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吸收能力与国际研发技术溢出的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了以进口贸易为传导机制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溢出的研发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具体促进程度受到中国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程度等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在此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多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拓展后的Bertschek模型,结合交通基础设施的竞争效应、学习成本效应、区位效应和吸收扩散效应,采用2006—2016年省级数据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进出口、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I、OFDI和出口产生本地创新溢出,正向影响邻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强化FDI向本地创新转化,是形成FDI本地创新溢出区域差异的原因之一;国际贸易创新溢出更易受到空间限制,交通基础设施减弱进出口创新溢出的空间衰减;研发投入、教育和互联网普及具有本地创新溢出,研发投入正向影响邻近地区。我国应改善高技术进口依赖,培养升级品牌企业,发挥进口创新效应;缩小交通基础设施区域差异,实现双向国际技术溢出的兼顾和配合。

自主R&D、国际R&D技术溢出与基础设施

网络效应的存在使以交通和通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能够促进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的提高。使用1994—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各地区自主R＆D资本以及国际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发现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以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为转换变量，测算了引发自主R＆D能力和国际R＆D技术吸收能力变化的基础设施的门限特征。检验结果验证了门限效应的存在，并表明各地区在大力发展和完善通讯基础设施的同时，应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发展交通基础设施。

我国企业研发“走出去”的创新效果:基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析

针对后发追赶经济体的企业国际化研发究竟能否推动母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基于国际R&D溢出理论,运用2008~2018年间全球45个经济体的相关统计数据,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角度分析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问题,同时检验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应用门槛模型对这种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投资有利于提高母国的技术水平,存在着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这种溢出效应产生了非线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有着明显的单门槛形态。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研发决策中优化资源配置、规避东道国政策限制提供参考与启示。

论战略性产业政策和国际合作创新: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Brander-Spencer模型主张创新竞争,而AJ模型主张创新合作。文章结合两个对立的模型形成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到国际市场环境中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该采用战略性产业政策支持本国企业进行国际市场竞争或者是根据AJ模型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创新合作依赖于三个重要因素:技术外溢效应的程度、政府是否具有政策先行能力以避免被企业的投资行为所操纵以及本国企业的研发投资效率。

资源约束与贸易开放的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来自我国资源型地区的经验研究

通过构建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论证了在资源约束条件下，贸易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以及技术溢出效应的制约因素。同时，本文还利用我国资源型地区2000—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源型地区贸易开放的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对资源型地区技术进步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人力资本、贸易开放、能源产业投资额、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皆存在门槛效应，当跨越技术溢出的门槛值，资源型地区能够突破资源约束的瓶颈，实现本地区的技术进步。

多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本文基于2006~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基准模型检验多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及制度环境优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并构建动态门限面板模型,验证在制度环境门槛下FDI、OFDI、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作用。结果显示,3种国际技术溢出均存在显著的制度环境门槛效应,随着制度环境进入更高的门槛区间,FDI、OFDI、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长期内3种国际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主要表现为正向的冲击作用,其中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冲击系数持续为正且延续性较强,表明长期内对外贸易是我国通过国际技术溢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最佳方式。

基于L-P和B-K模型的国际技术溢出获取路径比较研究——以我国1985～2013年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国内诸要素，而且还与国外因素有着密切和深远的联系。在当今各国崇尚技术创新进步的大环境下，国际技术溢出作为一种影响世界各国、各地区技术进步的路径在技术全球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在借鉴L-P和B-K模型的基础上，以进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外商投资为研究视角，通过推算我国1985～201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了3种路径的技术溢出效果。结果显示，国内研发、进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外商投资均能够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对外开放程度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物流业效率的研究——基于技术溢出理论视角

在深入分析对外开放程度影响物流业效率理论机理的基础上,依据2008—2015年的相关数据,运用DEA模型测算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物流业效率,发现该"核心区"整体物流业效率2009年比2008年有明显下降,2010—2011年处于基本持平的阶段,此后各年度持续上升;从平均综合技术效率值看,中国西北五省区高于中亚五国。选取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2个指标,采用熵权法测算出该"核心区"各国、各省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指数,结果显示:中亚五国整体的对外开放程度高于中国西北五省区,且主要依赖于国际贸易,外资依存度低于西北五省区。建立Tobit模型对以上两方面进行回归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西北五省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促进了物流业效率但影响不显著,而该"核心区"整体和中亚五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对物流业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建议该"核心区"注重提高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以增大对外开放程度对物流业效率的正向溢出效果。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基于Coe-Helpman模型,测算以人力资本素质为门槛值时各渠道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渠道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和区域差异;随着门槛值逐渐提高,国际研发投入、进口贸易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始终呈现正向溢出效应,跨国技术转移、FDI研发资本渠道由负效应转为正效应,OFDI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渠道始终为负效应;各渠道技术溢出的强正相关发展区段主要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金融发展、中间品进口与技术创新——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采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将金融发展纳入CH模型并建立门槛模型,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江苏省中间品进口显著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双门槛效应"和基于金融发展效率的"单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先上升后下降,而金融发展效率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递增趋势。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江苏省的技术创新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要依靠R&D投入、人力资本和FDI的国际技术溢出等手段。

自主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路径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动态门限模型分析

利用2006—2017年省际(除港、澳、台)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动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门限模型对自主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路径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以及其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各路径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显著,且后者的“激励效应”更强;基于技术溢出路径的差异,自主研发投入只有在较高制度质量环境下才能激发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均随制度质量的提高而增强,但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效应”却伴随制度质量的提高而减弱。

金融开放视角下QFII持股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QFII政策口径逐渐扩大,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逐渐多元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与国内企业的双向选择更加频繁,其中对于国内企业而言,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渠道就是通过引进合格境外投资者来加强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增强盈利能力。众所周知,企业的整体经营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企业的创新能力,那么企业是否因为合格境外投资者的介入而提升创新效率,值得进一步探析。本文利用国内具有QFII持股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构建微观层面的面板模型分析了QFII持股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结论:QFII持股具有很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来自高创新水平国家的机构投资者更能够帮助企业增强创新能力。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向量自回归模型下对外开放与创新能力提升的关联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无论从国际湾区发展经验来看,还是从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格局来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硅谷",理应在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深圳市2004-2018年的贸易结构变化、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结构优化都能够促进深圳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更加显著。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波动的贡献度逐渐增加,而贸易结构的贡献度则呈现递减的趋势。最后,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资本账户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时变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DY溢出指数和LT-TVP-VAR模型考察资本账户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联动关系;资本账户开放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冲击的反应模式存在短期动态权衡规则,针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反应力度更大;随着对外开放水平提升,资本账户开放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之间的互动传导渠道逐步畅通,且资本账户开放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之间存在互动强化效应,并对汇率产生叠加冲击;此外,汇率市场化进一步加剧三者时变关系的复杂性与异质性。

开放与科技进步:国别与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及对中国新一轮开放的启示

从追赶科技前沿到引领科技前沿,中国该如何实现持续的科技进步?这种角色转换的背后又需要怎样的制度支撑?科技进步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两种生产活动的成果,其背后依赖智力与资本两种要素的供给。文章在布什范式的基础上,提出要素市场与研发生产双层互动下的科技进步线性模型,并选取英美苏中四国进行跨国比较与案例内比较。结果显示,缺乏开放的商品市场会延缓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这是英国失去科技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单纯的贸易往来但没有思想市场的交流融合,使得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科技发展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苏联依赖大量引进欧美技术崛起为世界第二极,但商品与思想市场的封闭最终将其引向覆灭;相较之下,美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凭借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双重开放实现了可持续的科技进步。唯有继续加大内部制度开放、对外单边开放、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才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引领世界科技前沿。

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经验研究综述

国际贸易使国外R&D的外部性扩展到国内,于是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突破单一国家的限制,国际贸易成为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由Coeand Helpman开创的通过构造"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变量,以国际R&D溢出分析框架研究贸易的技术溢出的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宏观层面,学者们从计量方法、国外R&D测算、溢出渠道、溢出条件几个方面拓展了CH模型;中观层面,国内外行业内、行业间的R&D溢出得到区分和比较,行业的技术特征对溢出效果的影响得到关注;微观层面,研究的结论相当多元,难于得出进出口贸易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

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对我国的影响——基于工业制成品部门的GTAP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GTAP模型实证模拟了北美等八大区域工业制品部门的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八大区域均能通过国际贸易技术溢出促进我国工业制成品部门技术的进步及社会福利的增加;但与Jaumotte(1999)和Connolly(2003)等文献结论不同,俄罗斯、北美和欧洲等区域对我国工业制成品部门产出及GDP增长至少在短期内有较大冲击,并会加大我国的贸易逆差。

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文章借鉴国际经典技术溢出模型,构建包含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国际R&D溢出模型,利用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将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比较而言,对外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还与技术本身所属的创新层次有关,但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开放条件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展

本文研究了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本文首先阐述新古典理论开放模型的困境,进而说明了内生增长理论中,熊彼特理论在时间和逻辑上对AK理论的继承性;比较分析了两者在跨国增长差异、跨国技术扩散等问题上认识的异同。前者一般支持国际间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趋异的观点。但后者则在一个统一的多国模型中提出了"俱乐部趋同"的概念;通用技术的出现,可能导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出现起飞、停滞、衰退等增长模式的分化。而且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重要的;制度变化、开放政策,对于经济增长也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