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Dead Poets Society》中对教育共情力的思考

共情力是个体在观察和理解他人情感的基础上,产生与观察对象相似的情感体验并表现出相应行为反应的一种能力。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和学校对个体的教育最为直接,学生阶段是个体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期,好的教育是需要共情力的。本文以美国影片《Dead Poets Society》为例,针对“共情教育”,启发家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共情能力对个体心理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提出加强教育者共情意识,家校合力,建立轻松和谐的交往氛围,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关系融洽。

17-18世纪朝鲜王朝委巷文人诗社考辨

委巷文人是一个与两班文人相对的概念,构成较为复杂,既有来自朝鲜朝中人阶层的译官、医官、画员等,也有来自于最底层的奴婢、胥吏等。学界认为,17-18世纪委巷文人诗社主要有:枕流台诗社、三清洞诗社、洛社、松石园诗社,但以上并非皆可称为诗社。其中枕流台诗社当改为枕流台唱酬;三清洞诗社当改为三清洞诗会;洛社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诗社,但是初具诗社的雏形,可以继续沿用该名称;松石园诗社是朝鲜王朝第一个正式的委巷文人诗社。委巷文人通过社集的方式联络感情、寻找阶层归属感,亦编撰了委巷诗人诗选,委巷文人社会力量的壮大与社集密不可分。

诗人与循吏的融合:《张船山判牍》审美价值探析

性灵诗人张船山不仅以卓著的诗书画屹立于“儒林”,同时也是一代“循吏”,清正廉明,敏于听断,素有“神断”之称,有襟霞阁主编的《张船山判牍》留存于世,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张船山判牍》不仅题材丰富,广泛反映嘉庆时期的社会生活;而且词章华美,事理通达,情理融合,兼具历史上“骈判”与“散判”之优长,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本文试从审美角度探寻判牍的实用美、质实美、词章美、事理美和人情美。

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的评价失误及其内在原因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与开拓者,郭沫若在早期的诗论中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有过诸多公允的评价,对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早期在评价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存在五个方面的失误,本文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揭示与分析,并探讨了这些失误出现的内在原因以及一些重要的外在原因。

浪漫、古典与写实——李长之古代诗人批评的美学构造及运作

抗战时期李长之围绕古代诗人写下的系列批评论著,离不开美学的深度参与。“写实”与“浪漫”的对立、“古典”与“浪漫”的并立,作为文艺批评背后交错叠加的美学构造,为其文艺批评实践开拓了充足的理论空间。如果说对李白在道教徒和诗人双重身份拉扯下之永恒痛苦的分析,是基于对立构造写就的代表作,那么,对司马迁身上儒家精神、道家精神与诗人气质的阐发,则堪称融合对立与并立构造的新经典。

"燕赵后诗代"诗歌可译性限度研究

“燕赵后诗代”是河北诗歌继冲浪诗社、燕赵七子等之后的又一集体命名。成员是来自河北各市、县的二十余名青年诗歌创作者。他们的诗歌既有对远去时代的反思,也有对现实世界的追问,更有对未来的憧憬与遐想。对其诗歌进行外译,是河北诗歌“走出去”很关键的一步。从诗歌的可译性限度出发,提出在对“燕赵后诗代”作品进行英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进行“度”的把握。

中国现代旧体诗人新媒介场域中“被阅读”的诉求

民国时期,报纸杂志等新媒介的读者群体不断壮大,旧体诗人开始顾及受众的阅读需求。他们一方面利用新媒介发表作品及连载诗话,另一方面积极回应读者,与读者互动,可以说,新媒介促进了旧体文学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旧体诗人在言谈举止等方面显露出群体性的仪式化倾向,他们通过新媒介竭力展示自身,摹画其在公众视野中风流蕴藉、高蹈独立的形象,以期获得世人关注,进而达成对其文化立场、审美趣味与精神诉求的理解与体认。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现代旧体诗人在经历了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碰撞之后,最终在报纸杂志上找寻到了获得和维系受众的文学舞台。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风景的内置:论袁宏诗歌创作的共同体意识

“自然风景”“脱贫攻坚”“民俗民情”这三个方面的艺术主题使袁宏诗歌既和过去保持着难以割舍的恋乡情结,又烙下个体人生体验的印迹。自然风景被诗人视为乡村文化的象征;脱贫攻坚呈现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新气象;情感共同体是构架乡村与跨界民族风景的桥梁。情感共同体不仅内置乡村的自然风景,衔接乡村生活面貌日益变化的情感纽带,还渗透着乡邻和亲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并且将这种情感统一于具有广阔空间领域的土家、藏、苗、汉等多民族的生命世界中,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感体系和价值理念。厘清袁宏诗歌创作的生成与发展演变线索,能够真正认识到宽泛意义上的乡村风景内置的深刻内涵,有助于理解依托情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和逻辑关系。

清代诗人生卒年丛考——以湖北梅钺、李中黄等七位诗人为中心

中国古典诗歌按照加速度的原理发展,至清代而达到极度繁荣。迄今仍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现成查到的,仅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像编纂《全清诗》以及其他诸多诗歌文献,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学术界既有的相关工具书之外,从各种原始资料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这里就湖北梅钺、李中黄,浙江张懋忠、钟氏(海宁徐濬妻),河南郜献珂,山东刘士聪,云南李凤彩,以及江苏易震吉等诗人,对他们的生卒年做些探讨。

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会创造——郝御风新诗谫论

郝御风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的代表,也是文名籍籍的“清华三诗人”之一。他“埋头诗国”,在凋亡的现实与寂寞的时代面前,希求文艺不再躲避,而是抓住社会核心,带来“新空气”,发出“新呼声”,完成对新文学“努力创造的义务”。他以新的角度和眼光将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与现代主义诗歌化合,达到真实且独具个人风格的“诗的世界”。他的现代新诗,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情,将意象放在灵魂位置暗示情绪与哲思,使得再深再强的诗情也有了具体可感的依托。在强烈的自觉继承与创新意识下,他以“本土”的立场自觉融合“外来”思潮,肩负起创造新诗的重任,在“古人”及“外人”之间不断穿行、偏移、寻找和吸纳,每一次在“民族性”与“现代性”中的沉思与仰视,都深切关系着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走向。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郭小川与贺敬之:从延安出发的新中国歌颂者

贺敬之与郭小川作为从延安出发的青年诗人,在他们跃进的青年时期,曾受到五四启蒙文学的影响,在诗歌领域初步显示出了他们的创作才华,但仍不免暴露出诗歌艺术的粗糙与青涩,诗歌主题表现为对旧时代苦难的控述。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们听从《讲话》的号召,投入到社会火热的斗争中去,逐渐成长为时代的战士诗人,从描写旧社会的黑暗到歌颂新时代的新气象,始终带着战斗的激情去创作。虽然二人的艺术理念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自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都贯彻着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政策,力求做立足于时代的大诗人。以他们为代表的从延安出发走向新社会的诗人们,以笔为矛、战斗一生,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使命与初心。

杨思圣《且亭诗》考论

杨思圣是清初诗坛的重要诗人,他与河朔诗派主将申涵光的诗学理论倾向基本一致,其论诗推尊杜甫及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主张学习盛唐诗人,提倡诗歌应以性情为主,反对过度模拟之弊。由于文禁之故,杨思圣的《且亭诗》经大量删减后,更名为《且亭诗钞》行世。其诗歌“一以少陵为宗”,表现出明显的宗杜倾向,特别是其入蜀诸诗模拟少陵,取得了较高成就。杨思圣被尊为“畿辅七子”之一,堪称河朔诗派的主将。其与申涵光、殷岳等人一起,共同为清初慷慨悲歌的燕赵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皖桐诗派的遗珠:清初安徽诗人方熊交游考论

方熊是活跃于明末清初的一位安徽遗民诗人,他因曾刊刻《陶渊明集》六卷(世称《陶诗诵说》)而为陶诗研究者所关注,但是他的生平事迹却消散于历史的烟云之中。方熊生性豪爽,尤爱游历,这使他成为诗人间的“联络人”。他与桐城学者的交游,反映了清初桐城诗派的活动细节。他与其他安徽人的交游,勾勒出清初“皖桐诗派”的生成路径。他与遗民的交游,反映了清初遗民诗人群体的生存状态。而他与入清后采取合作态度的诗人群体产生交集,则表明清初诗坛在地域、遗民等面向之外还具有更加复杂、多维的面向。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特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专门性,记叙与评说的对象一般都集中在佛教内部,即使涉及世俗诗人,也大都是与佛门有关的事件与作品,其记叙和评论都较为鲜明地表达出一种佛教立场。二是质疑精神和追求真知,在品鉴诗歌方面特别重视“未经人道”,重视对新时代中新的社会风习和新的文化思潮的呼应,重视辩论与质疑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诗僧之诗”与“僧人之诗”的概念分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不仅提出“僧人之诗”和“诗僧之诗”的区别,而且把苏曼殊的诗歌作为诗僧之诗的典范,从佛教文学生存论的角度,充分意识到了在一个以转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不适应现代社会个性主义张扬的潮流与趋势,佛教诗歌不会有真正出路。

陈年喜打工诗歌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当下社会环境中,人们常常困扰于社会集体中的自我认同感,这是现代性的焦虑,是一种社会剧烈变化中自身不安全感的表征。作为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陈年喜面临着双重身份认同困境,他的诗歌既写出了他作为打工者面对城市,进行自我定位和价值寻求的困境,也体现着他作为打工诗人如何为自身、为群体发声,于诗坛寻求认同的迷惘。诗歌是他的宣泄口,他始终在困境中挣扎而非沉沦。

“摩罗”复现和“心声”再起——鲁迅早期的诗歌经验与《野草》的写作

“声”对于鲁迅的文学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留日早期,正是注意到“诗力”与“心声”之间的有机关联,鲁迅才弃医从文,进而投入“新生”的文学事业中;五四时期,随着一种文化政治的兴起,为了唤起更多的“真的声音”,一个“呐喊”的鲁迅也随之到来。可以说,“声”之探求构成了鲁迅人生展开的主要线索。如果说“呐喊”的鲁迅对应着一个外发性的启蒙自我,那么,《野草》的写作则意味着鲁迅经历了一次“声”的内转,即他通过自我内在声音的设定,完成了“心声”的找寻。在《野草》的写作过程中,鲁迅重新唤醒了早期的“心声”机制,“摩罗诗人”的重现不仅影响到了《野草》的写作方式,也参与到具体的文本构成。由此,鲁迅既重新“听得自己的心音”,也完成了自我的新生,进而以一种崭新的主体姿态投入对“无声的中国”的批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