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舞蹈艺术传承与创新发展探析

民国时期,舞蹈艺术经历了承前启后与革旧立新的巨大变化发展过程,呈现出碰撞中交织融合和传承中创新发展的总体态势。民国时期的舞蹈艺术以观念意识之“新”、内容形式之“新”以及功能价值之“新”的全新姿态,引领了新中国舞蹈事业民族化、本土化、多样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论蒙古族舞蹈的宗教渊源

蒙古族舞蹈本身具有深厚的宗教意蕴,正是蒙古族人民心灵深处那对于生命、对于自然的折射和独白,而这种意蕴由于蒙古民族能歌善舞的天性得到了充分发展,使得许多与宗教有关的蒙古族舞蹈在其流传的过程中渐渐淡化为民间舞蹈。

谈蒙古族佛教绘画及法舞、法乐艺术的审美

佛教绘画及法舞、法乐是以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为其信仰服务的宗教艺术。它起源于印度和西藏,伴随着藏传佛教及其寺院的建立,而传入蒙古地区的。由于受到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影响,受到蒙古族传统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佛教艺术形式,在蒙古族艺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从《奔月》到《青春祭》——舒巧大型舞剧艺术创作感思

本文从《奔月》作为舒巧舞剧创作的处女作、对古典舞蹈形态乃至编创理念的革命性"颠覆"、编舞所力不能及的表达由结构的调整来完成、从贬低"可舞性"到重提"可舞性"的思索、《画皮》是用"舞蹈程式"来进行结构的舞剧、人性的普遍弱点在于为现象世界所迷惑、支撑"舒巧式舞剧大厦"的核心理念、"架构感情就是架构剧情"的舞蹈编排指向、《红雪》精心营造舞剧构图的平衡图式、"无奈的随缘"造就"人生的宁静"、对自我公众形象处心积虑的躲避、"我的父辈和我都为信仰而澎湃过"、以《玉卿嫂》为端点的两个"三级跳"、历史的舞应当服从现实的人等14个方面对舒巧的大型当代舞剧艺术创作做了全景式的深入分析,其中,舒巧舞剧创作对于中国当代舞剧艺术创作创新发展的意义所在,成为本文"感思"的焦点。关于舞剧《奔月》的创作体会,其实比舞剧《奔月》本身对于新时期的中国舞剧创作产生着更为积极的影响。舞蹈《奔月》的探索主要涉及到舞剧结构和舞蹈语汇运用两个方面,实际又只是一个问题,即如何运用舞剧这个特定的形式更深入地刻画人、表现人。《奔月》不属于编创的"现代舞",但又并不遵循古典舞的法则,而是打着"真实反映生活"、"揭示人物内心"的旗号,用现代艺术的"解构"理念,对古典舞的形态乃至其更深的编创理念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颠覆"。舒巧自我设定的理论命题为"结构上升为语言",其本意是"结构"所具有的"语言意义"。从舞蹈艺术创作的角度审视,"语言的结构意义"和"结构上升为语言"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乃至观念的变革,是为着这样一个目标的:写人物——写自己理解的人物——写自己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干脆就是写自己的内心世界。论及舒巧的舞剧和舒巧对舞剧创作的认识,必须清楚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历史的舞应当服从于现实的人,服从于舞剧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当代舞蹈家艺术个性的发挥。这也是我们感思舒巧大型舞剧创作时最质朴的认识。

演绎“红色经典”:三大革命音乐舞蹈史诗及其和平回归

本论文聚焦于新中国历史上的三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和《复兴之路》。通过对这三部作品在各自文本内容、艺术形式、历史语境异同之间的分析,揭示出三部音乐舞蹈史诗剧与中国当代历史、社会、政治之间的微妙联系。本文借助于对这三部"红色经典""进化史"的细致解读,最终展现出了表演艺术中蕴含的力量与危险。

以“新中国”的名义:中国当代舞蹈训练体系的生成机制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舞蹈教育对于世界各国保持民族文化个性、参与全球文化竞争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舞蹈艺术的核心本质,舞蹈的身体动作语言理应引起更多的学术关注。从历史和区域的双重维度来看,舞蹈的身体动作语言体系都关乎一个国家的集体文化记忆和国族身份认同。本文以中国当代舞蹈训练体系的历史性生成为研究个案,深入探讨了艺术语言建构与其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中国当代舞蹈发展实践个案的梳理与分析,作者认为,建设"新中国"的文化身份动机构成了中国当代舞蹈动作语言体系建构的内在机制,这一动机促成并决定着中国当代舞蹈的基本风格和训练体系。

试谈蒙古舞蹈传统风格的继承与创新

蒙古舞蹈的传统风格中凝聚着蒙古人的民族情怀和审美意识,因此才充满了生命力。现代艺术手段的运用既向传统蒙古舞蹈艺术提出了挑战,也为继承发扬民族艺术传统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在继承传统风格基础上的创新是蒙古舞蹈的生命所在。

从《人民胜利万岁》到中华《复兴之路》——新中国舞蹈艺术发展60年感思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日前正式公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被认为是继《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之后的第三部"史诗性"作品。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演出的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其所具有的"史诗性"品质可视为《东方红》的先声。纵观新中国舞蹈艺术辉煌发展的60年,就是我们的舞蹈家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60年。事实上,从毛泽东"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到邓小平"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从江泽民"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到胡锦涛"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反映人民心声",从我们长期坚持的"二为"方向到新近倡导的"三贴近"原则,都明确说明"人民文艺"的理念是我们优秀舞蹈艺术作品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之光。客观上,新中国舞蹈艺术在60年间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回望这段经历可以清楚地看到,尘埃落定而光彩依然的舞作必定来自生活沃壤的馈赠,岁月逝去而青春永驻的舞人也必定来自扎根生活的信念。有人说,舞剧是舞蹈艺术的最高体现。其实,除了苏联时期在相当长一个时段内比较重视舞剧艺术之外,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在新时期所诞生的这么数量众多而又精彩纷呈的舞剧作品。暂且不论我们的舞剧创作之间存在多大差别,仅仅目前这所有的舞剧创作作品,就是我们舞蹈家共同贡献给这个伟大时代的巨大艺术成果和精神财富。

北方草原地域性特征对蒙古族舞蹈风格的影响

北方草原地域性特征不仅赋予了蒙古族舞蹈艺术创作的空间和灵感,也对蒙古族舞蹈艺术的样式、体裁、风格、音乐、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创造和培育了与之相适应的蒙古族舞蹈文化,展示了蒙古族舞蹈的审美追求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试论蒙古族“马”舞蹈的文化内涵

蒙古民族表现“骏马”的舞蹈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象征性。从创作倾向考察大体可分三类:作为生活的象征、民族的象征、精神的象征。这些舞蹈往往是生命活动自然而然的流露和表现,其中伴随着对自然界按捺不住的模仿冲动,享受自由的生命冲动,颂扬崇拜对象的情感冲动,喜怒哀乐的表现冲动等等。从其舞蹈行为自身境界看,本身就体现着既合乎规律又合乎逻辑的淳朴的大自然法则。

乐舞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民族剧种的诞生和发展

云南是歌舞的海洋,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乐舞、乐歌在抒情表意的繁复发展中,一直到“演故事”发生,就走进了“戏剧家族”。云南民族剧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事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鼓励、推动下产生的中华戏剧家族中的新剧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边疆政治稳定及边疆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蒙古族表演艺术:游牧文化的瑰宝

在中国北方那一望无垠的莽原上，千百年的游牧生活，积淀了伟大淳朴的草原文化，同时也孕育出草原上游牧民族的艺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之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艺术。蒙古族艺术，是适应草原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图1）。

出人出戏是根本

在当前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人们明显增强的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表现在精神文化需求上,呈现为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正是适应这种社会变化的要求,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艺术形态不断趋向多样化,满足大众需求的文化产品也越来越丰富。在一个大众性、消费性文化产品越来越丰富的时代,社会更需要呼唤反映时代本质精神、体现精神文化价值和提升社会文化品格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的不断涌现。推动舞台艺术的繁荣,是时代文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责任。舞台艺术创作的主体是精神领域的创造,表现在剧本创作和演员的舞台表演上更是如此。艺术创作要保证作家艺术家拥有个人创造与爱好的自由和广阔天地。从文化艺术的主管部门来讲,所谓抓创作,就是要按照艺术规律,即艺术创造的基本原则,去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演出和艺术发展创造一个协调的良好的社会环境。文化主管部门和艺术创作部门抓创作,这种"抓"是尊重、是引导、是沟通、是交流、是服务。舞台艺术创作由于具有的综合性和集体性的特点,尤其需要更多的组织要素。舞台艺术创作不要回避"抓",关键是要遵循艺术规律。文化主管部门如何"抓"创作,是一个值得总结的课题。江苏的艺术创作,正是以脚踏实地的工作,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责任转化成为了舞台艺术创造中令人瞩目的累累硕果。他们不仅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而且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营造了良好的创作环境,激发了艺术家的创造智慧,紧紧围绕出人出戏的关键目标下功夫,并且最终通过对包括抓规划、抓机制、抓队伍、抓投入、抓调研、抓宣传等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的落实,让人看到了喜人的成果。我们应该可以从江苏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中得出有益的经验。

文化大视野 舞理新建树——评《中国蒙古族舞蹈艺术论》

王景志先生的《中国蒙古族舞蹈艺术论》,从中国北方原始社会舞蹈起始,历经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直到蒙元时期以来各个时代的蒙古族舞蹈,逐步探寻其缘深而意丰的轨迹;注重吸收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近年来有关草原文化研究新成果的吸收与借鉴,使其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与蒙古族舞蹈艺术的文化阐释开阔了思路,同时也获得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民族艺术的活化石,地域文化的奇葩——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安代文化研究综述

蒙古族"安代舞"是闻名于世界舞坛的民间歌舞,堪称为蒙古族的第一舞、蒙古族舞蹈活化石。2006年蒙古族安代舞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蒙古族安代舞—安代艺术—安代文化研究,经过50年的努力,已成为蒙古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安代研究包括安代的田野调查和安代的学术研究,安代的田野调查包括安代词曲的搜集整理、安代艺人和安代舞蹈动作的采访调查及发掘整理、安代病患者和演唱安代习俗的民俗学调查、安代传承文化圈的调查等;安代的学术研究,是指从文化学、舞蹈艺术学、音乐学、宗教学、民俗学、医学、心理学、传说学、诗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安代进行的研究。随着蒙古族安代舞—安代艺术—安代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蒙古族安代文化将更加发挥其无限魅力和无穷潜质。

简析蒙古族古代歌舞遗存

蒙古族古代歌舞遗存是蒙古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类型大致可以分为艺术形式的遗存、宗教观念的遗存和从古老的宗教歌舞、民间歌舞遗存向现代歌舞过渡三种类型。而其艺术上则具有舞蹈动作和音乐材料方面的特点;它形成的原因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文化产物。

绣锦袍襕 传承创新--国家艺术基金“蒙古族礼服制作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人才培养”项目述评

“蒙古族礼服制作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是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由内蒙古艺术学院主办,目标是培养能够弘扬蒙古族服饰传统文化、传承蒙古族礼服制作技艺、具有一定创新能力、能直接服务于我国民族服饰产业与教育事业的专业人才。本文以此次培训的实施为脉络,探究项目的文化特质及艺术特色,梳理了项目的总体规划及课程设置,分析了代表性作品的传承创新设计风格,最后明确了蒙古族服饰礼服制作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人才培养项目的积极意义及对民族地区服装设计艺术教育的影响。

论中国北方民族“艺术民俗化”倾向--以蒙古族艺术为例

中国北方民族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艺术的“民俗化”倾向,它有其内在原因,也有外部条件。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民俗的形成,多借助艺术的形式加以包装完成,而定格化的民俗活动,又依靠艺术“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而日渐程式化,并最终使艺术成为民俗活动固定的标配。艺术的民俗化,是以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天人互益的生产、生活为载体,以多种艺术形式为媒介,从物质到精神,再从精神到物质的一种程式化、符号化的浓缩、固化过程,也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本文以蒙古族艺术中的若干实例,来印证并分析这一文化现象,以期为今后的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提供典型的研究个案和理论启迪。

荧屏“东北风”与区域文化电视传播

二人转表演艺术的"活性"应变能力,使它能够在对"原生"的保护传承中,释放出超越的潜能;二人转"活化"的兼容特点,使它可以在对未来的"再生"创新发展中,表现出洒脱的品性。"东北风"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它的内涵适应了不确定性变化过程中的所有变化;东北区域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电视文化传播的热门景象,是因为二人转表演艺术契合了电视传播所营造的特殊语境。

国家艺术基金舞蹈创作项目述评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具有国家意志和官方权威的国家艺术基金迄今已经走过三年的时间。三年来,这个基金获得了极大关注度,在文艺圈乃至社会都激起了层层涟漪。作为一个专门资助高端艺术创作的公益性基金,国家艺术基金自创立以来就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让当前中国的艺术事业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众星捧月的态势中,如何认识这个基金的意义和价值,如何理解国家对于文艺事业的重视和扶持,如何掌握这个基金在遴选、实施和验收等环节上的具体运作方式,都是眼下业界一个热议的话题。本文就该领域的发展做一个综述性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