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联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

满蒙联姻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标志着中国和亲政策的成熟。清朝各个时期的满蒙联姻都有明确动机、鲜明特点、突出作用和深刻影响。满蒙联姻促进了满蒙双方政治上的互信、经济上的交往、文化上的交流、血脉上的交融,使满蒙双方强化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族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状况——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牧区及其他城镇的蒙古族人口作为流动人口开始不断出入呼和浩特市。流动人口作为本民族内的特殊群体,他们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因流动和城市化而大量吸纳新环境的文化,其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对这些年轻人的择偶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的话,那么社会阶层观念则划定了他们的择偶范围。社会结构交融的加深导致了很高的族际通婚率。择偶范围的有限性、经济条件的限制性及他们对世俗文化的崇尚促使他们组建核心家庭。

族际通婚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的验证

新型生育文化及观念在蒙古族居民中已经形成,即使在少数民族地区优惠的生育政策下,蒙古族总和生育率也已经低于汉族和全国平均水平。为了更好地找出这一事实的原因,本文着眼于民族特征和跨族通婚,利用有序Logit Model对蒙古族居民的生育数量、存活数量、男孩数量、女孩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发现蒙语表达能力的影响非常不明显,但是蒙语书写能力的作用比较明显。此外,民族特征和通婚特征对生育数量和存活数量的影响明显高于对生育性别的影响程度,对生育男孩的影响高于对生育女孩的影响。蒙古族生育出现持续递减的趋势,对稳定蒙古族生育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异族通婚对语言使用模式演变的影响——喀喇沁地区个案分析

异族通婚对语言模式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异族通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汉族母亲将汉语带进家庭,并影响子女家庭语言模式。异族通婚家庭语言模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社会语言环境,其中工作语言和邻里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蒙古语文教育对蒙古语的保持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社会环境的汉化趋势强劲,那么学校蒙古语文教育最终抵挡不住来自社会的压力。婚姻观和语言观演变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家庭中有异族通婚或异族通婚史,家庭成员在社会中多用汉语,一般会赞同或包容异族通婚、转用汉语。各种语言模式的家庭,不论有没有实践基础,都表示赞同使用双语,因为它是异族通婚家庭各方能够接受的言语表达策略。

论当代城镇蒙古族居民社会结构变迁

城镇蒙古族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蒙古族社会结构变动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特别是它所包含的诸多变动因素,更是使其成为具有现代性社会结构变动的意义;本研究以近现代民族城镇和蒙古族城市居民诞生为起点,对蒙古族城市居民逐渐壮大的历史进行简要阐述;进而由职业分层引发的城市蒙古族社会分层为核心话题,对几代城市蒙古人的基本融合指数和发展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具有复合型文化特征群体的分类作业,并使其置于不断演化和变数概念之中;最后,主体民族的接纳和宽容意识视之建构良性城市民族互动的关键因素。

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但其并不以清朝为中华正统而视之。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

公主陪嫁人里的“三藩”旧人——以雍正帝四公主陪嫁人为例

清朝以"满蒙联姻"为一代国策。满洲公主(格格)下嫁蒙古贵族,照例有陪嫁人同行。关于公主陪嫁制度,及其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学界已有研究,但关于公主陪嫁人的身份与来源问题,尚乏专门探讨。通过雍正四公主(和硕和惠公主)下嫁喀尔喀台吉多尔济色布腾的个案分析,可考释康雍年间公主陪嫁人中的"三藩"旧人问题。该时期,内务府中的"三藩"旧人构成陪嫁人主体;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康熙帝平定三藩后将其余部大批编入内务府管领和庄屯的做法有关。

乾嘉时期蒙汉通婚禁例废止考

清朝自入关统治之始,便禁止蒙古族和汉族互通婚姻。但随着清朝对边疆的渐进统一,蒙汉交往逐渐频繁,蒙汉通婚成为大势所趋。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断然取消禁令,允许蒙汉通婚。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六年(1801),再次禁止蒙汉通婚。

试析民国时期东北地区蒙古族婚俗的草原文化特色——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草原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力图以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蒙古族婚姻习俗为切入点,从聘礼形式、求爱手段、新郎的装束、崇尚白色、请喇嘛诵经保佑等几方面来透视和分析蒙古族婚俗中的草原文化特色。同时,草原文化又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历来有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蒙古民族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还积极吸收了汉、藏、满等民族的先进文化,还包括对西方文明的接纳和吸收,在与不同文化的相互吸纳、交融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北方草原文化的精神内涵。

论蒙古古代婚姻制度——从现代法视角审视古代蒙古族婚姻制度

蒙古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设立,基础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蒙古人民创造出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风俗习惯,并通过制定法的形式加以固定。早在蒙古古代的婚姻家庭制度中,现代意义的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已经有所体现,可以说,蒙古古代婚姻制度为现代文明时期的婚姻制度的设立、完善起到了应有的贡献。

过渡礼仪:“河南蒙旗”婚俗的人类学考察

孤悬于藏文化中的河南蒙旗的百姓在婚俗方面独具特色,这种婚俗是由一系列仪式构成的。在仪式的背后蕴含了丰富的人类学内容。通过应用上个世纪产生的"过渡礼仪"等人类学理论对婚俗中订婚、迎亲、结婚及回门等阶段的仪式进行分析,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婚俗中包含的象征意义,更好地了解此地蒙古族的独特文化。

蒙满联姻与京剧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清末民初,与满清皇室联姻的蒙古王公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多有机会接触为清廷统治者所喜爱的京剧。返回本旗后,他们纷纷修建豪华的戏台戏楼,或邀请内地戏班前来演出,或兴办自己的王府戏班,并着力培养出一批本土蒙古族优秀表演人才,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京剧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更为京剧在蒙地的生根发芽、繁荣兴盛带来不可多得的契机。

满蒙联姻

满蒙联姻作为清朝奉行不替的国策,始于皇太极时代,经过皇太极和福临两朝的发展,到康乾时代趋于完善,乾隆后至清末作为既定国策沿袭。同前代相比,清朝的满蒙联姻具有制度性,通过大规模、多层次、持续性的互相通婚,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结成政治联盟。满蒙联姻对清朝统一中国、巩固政权和治理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时期青海蒙古族婚姻家庭价值观的调查与分析

文章通过对社会转型期青海蒙古族家庭婚姻价值观进行的调查分析,旨在使人们了解蒙古族家庭婚姻价值观变化的轨迹及影响价值观变化的一些主要因素。

蒙古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初探

宗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对蒙古族婚姻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当今学术界尚无从宗法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文章。蒙古族进入阶级社会后 ,受到宗法思想的影响 ,形成了收继婚、抢婚制、世代婚、等级婚、入赘婚、买卖婚、抱斧婚等名目繁多的宗法性婚姻形态。在蒙古族历史上 ,宗法性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的原则有父母主婚的原则、服从神权的原则和族外婚原则。蒙古族宗法性婚姻形态形成的原因 ,是由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

论民间长调与民俗的关系——以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族“奥尔古勒胡”婚礼仪式为例

在蒙古族民间社会生活中,长调音乐与民间礼俗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民俗中有音乐""音乐反映民俗",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本文旨在通过对新疆和布克赛尔"奥尔古勒胡"婚礼仪式及仪式中的长调音乐的分析,阐述民间长调音乐与民俗的共生关系。

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在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影响下,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由男女比例失调引发的男青年结婚难、彩礼飞涨等现象已成为当今蒙古族村落严重的社会问题;结婚成家者也面临婚姻质量低下、离婚风险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对民族社会良性运转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从《卫拉特法典》看17世纪蒙古族婚姻家庭制度

以全面反映 1 7世纪蒙古社会的一面镜子而著称的《卫拉特法典》是记载 1 7世纪蒙古社会诸情况的第一手史料。笔者以《卫拉特法典》为依据 ,在系统分析和研究 1 7世纪蒙古族婚姻家庭、蒙古婚姻法的基础上 ,概括论证了 1 7世纪蒙古族婚姻家庭制度和蒙古婚姻法的

汉、蒙、维谚语与婚恋文化

婚恋问题一直是人类得以繁衍长存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因此始终受到各族人民的深切重视。汉、蒙、维谚语中有很多反映恋爱、择偶、婚姻主题的民谚,蕴含着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婚恋文化。其中,汉、蒙、维谚语体现出的婚恋文化的共性有:男女双方在择偶、成婚时对于伴侣德行的重视;强调感情之于婚恋的重要性,甚至以容貌不佳者为优选择偶对象等。与此同时,汉、蒙、维谚语在地理环境与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参照物的选取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存在。

从清代至今蒙古族和汉族的族际婚看两个族群的互动

自清中期至今,蒙古族与汉族的族际婚择偶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汉族移民"随蒙古"的阶段,接着是择偶互相选择的阶段,然后是初具规模的阶段。内蒙古区域的族际婚的逐渐上升趋势,是两个族群互动的标志。婚姻择偶不仅属于男女双方个人的行为,同时也是两个族群关系整体密切程度的折射和深层次融合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