化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具有地域特色的特定区域,如某些特定县市的农村人口迁移和空心化有何特点、空心化的动力机制等的探究尚有不足。本文以位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这一地形复杂多样、少数民族众多、地域特色突出且处于人口加速转移期的山区县为研究对象,基于村庄和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其人口迁移特征及该区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现状,解析人口空心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会东县农村已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空心化,且不同类型村落人口空心化程度差异明显,受到地形特征的影响,人口空心化随着海拔升高而降低,河谷平坝型村落空心化程度最高,低山丘陵型和中山型村落空心化程度较低,人口空心化具有一定的垂直梯度性;(2)除了地形因素以外,村庄主要收入来源以及距县城的距离也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有显著的影响。未来引导人口回流、提高其经济发展内生能力、提升农民人口素质是促进该区域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本研究关于凉山州会东县农村空心化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的解析,为进一步认识其他山区或少数民族区域的空心化问题提供了案例。

嫩江高峰林区红胁蓝尾鸲的种群动态研究

1998—2015年在黑龙江省嫩江县高峰林场开展了鸟类环志研究工作,共进行鸟类环志16目46科189种283 862只,其中春季146种117 333只,秋季159种161 702只,隶属15目43科。红胁蓝尾鸲(Tarsiger cyanurus)累计环志20 264只,其中春季环志18 040只,占春季环志数量的15.0%;秋季环志2 224只,占秋季环志数量的1.4%。春季雌性比例较小,秋季的雌性比例较春季大,远高于雄性。红胁蓝尾鸲春季最早始见于3月中旬,高峰基本集中在4月中旬,秋季最早始见于8月下旬,多数始见于9月上旬。迁徙高峰集中在9月下旬。迁徙速度平均60km!d-1。日环志量与日最高气温、日照时数、最大风速的风向等因子均呈负相关;与最大风速、平均气压、降水量、最低气压、平均风速、最低气温显著相关。高峰林区与吉林珲春、黑龙江帽儿山红胁蓝尾鸲的环志数量相比较,发现红胁蓝尾鸲呈环行路线迁徙。

人口迁移与森林变迁的关系研究——以四川通江县为例

通过以通江县(八家坪)为个案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可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该地区人口迁移、人口数量的变化而对森林变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此外,从通江县的地名研究中也可以透视出人口迁移与森林变迁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研究表明,自明代到20世纪初,由于整个通江地区人口的增减,其森林面积也在随之发生改变,该地区各时期森林覆盖率的变化无不烙上人口迁移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印记。

明初舟山群岛废县徙民及其影响

元末明初，舟山群岛是方国珍及其余部反元抗明的最主要根据地。朱元璋为防止他们与内陆的反明势力联合，以防止“倭寇”为名，在舟山实行迁卫、废县、徙民措施，接着在全国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舟山群岛的废县徙民不仅造成舟山的渔农业长期荒芜、交通停顿、文教中断，而且引发海上武装走私猖摄，并导致所谓嘉靖年间长达几十年的“倭患”和“平倭战争”，使舟山及东南沿海的经济遭到更大的摧残。

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外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为例

分析2010年以后泾源县农村地区人口迁移现象,以泾源县的迁出人口及有外迁意愿的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与电话访问分析该地的人口外迁问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该地作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人口外迁并未显现出民族差异,迁出地经济发展落后、无稳定收入来源是迫使人口外迁的主要推力因素。迁入地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预期收入水平及政策因素等是吸引该地人口外迁的最主要拉力因素。

人口流动影响下幼儿园设施布局研究——以武义县幼儿园布点规划为例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就学的需求对基础教育资源设施空间布局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武义县幼儿园布点规划为例,首先分析了其设施布局在人口流动影响下的空间分异现象;其次基于人口流动特征的分析,指导了学位预测的方法与途径;最后提出了相应的空间对策。文章认为以政府保障基本供给,以市场应对流动人口的不确定性,可兼具政府办学与市场化运营的长处。

人口省内迁移的空间结构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在省内迁移逐渐成为国内迁移流动主导模式的城镇化中后期阶段,本文以福建省为案例地,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五年间”迁移口径的省内跨县(市、区)迁移O-D流数据,综合运用迁移率指标和社区发现算法,开展了福建省内跨县(市、区)迁移的空间结构研究。结论如下:(1)福建省内迁移整体进入活跃性的同时,不同迁移地域类型间存在分异。(2)迁移流勾绘的迁移网络在空间上形成了多样化的迁移组合;迁移网络进一步塑造了跨地市迁移圈的福宁南、厦漳迁移圈,以及本地市迁移圈的泉州、莆田、三明、龙岩迁移圈。(3)基于福建省的实践,凝练了跨都市区的层递迁移、跨都市区的链式迁移、都市区内的多点迁移和都市区内的向心迁移4种空间结构类型。

中国的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进展与展望

新时期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格局显著、研究尺度下沉,了解县域村镇人口迁移规律模式与影响机制对县域村镇规划编制及发展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iteSpace分别识别1985年、2009年以来中国的县域村镇尺度人口迁移研究热点,分析显示新旧热点联系紧密,理论与实证研究稳步发展,三十多年间学者关注的主要议题大体一致,集中在迁移主体特征、迁移过程的规律模式、迁移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及迁移带来的影响与效应四个方面,由此系统性梳理归纳出国内关于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进展。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与学界研究趋势提出可重点关注的4类议题:(1)创新理论方法与基础数据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规范数据采集与统计口径、寻求学科交叉融合应用将极大扩展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的想象空间。(2)尺度纵横向比较研究。探索不同尺度迁移规律,借鉴其他地区同尺度人口规划经验,以提出适应不同层级发展需求的策略。(3)迁移的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研究。关注下沉尺度的县域内部人口迁移模式,回溯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家庭迁移模式,关注制度变量与迁移时间等新影响因素。(4)迁移的微观影响与效应研究。运用新理论与方法在个体与家庭微观层面开展影响研究能反映真实的自下至上的诉求。

多时期演变视角下中国人口收缩区的识别、空间特征与成因类型分析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进入关键转折期,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快速蔓延趋势。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论文从多时期演变视角对1990—2015年县市尺度人口收缩区进行识别,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然后,在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划分出不同的成因类型,并进一步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主要结果如下:(1)人口收缩区存在不同的演变路径,约24%的县市为波动收缩,约13%的县市为持续收缩,约5%的县市为近期增长转收缩。(2)波动收缩型分布较为广泛,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川黔渝地区、甘肃、陕西、江苏北部、福建西部等,持续收缩型主要集中在川黔渝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近期增长转收缩型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河南和新疆。(3)人口收缩的成因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滞后驱动型占比最高,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经济放缓和自然增长低双驱动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自然增长低驱动型占比较低,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认为需要重视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现象,并根据不同区域人口收缩演变趋势及成因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中国县级教育水平与县人口迁移相互影响分析——基于2004年-2008年31省(市)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迁移规模不断增加。教育水平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人口迁移对教育水平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县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县人口的迁出、迁入均呈正相关。从全国来看,县教育水平提高1%,每百万约迁出6人;县人口迁出对县教育的负面影响小于迁入对教育的正面影响。这说明我国城镇化趋势在加强,同时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人口迁移呈现一种波浪式递进的模式,即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的层级递进模式。

基于村域微尺度的人口流动类型空间分异及作用机理——以云南玉龙县为例

村域微尺度人口流动过程对县级单元就近城镇化发展、小城镇发展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方面影响凸显。以云南玉龙县为研究区域,以行政村为基本空间单元,深入剖析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分异特征,识别人口流动村域类型空间分异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玉龙县村域人口流动特征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具体表现在人口流动强度和人口流动活跃度两个方面;②玉龙县人口流动空间结构整体呈"圈层+扇形"模式:第一个圈层是净流入活跃型行政村,第二个圈层是非活跃型行政村,第三个圈层是非活跃型和净流出活跃型的混合行政村;③人口流动村域类型分异格局是经济因素、交通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