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

中俄文化关系历史悠久。在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渠道。由于文化交流主体和交流渠道相对单一,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以及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和引入。清代中俄间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态势与两国外交政策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密切相关。

清道光年间中俄政府互赠图书考略

1844至1845年中俄政府间大规模互赠图书是中俄文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第12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王西里学习藏语和研究藏传佛教是俄国方面索要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直接原因,而翌年俄国回赠中国图书是采纳了传教士团领班佟正笏的建议。清政府将一套北京版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赠予传教士团,而理藩院对俄国赠书最初的整理工作则是在传教士团协助下完成的。国人始终未能很好地利用俄国赠书,而清政府赠书却对于俄国的藏蒙文化及佛教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由于清政府的柔远抚夷策略以及传教士团所具有的外交职能,这件本应对中俄人民互识产生推动作用的文化盛事又不免被披上了一层政治色彩。

20世纪20—50年代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命运变迁

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曾经是俄罗斯帝国在我国的常设官方机构。驻华二百多年间,该组织对于满足在华俄罗斯东正教徒的宗教生活、从事汉学研究以及中俄两国的外交事务交流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上半叶,由于宗主国的政权格局和政教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在我国的历史命运与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由于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产生分歧,俄国东正教会分裂为境内外两个部分。以英诺肯提乙为首的第十九届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由服从俄国境内外东正教会双重领导转身脱离莫斯科牧首区控制;以维克多为首的第二十届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则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重新回归到莫斯科牧首区的怀抱。俄国最后两届东正教传教团驻华期间,主要扮演了俄国难民和流亡人员避难所和临时家园的角色。俄国驻华传教团的活动在中俄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清季俄罗斯文馆延聘俄人教习研究

在俄罗斯文馆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先后有多名俄人担任教习之职。康熙年间,文馆教习由俄国商队成员、降人及后裔充任,教习队伍不稳定,语言水平也不高。从雍正初期起,文馆开始延聘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担任教习,其中罗索欣、弗拉德金和列昂季耶夫与满人富勒赫合作编写出中国第一本俄语教科书。自道光年间起,有4位传教士团领班被俄罗斯文馆聘为教习,但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后中俄关系的实质已经由以往的平等交往转向了俄国伙同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他们并未发挥出"协同教授"的作用,更多时候是将在文馆兼职作为为俄国政府探听清廷内情的机会或手段。

1917年前俄国关于驻北京传教团政策的演变

从1715年向中国派出首届传教团,俄国政府即开始了对这个特殊驻华机构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营。18世纪圣务院和外务院的指令以规范传教团成员行为和责成其学习满汉语及搜集情报为主旨。从第十届起传教团的活动主要以外交部1818年指令为依据,重心转向中国研究和情报搜集。1861年俄国驻华公使馆设立后,传教团专由圣务院领导,传教布道成为其主要使命。1902年外交部和圣务院等部门决定将第十八届传教团领班晋升为主教,意在满足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侨民的宗教需求,同时不放弃北京这个东正教据点。事实表明,占领中国领土和攫取贸易利益始终是俄国政府制定传教团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其在中国的宗教存在不过是实现核心利益的手段而已。

《世界广说》所见藏俄文化交流

在《世界广说》新地理知识的诸种来源中,敏珠尔四世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的亲身交往是一个极具"对话"意味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世界广说》相关文本信息的分析,对此次交流涉及的布道团具体人员以及交流内容进行考索并依托文本阐述了此段交往的内涵,认为其具有"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平等的而非霸权的"两种特质。

19世纪中叶一个俄罗斯医生眼中的中医

1840年,医学博士塔塔林诺夫作为俄罗斯布道团医生来到中国,1855年撰写了关于中国医学的报告.该报告的前言部分对中国的医学著作、医生地位、医生的诊疗情况均做了详细记载和评述,其中关于北京医生的诊所、诊金、行医方式的记述罕见于其他文献,对中医学的评述也反映当时西方医生的看法.其视角独特,是研究中国医学史和医疗史值得重视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