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吸收社会资本的可行性研究

为了了解医院吸收资本的情况,我们调查了浙江省温州、台州、宁波、杭州等地的19家医院和9家投资单位。结论:社会资本具有投资医院的意愿和能力,医院具有吸收社会资本的愿望和能力,但是,必须制定相关政策。建议:加强对社会资本投资医院的宏观调控;提供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加强对民营医院的规范化管理;加强对非营利性医院经营活动的监管。

孙吴建都与撤都武昌原因探析

赤壁之战后 ,孙权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考虑 ,建都建业。随着孙、刘关系的紧张 ,孙权移都武昌 ,为击败刘备集团、巩固长江上游局势奠定了基础。夷陵之战后 ,孙权为了维持与蜀汉的联盟关系 ,还都于建业。蜀汉灭亡后不久 ,孙皓即从建业移都武昌 ,以增强对北方政权的防御力量 ,然由于江东大族的反对 ,他不得不撤还建业。孙吴两次建都与撤都武昌的事实说明 ,决定孙吴建都地点的是政治、军事因素 。

环渤海经济圈外资利用中心城市之争

环渤海经济圈近年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受到了普遍关注,从实际利用外资额来看,环渤海经济圈是北方吸引外资最大的地区,那么,在这个区域,是否存在一个中心城市起"龙头"作用?伴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和青岛城市规划的兴起,天津和青岛的龙头之争开始凸显,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两大核心城市,天津和青岛的发展是应当有所侧重,还是齐头并进?文章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天津和青岛分别作为中心城市的模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天津还是青岛,都没有作为整个地区中心城市的实力,但是,从整体来看,天津发展更胜一筹,因此,为了提升整个环渤海经济圈的综合竞争力,两个城市应当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同时要利用各自独特的优势,在外资利用上各取所需,特色发展。

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

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 ,主要有以下 4种用法 :第一 ,表示调发、调度 ;第二 ,官府出钱采购所需物品 ,有时也称为“调” ;第三 ,作为赋税的泛称 ,“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 ;第四 ,表示苛捐杂税。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 ,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 ,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 ,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 ,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 。

从《吴都赋》解读六朝初期南京的城市文化气象

六朝时期的江南城市曾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南京。在这一阶段始于东吴至西晋年间。从当时作家左思的《吴都赋》中可以窥见初创时期的南京城市风貌,尽管这时的南京城各方面发展还不完备,但它已经体现出至少两方面的特征:一是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没有掌控全国政治资源的优势,却能起到凝聚地区文化的作用;二是作为古代文化都市的雏形渐渐形成。由于东吴等地方政权的重视和文化建设的加快,南京在当时比其他一些城市更接近于文化都市的特征。

留守与政局: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京师留守

唐代君主离开京师长安之时,往往设置京师留守,确保统治秩序的稳定。唐代京师留守的主要职能是维系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转,但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由于李、武二氏围绕长安、洛阳展开争夺,京师留守衍生出特殊的政治功能,成为不同政治集团间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唐高宗即位之初的京师留守尚未体现出时局政争的明显痕迹,但从显庆年间武则天政治权势渐长之时起,京师留守逐渐成为高、武二人争夺长安局势控制权的重要工具。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久留洛阳,京师留守的人选逐渐为武周宗室所占据,成为武则天在长安的利益代言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京师留守呈现出更换频率高、与时局政争关联密切、逐渐常制化等发展特点,是唐代京师留守发展历史上的关键时期。高、武时期以后,京师留守成为唐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玄宗朝发展成“三都留守”之制。唐代的京师留守对五代、宋及以后各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伍启元的经济思想

伍启元是自由经济的主张者,在战争期间主张实行物价统治,并通过加强对富人征收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在国家经济建设上提倡大量利用外资,同时强调好的政府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在对国家建设各类人才的管理上,更是观点独特,提出了"和谐管理论",主张发挥工人的潜力和创造力,管理者要尊重工人,并与工人"和谐"生活。

尤刻本《文选》增注研究——以《吴都赋》为例的一个考察

长期以来,尤刻本《文选》被认为是李善单注本的代表,但是将此本和相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对后发现,它已经严重偏离了李善注。与已知最早的李善单注本北宋国子监刊本相比,仅《吴都赋》一篇,尤刻本就出现了2035字的增注。这些增注不仅来源复杂,而且大部分找不到出处,比较可靠的推测是:尤袤手中有一个李善注本,而这个注本有大量的旁注附在善注之旁。尤袤在刊刻之时,把这些内容作为善注收入了新刊本。总之,尤刻本是一个以李善单注本为名的杂糅了诸本的《文选》注释本,从学术研究层面讲,是一个很不值得信赖的本子。

《竹书纪年》所记录的商年代

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商年代,与现存古本《竹书纪年》的佚文及其他古籍中的相关材料相对照,仍可证其基本保存了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商年代数据。据此校订,可以列出详细的商代王年表。今本《竹书纪年》为现今所知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记录。

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

战国以来养士之风盛行,其流风余韵,波及西汉前期。爱才惜才的梁孝王刘武周围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通过对《西京杂记》以及谢惠连《雪赋》有关这个文学人物集团的描写的考察,可以看到梁孝王集团在后代文人文学想象中的意义。

韦昭度之死与吴融的诗歌创作

从吴融和韦昭度关系的角度可见吴融的政治命运和其诗歌创作。韦昭度之死是唐末藩镇势力侵陵帝室的结果;韦昭度之死作为吴融的重要的人生记忆影响了他的一生和其诗歌创作;韦昭度之死给吴融诗歌增加了一种凝重的品格。

中山武公“初立”与“居顾”之相关史实考述——运用出土档案资料研究先秦少数民族史之一例

河北平山县中山王一号墓积累了可观的有关白狄中山国的档案资料,其中夔龙方壶有关中山国世系的铭文有助于确定《战国策》中"娶魏公子倾为正妻而得封之中山君"为何人的问题;青铜钺有关中山桓公建邦称侯的铭文以及玉璧"桓子"的墨书文字,则对解释《史记》所载"中山武公初立"真实涵义起了关键作用。通过对白狄中山国出土档案资料的整理,不但部分还原了这个少数民族所建诸侯国之相关史实,而且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先秦少数民族档案史的书写提供了素材。

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20 0 0年至 2 0 0 1年 ,苏州博物馆考古队在苏州西南的木渎一带发现了一座春秋晚期的城堡遗址 ,它应当就是阖闾时伍子胥所筑的吴国都城。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 ,对于研究阖闾的都城位置、汉代吴郡的位置和探索战国秦汉之间吴地所发生的巨大变迁都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本化的社会促进机制——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精武镇个案分析

以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提供的概念工具和认识思路,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田野调查等方法,旨在将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及其"文化资本"作为个案,探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地方社会中的运作模式。分析认为,其互动模式表现为由"精武"文化需求及其生命力所触发的、在地方政府主导下、以当代社会条件为土壤,在地方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不断展开的文化与社会互构行动及其机制。随着这种机制的不断完善与展开,精武镇"精武"文化不断获得的优越的地方性条件使其得到多样化的传承与发展,从而成为政府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精武"文化资本化也因而成为可能并在社会结构中固化为结构性力量,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抗战时期产融结合的脆弱性探析--以金城银行投资天字号企业为例

抗战前国内银企关系始终若即若离,但在抗战特殊的环境下,内迁企业的资金困难和后方银行的投资需求构成有力的资金供需组合,产融结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金城银行与天字号企业的合作就是其中的典型范例。产融携手后,银行与企业原先管理团队的矛盾让人始料未及。银行与企业创办人对经营权的争夺,企业生产热情与银行投机阴谋的冲突,甚至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战时都成为原则性的问题。资金供需的合拍引发了银企合作的幻想,双方长期目标的不同打破了"合作愉快"的脆弱表象。种种矛盾最终导致银企合作分崩离析,折射出战时特殊环境对企业决策的误导和影响。

春秋晚期越王勾践迁都琅邪平议

越国迁都琅邪的历史真相,虽经古今史家学者的不断探觅,却至今仍然成谜。综观古今之论,大致有三种倾向:坚持勾践迁都琅邪实有其事;质疑并否定迁都琅邪事实的存在;持调和折中之论。三者都有一定的根据,各有其合法存在的理由,又均有偏颇之处。文章从文献、时间、地理空间、政略、战略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三说之中,以迁都琅邪之说漏洞最多,其可能性微乎其微;持否定论者只破不立,没有对勾践晚年具体行踪详加考论,为迁都说留下了空间;相较而言,调和折中论似乎自相矛盾,但却留下了可以探讨和继续加以拓展的空间。

翻译的文化资本运作——近代翻译家伍光建研究

翻译学对文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借鉴夯实了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翻译研究由原文本与译本的语法、句法、语篇等语言层面的对比分析转向宏观上影响文本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研究。本文借鉴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探讨近代翻译家伍光建的译介生涯中翻译的文化资本的运作过程。翻译的文化资本是文化翻译场域内行动者的出发点,与译者的翻译动机、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翻译选材及策略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与互动,其运作是译者、赞助人翻译动机产生后进行译本文化再生产并追求译本接受与利润的过程。考察翻译的文化资本运作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翻译过程中各种权力关系的协调和适应,本文分析了文化资本的3种形式对近代翻译家伍光建翻译行为的影响,并阐释翻译与文化资本的互动关系。

关于吴都句吴研究的几点刍荛之见

吴国都城问题在吴文化研究领域居于核心地位,特别是吴国首座都城句吴,在吴国前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对推进吴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由于古代史藉记载不够详尽,后世注家也有不同解释,致使对句吴城之论定产生一些歧义。苏州木渎春秋古城考古取得重大收获,对吴都句吴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切实开展对吴都句吴城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无锡地区吴文化的研究,促使各有关学科领域之专家学者集中精力开展具有实质意义的研究。

也谈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概念——兼与程承坪教授商榷

我国经济学界对"人力资本"有歧议,如10多年前吴宣恭教授在《经济学动态》发文提出"人力资本"悖论说,2015年程承坪教授就此发文提出异议。"人力资本"范畴滥觞于17世纪威廉·配第时代,已有300多年历史,马克思对当时的"人力资本"概念是持批判态度的。我国现在普遍使用当代西方的"人力资本"概念,这有助于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因为人才是生产要素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要素,只有转变人才培养方式,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而有些学者把我国目前通用的"人力资本"概念视为剥削范畴,是不妥当的。

《越王差徐戈》铭文与越国徙都“姑苏”补论

《越王差徐戈》铭文是目前所发现的记载苏州地区名"姑苏"较早的文献资料。对铭文进行汇释并就"得""居""居乍金""司"的用法及"先王"所指进行讨论。越王翳迁都吴地,越王差徐承袭之并都于姑苏,其原因与越国北上扩张与齐国势力南下的冲突有关。铭文中的"姑苏"可能在今天苏州城西,其可能并非越国新建而为沿用春秋时期的木渎古城而来。由木渎春秋城、越王差徐城至秦汉以后苏州城址的变迁来看,前两者均在今苏州城以西,表明苏州早期地址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西至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