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多元文化论之间——论罗布桑却丹撰写《蒙古风俗鉴》的动机

罗布桑却丹系内蒙古喀喇沁左翼(南)旗人,因撰写《蒙古风俗鉴》而备受学者们关注。在清末民初之际,罗布桑却丹曾受邀,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和日本京都本愿寺佛教学院教授蒙古语的讲学。期间,也就是其完成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讲学后回国不久的1911年10月发生了辛亥革命,而外蒙古也趁机宣布脱离清朝统治,欲建立独立的蒙古国。罗布桑却丹积极投入并鼓动哲里木盟各旗王公支持蒙古独立运动。他的这一举动虽然并未得到蒙古王公贵族们的赞许和认同,然而恰恰是这一次革命的结果成为他后来决定撰写《蒙古风俗鉴》的动机。

大谷光瑞与日本敦煌学

日本敦煌学发端于大谷光瑞探险队1902年开始的第一次探险。大谷光瑞与日本敦煌学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作为三次中亚探险活动策划者和组织者的大谷光瑞及其探险队的“开创之举”,揭开日本敦煌学序幕,既是日本人进入敦煌实地探查之始,也以此“比肩”于英、法等列强对敦煌吐鲁番文物的实地考察和劫掠,并由此奠定了日本在早期世界敦煌学领域“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其二,以各种手段收集和提供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大谷收集品”,形成日本最大规模的敦煌学出土文物群,使早期日本敦煌学由信息获取、介绍,以及根据从英法等国拍回的照片和记录来开展初步研究的层面,拓展到根据出土实物直接进行深入研究、系统研究的新阶段。其三是促成了罗振玉、王国维来到日本,罗、王得以利用藏品开展研究,并与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为主体的“敦煌派”学者开展深度的交流互动,共同造就出早期东亚敦煌学的辉煌,并引领世界敦煌学研究进入新境界。

从“北进南进论”到“南进论”——“中国通”大谷光瑞与台湾

大谷光瑞是日本近代佛教家、探险家,以组织所谓亚洲“内陆探险”为世人所熟知,一生长期在华渗透。大谷光瑞在我国台湾的活动及其与台湾的关系,总体.上分为几个方面:以1914年开启的放浪之旅与1917年首次来台为契机,提出“北进南进论”;1930年代中期开始频繁往来台湾,并以《台湾岛的现在》等著作为依托,为台湾总督府出谋划策,鼓吹“南进论”;1940年开始以豪华别墅逍遥园为据点,一方面逍遥自适,另一方面撰写“兴亚”计划,培养“兴亚”人才,主张将台湾作为日本南进的中心,服务日本“大东亚共荣”的扩张国策。

“中国通”大谷光瑞与近代上海

大谷光瑞是日本近代宗教家、探险家,同时也是长期在华活动的“中国通”。大谷光瑞在上海的活动及其与上海的关系持续近半个世纪,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从19世纪末到1920年前后,多次到上海旅游探查,派遣门徒参与辛亥革命;1920—1940年代,开始鼓吹对华强硬,并在日本全面侵华时期提出比较详细的殖民计划。此外,他以上海“无忧园”和上海别院为据点,一方面游园作诗、品味美食,另一方面从事渗透活动和所谓“兴亚”人才培养,为日本侵华提供支持。

试析“高昌吉利”钱的年代及性质

"高昌吉利"钱是麴氏高昌时期铸造的圆形方孔钱,主要发现于新疆高昌故城附近,目前存世大约50枚左右。由于缺乏史籍记载和足够的考古证明,关于其铸造年代、铸造地点、性质用途等还存在着许多争议,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本文拟从旅顺博物馆藏3枚"高昌吉利"铜钱入手,结合考古发现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试着探讨一下其铸造年代及其性质用途等问题。

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所藏明清小说研究述论

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来源于日本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旧藏,由于其中的明清小说数量庞大、版本稀见,一直备受学者关注,研究成果大致分为如下几方面。首先,它被学术界发现,得益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史”等学科草创时期广泛的版本调查与目录编纂。近年来,文学文献研究者进一步整理这批藏书,并对不少小说版本研究多有推进。再次,这批藏书在日军侵华时期被大谷光瑞寄存并捐赠给“满铁”大连图书馆,其中涉及了大量历史细节。最后,大谷文库中的通俗小说可以追述至江户晚期西本愿寺的写字台文库藏书,反映出了当时日本僧人对小说的阅读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