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ation and Genius: Characteristics of Li Bai’s Wine Poems

As important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s Shakespeare is to people in Britain,Li Bai (courtesy name Taibai) has its poems widely recognized and studied by many scholars.Among his abundant and brilliant poetic works,wine poems stand out as an individual school?with peculiar characteristics.Acclaimed as Shi Xian (the immortal of poems) and Jiu Xian (the immortal of wine),and accompanied by poems and wine all his life,Li Bai is a genius and a romantic figure who took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 forms to new heights.His wine poems enjoy extraordinary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 and wine literature,covering themes including his political ideal,fleeting melancholy due to unfulfilled ambitions,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ife,sincere and profound friendship,courageous chivalry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reality,all of which have strike a chord with the literati class.

交通视野下唐代入赣文人的行旅诗及江西印象

唐代江西交通便利,形成了赣浙、赣闽、赣湘和赣粤四条主要跨省路线。由于漫游、贬谪、仕宦等原因,唐代文人来往闽越和岭南之地大多取道江西,并在行旅途中创作了许多富有地域色彩的诗歌。这些诗作内容丰富,不仅记载了他们在江西地区的行旅生活,也反映了诗人的漂泊之感和交游情况,交杂着复杂的江西印象。从交通视野解读这些诗歌,可以更好地厘清唐代文人入赣的行旅路线及其创作心态。

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论唐代以扬州为中心的交通—文学三角

在唐代,以扬州为中心,存在着三个路线不同的交通—文学三角,由长安、扬州、江陵、成都、广州五个城市及其间的交通路线组成。这是三个事关唐代文学全局的交通架构,布局宏大,结构稳定,功能强大,产生了众多的纪行诗,反映了唐代城市结构、交通路线和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以此为视点,可探索到唐人纪行诗的路线分布特点及规律,探摸到唐文人的成名路径,观察到唐代文学以西北—东南为重的区域分布格局,便于掌握扬州和其他城市在交通和文学上的关系,有利于考察扬州在唐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具有多重文学意义。

唐代茶诗与茶道意趣研究

唐代是我国茶诗勃兴的起点,咏茶诗达600余首。分析唐代茶诗产生的内因、外因,梳理初盛唐、中晚唐茶诗发展脉络,以作品推敲唐代茶诗的特点,探寻唐代茶诗蕴含的茶道思想。古代茶道思想蕴含了知识分子的心理变迁、文化演进及思维,生活趣旨。由此阐释中国茶文化所彰显的国人特有的生命关怀和审美情趣。

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唐代文献中“新样”的程式探析

作为唐代纺织品纹样之一,“新样”多见于唐代正史和唐诗等文献,这些文献提供了许多可研究的信息。文章选择相关正史和唐诗为研究基础,对“新样”的创制时间地点、应用载体和表现技法进行分析,并结合唐代实物总结出其艺术特征,探析其流行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样”有可能在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于益州创制,被广泛用于锦、罗、绫、绢等丝织品上,主要表现技法是织造和刺绣。“新样”的题材以中国特色花鸟为主,花鸟造型生动写实,组织形式灵动自然,在浑厚庄重的大唐气派里,透出了轻快活泼的情调。织绣技艺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时尚审美的追求促成了“新样”在唐后期的流行。

论唐代题画诗题材、体裁创制的多样性特征

一般认为,宋代是中国传统题画诗发展的高峰,历来研究者众多,实际上唐代题画诗已多有创制。立足于唐代题画诗创作文本,着力于从题材、体裁两方面探讨唐人在唐诗繁荣基础上的题画诗开创之功,题材方面涉及山水、人物、花鸟、鞍马、鳞虫等诸多类别,体裁方面呈现四言、五绝、五律、七绝、七律、杂言、歌行、组诗等多种形式。宋人继承了唐人衣钵,范式大体无出其外。唐代题画诗为即将到来的宋代题画诗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成就值得进一步重视与探讨。

唐代婚俗视野下的爱情诗

唐诗集大成者《全唐诗》中反映婚恋文化的爱情诗达两千多首。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爱情诗之中,“寄内诗”和“绮怨诗”分别反映了择偶尚男才和尚女貌的婚恋观,揭示了当时男性因拥有经济绝对掌控权,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处于依附男性的被动状态。贫女难嫁和寒士落魄存在异质同构关联性,故“贫女诗”成为文人抒发怀才不遇的经典题材,表明当时科举诠选制度下,寒门子弟仕途坎坷如同贫女无人做媒一般普遍。通过研究唐代时期的爱情诗,除有助于了解当时婚恋风俗和经济社会制度外,还对现代女性通过经济独立达到精神自立具有启发意义,同时对完善人才选拔制度并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启示意义。

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唐诗中洛阳龙门文学景观浅论

龙门位于洛阳的南郊,它见证了古都的兴衰荣辱,是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唐代诗人宋之问、李峤、李白、杜甫、李贺等留下了歌咏龙门的佳作,从而建构了龙门的文学地理。唐代诗人的龙门书写,在初唐、盛唐集中表现为对盛世景象的歌颂赞美,在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重在“独善”“兼济”的志向抒发。龙门作为驿站又是相聚离别的场所,诗人失意宦游的伤别哀叹又构成文学主调。唐诗中洛阳龙门文学景观的独特风貌,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批评分析

唐人送别诗久负盛誉,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本文以李白送别诗《送友人》的三个译本为例,对洛威尔、小畑薰良和裘克安三位国内外译者形成的译者群体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从翻译外而言,三位译者的身份分别为美国、日本和中国译者,其翻译诗学观和读者接受度存在差异。从翻译内而言,在叙述主体、意象叠加和时间变化三个方面,三位译者的译法也表现出差异性,而行为的差异性,皆源于译者身份、翻译态度和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译文务实度的差异。文章最后对总的群体译者行为研究和传统译者行为研究思路进行了讨论。

唐代茶诗:学理、讽谏、人格的交汇

唐代,饮茶之风兴盛,茶诗大量涌现。这些茶诗共同勾勒了茶叶的产地、品种,再现了采茶、制茶、煎茶的过程,阐述了饮茶的功效,融入了禅理,部分茶诗还配有富有学术价值的诗序,这都使唐代茶诗带有了一定的学理性。此外,唐代茶诗还融入了士人强烈的讽谏意识,并彰显了士人的精神品格。而唐代茶诗中学理、讽谏、人格的交汇,不仅丰富了茶诗创作的内涵,也为茶学、文化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及思路。

初唐诗歌修辞的继承与新变

初唐诗歌推陈出新,基本奠定了唐诗的总体发展格局,在语音修辞、句法修辞、篇章修辞等方面,继承了前代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和进展,在诗体修辞、风格修辞等其他方面也有新的转变,从而和为唐诗创作的兴盛革新准备了必要的修辞基础和条件。

盛唐五绝修辞的成就和创新

五绝创作在盛唐迎来高峰期,王维、李白双峰对峙,孟浩然、杜甫、崔颢、崔国辅等人因对修辞的重用而成为五绝发展的重要贡献者。盛唐五绝主要为乐府体,言语风格或倾向于平淡含蓄,或倾向于绚烂明快,在中唐得以延续。杜甫五绝以徒诗体为主,言语风格总体倾向于谨严典雅,对晚唐有所影响。

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唐代边塞诗歌意境凸显研究

图形—背景理论可较好地解释诗歌意境凸显背后的认知因素。本文从词类、句式、语篇三个维度探讨唐代边塞诗歌中体现的图形—背景关系及诗歌中意境得以凸显的成因。词类方面,动词和形容词在图形的凸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句式方面,问句、条件句及感叹句体现出图形—背景关系;语篇方面,唐代边塞诗歌诗篇前部分描写景色,形成语篇上的背景,并将重心放在诗篇末尾,突出语篇上的图形。图形—背景理论在诗歌意境凸显上有较强的解释力,是诗人谋篇布局的重要认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