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汉代循吏治政生态考察——以《汉书·循吏传》为中心

汉代循吏多出自宣帝朝,循吏建树地方善政,与其所处“自然—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治政生态息息相关。汉宣帝时期天灾较少,偃武修文的政策促使环境优化,为地方善政奠定基础。循吏富民治平,化民以礼,移风易俗,使民众回归理性,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以为善政核心。汉宣帝选贤任能,给予地方官久任制、自治权,并严格监察,奖励务实,惩罚伪诈,成为实现地方善政的关键与保障。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借鉴,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正确选人用人,理顺央地关系,循吏善政启示良多。

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官营丝织品中的“红”色

马王堆汉墓是关于西汉的百科全书,囊括了科技、文化、艺术等学科,帛画、陶器、印章等种类的富饶内容。其出土的丝织物种类繁多,染于织物层面的色彩艺术为世人所叹。文章以马王堆汉墓已出土的丝织物为物质载体,探析“红”在出土丝织品中的色彩表现。基于此,文章介绍了西汉时期红色植物、矿物染料的染色手段,线染、匹染、套染等染色手法及同色系、异色系等搭配方式,了解了“红”色在西汉官营丝织品的呈现方式,彰显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并深入理解其色彩符号于后世的价值意义。

基于汉代画像砖实证材料的进贤冠起源、形制及使用

进贤冠是汉族男子冠服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冠式,其演变与中国古代官员制度的发展相联系。为了研究汉族冠服形象体系中文职官员的进贤形象,文章基于汉代画像砖史料实证汉代进贤冠的起源、形制及使用,有助于推动汉代男子官员形象研究。研究指出,进贤冠作为汉代官职体系发展的衍生物,在西汉时期就已存在基础样式,经新政时期完备,在东汉时期趋于成熟。汉代进贤冠独具特色的形制样式及符号表征在传统的各阶级中烙下深刻印记。进贤形象呈现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观及礼仪规范,是传统阶级文化的沉淀亦是多维审美趣味的展现,对历代汉族男子的冠服体系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元代官方史学中的蒙汉融合

元代实行蒙汉两重修史体制,在官方修史活动中呈现为多民族史官共同参与的局面,其中蒙古人占据领导地位,汉人则凭借修史才能发挥了主体作用,多方合力推动了元代官方史学的发展。在集体修史过程中,各民族史家之间有着多方面的互动交流,在纂修实录、《经世大典》等重大修史项目中互相配合,保证了史书修撰顺利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交融加快,文化认同加深,元代蒙汉两种修史体制间的融合逐步深入,蒙汉史学交融形塑了元代官方史学的特色。

秦汉高级军吏铠甲演变考析

铠甲作为中国古代战争中重要的防护性军戎服饰,是军事作战的刚需品,探究铠甲的演变对于考古学具有重大意义。对秦汉高级军吏铠甲的材质、甲片、结构、编缀方式、装饰特点和艺术风格进行考析,有助于了解秦汉高级军吏铠甲的演变历史。

何以治民:论汉唐循吏面临的矛盾及其选择

汉唐循吏主要面对着以下四种与百姓相关的矛盾:一是百姓利益与循吏自己、亲人等私人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牺牲私人利益,尽心为百姓办事。二是百姓利益与下属、同僚、上司、君主等各方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以百姓利益优先,牺牲下属利益,站在了同僚、上司和君主的对立面。三是百姓利益与法律制度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为了百姓而不遵守法律制度。四是百姓与百姓利益的矛盾,对于刑事案件,循吏秉公执法;民事纠纷则以调解为主。在循吏的观念中,百姓的分量最重,法律制度次之,君主最轻。循吏在处理上述四种矛盾时,分别体现出了无私奉献、不畏权威、礼优于法、灵活权变的原则。

汉代音乐职官演变及其音乐制度史意义

汉承秦制是秦汉乐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由于秦代资料的缺失,致使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问世,为此现象的梳理提供了可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汉代不仅沿袭了秦朝主要乐官的架构,还增设了新乐官。特别是武帝之后,乐官的音乐职能更为纯粹,同时,整合左乐、外乐等机构职能归入乐府,使之与太乐成为汉代的主要音乐机构。这种改造使汉代乐官成为后世乐官的渊薮,凸显了音乐娱乐生活的作用,对后世音乐职官设置及古代音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三国时期盐业官印辑考

古玺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凭证,在古代文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盐业官印是各朝代盐业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盐业官署机构以及官员的权力象征,在盐业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文章共收集16种秦、汉至三国时期与盐业相关的古官印(含封泥、戳印陶文),加以说明与考释,并结合这些官印材料进一步探讨各朝代相关的食盐生产与盐业制度等问题。

悬泉汉简与楷书形成问题探究

对于楷书形成的研究,学界一般认为其是汉末产生,逐渐发展至唐代完备成熟,这一观点似乎已是定说。近年来,秦汉简牍的陆续发掘公布,为我们全面认识和重新理解楷书的演变脉络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启功先生的汉字字体学理论,对悬泉汉简中的“类楷书”^(①)现象进行深入挖掘和细致分析,认为早在西汉时期有关楷书字体的相关要素已基本发展完备,且在日常书写中已有较为规范的楷书出现。

三晋官玺中“髳长”小考

本文依据汉印和张家山汉简中的“髳长”,释三晋官玺中的■字为“髳”,认为■是其异体,在印章中皆为“髳长”二字合文。玺文的考释也为解决古文字学中的难题■字释读提供了直接字形依据。由此考证“髳长”一官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战国之“髳长”或属县邑,或直属军队,可分为左髳长和右髳长。汉令“髳长”职掌当源自战国时期。

汉代盐官探析

盐官是国家盐务的主要执行者。汉武帝之前的盐官设置难以详考,汉武帝后实行盐业专卖,国家在中央、郡县盐场均设有盐官。两汉盐务主管部门历经变迁,汉初为少府,汉武帝到东汉之前职归大司农,东汉属太尉。地方盐务机构以“事”为中心,与县廷并不重合,而是设在盐场或盐场附近;盐官的秩级、吏员配备与县级长吏类似。盐官选任的考量因素包括是否熟悉盐务、是否廉洁;候选者必须遵守“回避”原则,即本县盐官不能用本郡本县人。汉代盐官的职掌在不同时段略有区别,汉初主要负责征收盐税,汉武帝到新莽时组织官营、防范盐业私营、储存食盐等。东汉既要负责部分地区盐业的国营,又要监管私营者生产,对私营、商销者课税。盐官在汉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

集议是君臣通过合议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议的政治形式。君臣在一套固定的集议程序或仪式下完成对主题性话语的讨论。这时集议程序就变成了一个呈现和强化君臣秩序的舞台,其核心便是“尊君卑臣”。秦朝集议无处不显现出皇帝的绝对权威,秦朝试图建立的乃是绝对的专制皇权。汉初统治者则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将“礼”大规模引入集议中,突出“皇帝之贵”,侧重的是君臣之间等级区别和身份高低。

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研究述评

清官形象在关汉卿剧作中时常出现,并成为关作的主要特征之一,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文章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将关于关剧中清官形象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成因研究、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个案研究、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文化意蕴研究。

秦汉刻写文字与早期篆隶书法

小篆和隶书是秦汉时期的主要书体。秦时小篆是官方法定文字,隶书为记事急就字体,至汉时,隶书成为主流,篆、隶地位发生变化。撷取秦汉典型“刻”“写”文字材料,梳理了秦汉时期篆、隶的演变过程,指出:秦石鼓文明显继承了西周金文大篆体;至春秋时“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已开小篆之先河;到了秦始皇时期,小篆在官方的大力推广下日渐标准化,且随着政治、社会生活的频繁,古隶即秦隶产生并应用于简牍书写。经过西汉一代的发展,至东汉末,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隶书”书法已至登峰造极之境界,隶书也成为官方规定的标准书体。

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书风源流考述

《大唐中兴颂》是颜真卿唯一的大字摩崖作品,其表现出的篆隶笔意,有着特定的历史成因和自然成因。其笔法、结构及章法特征的表现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与颜真卿后期楷书如《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宋璟碑》及碑侧记有明显的传承关系。颜真卿晚年书风转向自《大唐中兴颂》始。

悬泉汉简所见“鞫所式”考

式作为官文书范本见于史书,悬泉汉简中有五枚简构成的册书可称之为“鞫所式”,这份册书是上级部门发至地方的行政文书范本,内容与赦罪、刑徒刑期等相关。这份册书展示了汉代行政文书管理规范化与标准化的特点。

东汉官吏诈病现象研究

东汉时期官吏们出于政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原因而选择诈病。诈病期间,官吏们拥有一种“病人”身份,在行政程序上,他们能够合理地拒绝进入、退出官僚队伍。但“病人”身份被人识破的官吏,可能因此遭到惩处。对多数诈病的官吏而言,“患病”是其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借助“患病”,部分诈病的官吏可以传递出难以明言的政治隐意,隐晦地表露个人期望。官吏诈病是东汉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诈病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策略,它是否被运用,取决于官吏的个人需求。

汉代官吏选任中的身份“破格”现象

汉代官吏选任中除有正常的仕进外,还存在不以典章制度或诏令为规则的身份“破格”现象。史籍所见汉代官吏选任中的身份“破格”现象大致可分为商贾为官、王国官吏担任中央官员、臧吏为官、宗室典三河、打破“任子”身份限制为官等五大类。其中,既有因为才能、声名和功劳出众而被“破格”选任的官吏,也有因为家世显贵、受皇帝喜爱等因素被“破格”擢拔者。汉代官吏的身份“破格”现象既有灵活用人、激励他人进取、维护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也有有失公平、破坏规章制度的消极影响。究其根本,是汉代官僚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

秦及汉初治狱之吏的法律责任及惩处

秦及汉初的治狱之吏既包括监管监狱之吏也包括断狱执法之吏。断狱执法之吏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案件受理违令、获得辞证违令、破坏或毁灭证据、治狱稽迟、审判不当、擅断等。这些规范性或惩罚性律令加强了对治狱之吏的管理与监督,塑造了一支严谨、高效的吏员队伍。同时,也因制度本身细密繁缛,执行过程中存在刚硬有余而变通不足等问题,司法的种种弊端在汉代逐渐显现,其中的大部分为后世所调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