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启蒙与都市审美——论民国京剧“红楼戏”的两种价值取向

民国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蔡元培、鲁迅等人对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推介,京剧界内部的民主思想高涨,以梅兰芳、欧阳予倩为代表的“红楼戏”创作,形成了较为积极、鲜明的反封建的价值取向。另外,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极度繁荣,大批新市民娱乐消遣的需求刺激“红楼戏”产生了着眼于追新逐异、言情风月的娱乐价值取向。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不管是反封建还是娱乐价值取向,最终都让位于救亡图存,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论欧阳予倩对《长恨歌》的新剧改编

欧阳予倩作为中国近现代戏曲改革的代表性人物,积极从中国古典名篇中进行情节摘选,不仅把孔尚任名剧《桃花扇》改编成京剧、桂剧和话剧进行舞台演出,完成了戏曲艺术的多角度尝试,还根据唐代诗词《长恨歌》中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走向,创作了戏曲剧本《长恨歌》。在改编过程中,欧阳予倩保留了原著人物、情节、结构等的有机组合,将戏剧改编和时代需要进行融洽,在具体的文本改编中,体现个人的艺术表达,满足当代观众的接受水平。在新剧《长恨歌》中,欧阳予倩通过截取故事的几个重要场景,突出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着意表现反抗奢贵君王的气节,在表现安禄山精神气质的前提下,着力提升“小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为古典戏剧的现代改编树立了典范。

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及其现代美学意义

南通伶工学社是中国美育史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戏剧艺术学校,于1919年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时值中国整体社会经历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伶工学社在美学上则反映为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古典美学形态向以对立崇高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美学形态转型。南通伶工学社的诞生,体现出现代美学赋予传统艺术教育领域塑造符合时代需求的艺术人才的革新要求。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体系建构、课程设置等均属首创,正式开启了中国艺术教育的现代之门。虽然7年后南通伶工学社即行解散,但是它所展现出的现代美学意义却有值得珍视的历史价值。

日本歌舞伎与欧阳予倩戏剧

本文作者通过对日本歌舞伎与欧阳予倩戏剧的比较分析,认为,歌舞伎的“间”、“隈取”、“点”、“歌舞分开”的特点与欧阳予倩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妙。欧阳予倩的戏剧现、戏剧创作、戏剧改革意识均与他观照歌舞伎相关,所以,学习欣赏欧阳予倩戏剧,应该掌握日本歌舞伎的特色。

抗战时期欧阳予倩在桂林的戏剧改革活动

抗战时期,欧阳予倩是桂林最为活跃的戏剧家,也是国统区戏剧救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强调戏剧改革的重要性,积极培养戏剧人才,整理传统剧目,创编新剧,改进排练和表演方法,开创了桂林文化救亡的新局面。桂林的戏剧改革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发展,具有全国性意义,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欧阳予倩编创《桃花扇》演出与接受论析

欧阳予倩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先后将其改编为京剧、桂剧和话剧,并成为二十世纪除原剧外影响最大的《桃花扇》故事文艺作品。京剧《桃花扇》首演于上海更新舞台,后又由北平艺术馆等多次上演。桂剧《桃花扇》是他开展的桂剧改革实践的成果和范式之一。话剧《桃花扇》首演于台湾,欧阳予倩后来又做了多次修改,而在情节上存在一些疏漏。

欧阳予倩与广西省立艺术馆——抗战桂林文化城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桂林是抗战时期文化的大后方。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坐落于桂林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无论在建筑样式、建制职能还是文化活动均堪称卓异。而欧阳予倩是广西省立艺术馆机构的创始人、艺术馆馆厦的创建人及西南剧展的创办人,艺术馆成为当时一批汇集在桂林进步文化人士的舞台和阵地,唤醒和振奋国民为民族独立而战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红色文化在贵州的传播与欧阳黔森长征题材影视剧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红军在贵州进行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播下了贵州红色文化的种子。红色文化传播延续至今几近百年,红色文化已然成为贵州文化的主要流脉。贵州文学在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得到濡染,获得素材、内容、主题等方面的启示,发生新变。欧阳黔森系列长征题材影视剧《雄关漫道》《伟大的转折》《极度危机》,是贵州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品牌,也是贵州文学新变的标志性成果。

近十年欧阳予倩研究述评(2004-2014)

学界对欧阳予倩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探讨,从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戏曲改革观、戏剧创作和桂剧改革等多方面对近十年来欧阳予倩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为今后欧阳予倩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广东戏剧研究所相关史料补遗--兼及对该所历史地位和重要影响的思考

由于存在时间较短和资料缺乏等原因,学界关于欧阳予倩先生1929年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不多,对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有所忽视。广东戏剧研究所极大地推动了广东以及整个华南地区戏剧教育和音乐教育的发展,集聚和培养了一批戏剧、音乐和其他艺术人才,并与后来的私立广州音乐院和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戏剧研究所存在延续和传承的关系,在近代中国艺术史上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积用成体:欧阳予倩对现代戏剧本质的诠释探赜

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发生,经历了写社会人生之真、求现实与浪漫双美之合和援西体以合中用的过程化进路。他对戏剧本质的理解也在此进路中不断丰富:戏剧主题内容的现实性作为戏剧的主导性质,推动着创作手段的多元化和审美追求的多样性。同时,事实与价值视域下对艺术与思想关系的探微,亦能重新审视欧阳氏戏剧理论中唯美与写实、艺术与政治之关系。

新见欧阳予倩三则讲演史料考释——兼论欧阳予倩的戏剧导演理念

新见三则欧阳予倩学术讲演史料,对应他1935年两次南京之行时的两场学术讲演。讲演主题分别为“中国戏剧运动”和“导演与演员”。两次南京之行,前者为欧阳予倩1934年秋回国后重要的、公开的社交活动;后者关涉欧阳予倩与田汉、洪深交往的史实,且细微之处可见三人导演理念的差异。两场讲演内容均与欧阳予倩的个人经历紧密结合,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尤其“导演与演员”的主题讲演,是欧阳予倩话剧导演方法理论演进的重要一环,有史料、理论、戏剧教育三方面的价值。三则讲演史料对相关研究及当前“中国演剧学派”的探索不乏借鉴之处。

梁斌与欧阳予倩抗战戏剧活动之比较

在全面抗战期间,梁斌和欧阳予倩以戏剧家的身份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在组织活动方面,梁斌在极端条件下组织戏剧游击战,积极贡献于抗战事业,而欧阳予倩则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倾向于上演高水准的多幕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创作方向上,抗战初期,两位戏剧家都投身于抗战宣传,但在后期,梁斌偏向为政治政策服务,而欧阳予倩则转向以人物为创作重点。民族化思潮之下,梁斌重视语言的大众化,而欧阳予倩更注重从戏曲传统中汲取资源。比较研究结果突显了两位戏剧家的独特艺术取向,同时反映了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多样形态,为我们更深入理解抗战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欧阳予倩抗战时期的戏曲改编成就--以《桃花扇》《梁红玉》《木兰从军》为例

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在抗战时期改编了多部戏曲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桃花扇》《梁红玉》《木兰从军》这三部。在改编中,欧阳予倩立足于抗战的现实,借历史题材来弘扬民族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为此,欧阳予倩在主题阐发、人物塑造、情节构成等方面都做了相应的改动,不仅达到了宣传抗战的目的,也赋予了作品新的时代精神。

欧阳予倩和《黑奴吁天录》——兼论中国新剧初创期的艺术特色

夏衍曾说:“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本文将从欧阳予倩步入戏剧殿堂的第一步开始说起:他是如何参与到中国新剧的创始中来的。通过欧阳予倩的这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剧创始期的一些重要特点。在过去,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缘故,我们对欧阳予倩有不少误读和误解。今天,我们需要对欧阳予倩重新解读和探讨,从“人情事理”和特定的历史情境出发来反观欧阳予倩。

新文化人士与旧剧泰斗——从欧阳予倩的特殊文化身份看20世纪戏剧变革

20世纪中国戏剧走出了一条变革轨迹,变革为新文化运动所推动,由此造成新文化戏剧人与旧戏曲艺人的分野,然而欧阳予倩却因成为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享有了特殊的文化身份。通过对其文化身份生成原因的剖析,可以探知20世纪中国戏剧变革脉动的来源、运动力与牵制力,从而更好地理性把握其必然率与历史趋势。

以民族戏剧之蕴书写中国戏剧教育新篇章——探究欧阳予倩民族化戏剧导演教学之路

1953年,在时任院长欧阳予倩的主持推动下,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正式建立。中戏导演系的建立与发展对于戏剧导演教学专业化和新中国的戏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欧阳予倩提出并主导的民族化导演教学的探索历程进行梳理,其意义在于71年后的今日,对于民族化戏剧创作及教学的思考与实践仍在延续,对于“戏剧与影视学”教学体系的认知与构建仍在拓展。在前行的过程中,我们往往需要回头看看,甚至追本溯源,从前人的思索与实践路径中获得经验,寻求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