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裴政墓志考释

裴政源自河东裴氏家族西眷裴房,并不属嫡传主脉。其祖在两晋之际南渡,于刘宋时出仕,族人多任武职,较之其他高门声名未赫。裴政本人活跃于萧梁武帝晚年及元帝时期,又历仕西魏、北周、隋等朝,亲历由南北朝分裂转向大一统的诸多重大时刻,特别其晚年的交游情况反映了南、北政治集团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斗争、整合。从裴政墓志文可知,传世文献中固然有错讹之处,但墓志文也因志主、书文者自身经历及时代限制而多有春秋笔法,二者应互校互证,严密推断,方能还原史实。

信仰支撑的崩坍——刘师培堕落原因再探

对于刘师培叛变的原因,人们已经作了不少分析。信仰支撑的崩坍,是导致刘师培堕落的又一重要原因。这种支撑,既来自理念,也来自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组织、同志,也来自朋友、亲人。理论上的简单比附、随意多变导致了他的民主共和理念的破灭。卷入同盟会的纷争,导致他远离了团体和同志;彼此间的龃龉,导致他与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反目;妻子率先叛变,离他而去。信仰的力量支撑也崩坍了,这一切,最终加速了这个名利欲极旺而又好走极端的青年革命家的堕落。

北周《辛术妻裴氏墓志》考释——兼论北周对洋州的管理

北周《辛术妻裴氏墓志》追溯了裴姓源流及裴氏的父祖名讳官职,颂扬了裴氏襄助丈夫建功与她独自抚育子女成人的妇德与母仪,强调了她去世后获赠郡君的哀荣。志文的细微之处,蕴含着一些值得深入解读的历史文化信息,如"治……"是当时的一种独特的任职形式,又如裴氏一子辛伯儒任治洋州刺史,透露出北周对设立不久的洋州进行着严格而有效的管理。

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新考订——兼与吴伟斌先生商榷

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认为,元稹与裴淑元和十一年在涪州结婚,吴伟斌先生对此提出了异议,其《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略考》认为,元、裴元和十年冬在兴元结婚。实际上,吴先生纠正了卞先生的部分失误,但在考订过程中有更多的失误。元、裴真正的结婚时间应是元和十年五月,地点应是涪州。

唐《韦曙墓志》考释校补

韦曙是唐代宰相韦执谊之子,墓志由其弟韦昶撰写,提供了韦执谊家族及其诸子情况的珍贵资料。结合《韦曙墓志》与传世史料考证可知,韦执谊家族对于光大门楣有着强烈之渴望。其长子韦曙,三十六岁始登科入仕,由州郡幕僚至左拾遗、尚书省郎官、尚书右丞、京兆少尹、太常少卿,历常州、郑州、苏州、福州、广州等地刺史、节度,终官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韦曙兄弟六人,至韦曙去世时,唯韦昶与韦绚在世。昶与绚为兄弟二人,可破历来以绚为昶改名之说。

刘师培与康有为“董氏学”研究之比较

在晚清学术转型的过程中,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受到了当时学者的关注。在晚清学者中,康有为与刘师培都十分重视对董仲舒学说的研究,由于思想倾向和学术背景的不同,他们对于"董氏学"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关于"董氏学"中的"微言大义",康有为是借助其来阐述其变法改制的思想,并进而以当代孔子和董仲舒的身份自居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刘师培则主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汉儒研究经学的功用情况。对于"董氏学"中君民关系的看法,刘师培认为汉儒有着严格限制君权的思想,这种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着某种契合之处;康有为则侧重以此来阐述"董氏学"中的"改制"、"变法"思想。对于公羊学中"夷夏之辨"、"种族之分"的理解,刘师培严明"夷夏之辨"和"种族之分",其目的在于"以种族之说倡革命",康有为则尽量弥合"夷夏之别",认为划分夷夏的标准不是种族,而是文明进化程度。康有为、刘师培关于"董氏学"分歧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学术论争的时代特色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资治通鉴》所记吐谷浑四郡之设立辨误--兼谈《隋书·吐谷浑传》的历史书写

《资治通鉴》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设立于吐谷浑故地之事,重复系于隋朝大业四年、大业五年。后一处记载本自《隋书·炀帝纪》,有大业五年御驾亲征的史实为支撑。前一处本自《隋书·吐谷浑传》,其文于大业四年宇文述初胜伏允后,直接接续最终战果,忽略炀帝亲征之事,造成《通鉴》编年之误。《隋书·吐谷浑传》不记炀帝亲征,与魏徵反对其穷兵黩武和驳斥裴矩的态度有关。

王书臣治疗慢性咳喘病的临床经验

王书臣教授认为慢性咳喘病总属本虚标实之证,从元气论治本虚证,包含温煦命门、激发元气,培补元气、升举元气,疏通三焦、敷布元气,从金郁泄之论治标实证,形成了宣泄法、透泄法、清泄法、开泄法、疏泄法、渗泄法、通泄法七大具体治疗思路,相互配合,灵活运用,屡获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