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金代状元张继祖、程嘉善夺魁年份考辩

一向被称为“金代某科状元”的张继祖可初步确定为天德四年(1152)状元;贞祐三年(1215)辞赋状元是程嘉善,而不是李献能,李献能殿试名次并不突出,很多著述都张冠李戴了。

金代辽宁籍两状元事迹略论

以往人们都认为在中国科举史上,辽宁文士无人中状元。本文经考证认定,金代懿州(今辽宁省阜新市)人奥屯忠孝是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女真进士科第一名,即状元。辽阳张甫,与奥屯忠孝同年中进士,为词赋科状元。此二人为中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两位辽宁籍状元。

纵横游说之辞与汉大赋的表达方式——汉大赋体制形成过程中文体扩张的途径

汉赋从汉初的骚体赋、杂赋发展为汉大赋,在这个过程中,游说之辞是汉赋文体扩张的主要途径,汉赋从游说之辞吸取其细节刻画、铺张排比、主要是寓言辩难的情节结构等表现方式,形成了汉大赋的主要体裁特征,直接促进了汉大赋体制的形成。

“状元”一词早期使用情况辨考

《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唐诗补编》等所收唐人作品中,只有10种用过"状元"一词,共18次。"状元"在唐代还只是个民间用语,著名文人都没用过。政府从来不用,也不重视具体名次,谈科第只用"甲科""上第""高第"等较笼统的词。《辞源》《辞海》对"状元"一词的界定,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柳永词与他的从政之路

柳永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他既是才华横溢的风流词客,又是苦游于宦海的颠簸士子。他的词创作和从政之路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乐章集》中部分词就是其从政之路的写照。本文从柳永词作与其从政之路联系的角度上,论述了柳永在“狂荡”背后那不为人所熟悉的一面:积极于事功。

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词与赋:观察张惠言词学的一个角度

张惠言以赋说词 ,是希望通过把词通于赋 ,最终通于《诗》 ,其沟通的相契点是由于“失志”而产生的比兴寄托。沟通的结果是 ,赋表才学的基本特征不仅对词学的研讨有着理论的意义 ,而且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词之大篇的产生。清代大量出现的学人之词 ,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创作实践 ,都可由此作为研讨的一个途径。

辞赋对话模式的生成与展开

辞赋之对话模式主要表现为三种,即人与神的对话、人与人的对话和人与自然的对话。三种模式次第展开,映射出中国历史文化变迁与士人主体精神消长变化之大势。上古巫术文化向周秦理性文化转化,带来了人与神对话向人与人对话的转向,人的主体精神得到前所未有之开显与发扬。此一动向生动地体现在作为辞赋源头的《庄子》、《楚辞》和《荀子》中。汉以后之大赋、小赋共生共长,同时也构成一种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大赋以张扬天子权势或国家意志为职志,在人与人的对话中,士人主体精神欲扬反抑;小赋以寄情于物或田园山水的方式,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士人主体精神得以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