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再议

学界对《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中重叠的武松—潘金莲故事之关系,有五种观点:繁本→《金瓶梅》说、《水浒》繁本+简本→《金瓶梅》说、《水浒》简本→《金瓶梅》说、同源异流说、增益回流说。通过对两部小说用语习惯的辨析,可以确定《金瓶梅》中的武-潘故事当是由《水浒传》流入;而《水浒传》版本的简、繁概念,当以情节完整度、故事流畅度区分;以此为标准,并结合《金瓶梅词话》中有部分字形具有建阳刊本风格的现象,可以推断,《金瓶梅》所抄改的《水浒传》应是一种属于繁本系统的建阳刊本,约刊刻于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

论潘金莲

从纵的历史的眼光看 ,潘金莲是传统男性的附属品与玩物 ;从横的时代的眼光看 ,她又是商品经济发达之后的副产品与牺牲品。评价潘金莲选择的不应是道德法庭 ,而是历史的审判台。潘金莲追求幸福的方式虽然不能为正统道德所接受 ,但她的行为至少在客观上包孕了追求“人”

民间精神与荒诞的权力运作机制——论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伦理

刘震云持之以恒地关注权力对人性、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被权力挟持的荒诞生活更是被他提升到一种寓言化、传奇化的境界。在游刃有余、幽默迭出、清简传神的明清话本风格般的叙述中,刘震云展示了敢于担当的民间精神对荒诞社会的不公不义的反抗,暴露出了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的荒诞性,从而逼迫人们深入反思当今社会的可能出路。这无疑是富有启示性的叙事伦理指向。

康妮与潘金莲的对比

维科在《新科学》里认为,人类历史有三大起源:宗教、婚姻、葬礼。其中宗教、婚姻都与性有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的婚姻制度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与剥夺。在中西文化语境中,康妮是人性解放的符号,而潘金莲则是淫欲罪恶的诠释,二者的差异是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必然结晶。

潘金莲:从《水浒传》到《金瓶梅》

《金瓶梅》的故事框架是从《水浒传》第22回到第31回中移植过来,又加进了作者天才的创造。细比较二书对于同一人物的描写,有助于对《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初衷、《金瓶梅》一书主题等方面的探究。文章选用潘金莲作为剖析的材料,发现存在诸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与二书的主题、表现重点各有不同等息息相关。

莲凤对比论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情小说,《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红楼梦》在各方面对《金瓶梅》都有所继承和发展,特别是体现在两书主要人物王熙凤和潘金莲身上,这种关系尤为明显。自私自利、极度残忍、聪明乖巧是两人性格中的相似之处,但也有雅俗之别。

从“出轨”和“告状”反思当下女性意识--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

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女性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从无知到反抗的重要阶段,刘震云新世纪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分别对农村女性吴香香、庞丽娜、章楚红的婚内出轨和李雪莲的婚后告状进行描述,认为反应女性的反抗及女性解放的有限性。主要从女性“无语”的生存困境、以“出轨”和“告状”的反抗方式突围困境以及对女性困境突围的反思来分析当前女性的生存困境,反思女性意识,对于理解刘震云作品中的女性关怀意识和反思底层女性生存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荒诞境遇下人的生存困境——评刘震云新作《我不是潘金莲》

刘震云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自发行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肯定的声音也随之而来。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其新作中深刻揭示了荒诞境遇下国人的诸如话语权利之缺、历史文化之裹、主体性之蔽、符号之痛苦等生存困境,体现了作家对当下社会的深刻思考,而这些也是读者最需要关注思考的东西。

从“武松杀嫂”看影视剧改编中的创新

《水浒传》(1998年版)和《新水浒传》(2011年版)的编导在处理武松杀嫂情节时,均将原著里潘金莲招供改成了王婆招供,并用含蓄暗示的方式替代了原著潘氏被杀的残忍场面。通过对这些改动分析即可管窥到,编导以同情的态度代替了原著对潘氏的仇视。其实,早在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和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二部作品里,都已经通过对武松杀嫂情节的大胆改编,突出强调潘金莲是一个被害者、反抗者,对其翻案,并在当时获得成功。据此并综合相关材料分析表明,影视的编导对原著的改编,必然带着自己所在时代文化特色对其赋予新的意义,而这种对原著的突破和创新,既具有可行性,也具有必要性,而所谓“忠实型改编”并不具可行性。

《金瓶梅》中潘金莲心态深层分析

人的性需求并不简单,是与一个人的生活境遇、性格心理、现实追求、道德感、价值观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潘金莲疯狂性欲的背后有着极其微妙复杂的原因,不仅与她早期的人生命运、被扭曲的人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紧张感有关,而且也是她心理上获得安全感、充实感乃至成就感的需要。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美学风格及叙事策略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在上映后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他以"实验创新的拍法"成功地完成了"导演艺术"的自我突破。在这部电影中,除了延续他冯氏的现实主义喜剧美学以外,影像本体的回归、修辞手段的运用,都使这部电影形成了特有的美学风格。另外,电影语言上的探索,叙事策略中的创新,更是为影视美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从妖女到天使:潘金莲形象的演变

由原著《水浒传》中的“妖女”、“荡妇”到《金瓶梅》中的“荡妇、妒妇加悍妇”,再到电视剧中为了追求理想爱情步入歧途的良家妇女,潘金莲的形象有了很大的跃迁。人物形象的这种演变不是无本之木,而是受女性观念和文学思潮的影响。

付善明：《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的心灵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徐朔方先生在《论（西游记）的成书》、《论书会才人——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著写定者的身份》、《再论（金瓶梅〉》等系列论文，以及专著《小说考信编》“前言”中，

潘金莲与苔丝比较研究

潘金莲与苔丝是两位悲剧女性,两人都具有反抗精神,虽然所处时代、国度、背景不同,但她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都是各自时代的牺牲品,同时她们也是各自时代旧秩序的破坏者。

当代中国农村女性维权的路径选择与价值评析——以法制电影人物秋菊和李雪莲为例

电影《秋菊打官司》和《我不是潘金莲》分别塑造了两位倔强执着运用法律手段讨说法维权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当代农村女性的权利意识和抗争意识,有一定的普法教育意义。对文艺作品中的讨说法、打官司、信访等维权行为及相关问题进行法律解读,有助于提升当代中国农村女性的法律意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旧思想碰撞结晶的怪胎——潘金莲

《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形象有着特定而复杂的社会意义:她的道德和行为既符合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享乐、争权夺利的思想意识,又冲击着封建统治阶级关于纲常人伦的社会堤防;表面上看她的行为是在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符合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进步思想,而在实质上她是在千方百计地欺凌和迫害别人,破坏着别人的自由和幸福,所以又背离了那种新兴的潮流——她既继承了新旧思想中腐朽的一面,又破坏了新旧思想中那些合理的因素,她是新旧思想碰撞结晶而成的怪胎。

男权主义下的潘金莲——读《金瓶梅》札记

《金瓶梅》中潘金莲在男权主义的统治下,为了争得西门庆的宠爱,采用了种种办法,归结起来,一是礼让,二是抗争。

荒诞·讽喻·寓言——论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艺术

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通过众多实力派演员娴熟的演技,以荒诞、讽喻、寓言化的冷峻理性叙事方式,直面现代社会人们真实的生存体验,呈现出传统人情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演进过程中人性的迷失与异化,蕴含着对现实生活逻辑与人性的冷思考,堪称一部直面现实的社会寓言。

“闷”的发现与排解:冷清之闷与郁热之闷——兼及后五四时期戏剧写作心理动力

鲁迅深刻洞彻现代中国之“闷”并成功找到艺术排解方式,《呐喊·自序》把艺术家心理之消极情绪——“铁屋子”之闷,与中国现代命运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排解方式;欧阳予倩以“热心”书写潘金莲的冷清之闷,将传统的伦理故事讲述成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女性解放”释放时代之闷;曹禺抱定“悲悯”情怀,用“心灵的艺术”奏响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让“郁热”雷雨里疯狂挣扎的人们,归于平静沉着。《潘金莲》的“冷清”与《雷雨》的“郁热”,是鲁迅“铁屋子”之闷在各自时代语境中的“重现”,欧阳予倩和曹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继续着鲁迅式“呐喊”。

论宋惠莲之死

宋惠莲与西门庆偷情是《金瓶梅词话》的重要内容,他们之间的故事引发了很多矛盾冲突,结果是宋惠莲的丈夫来旺被陷害,宋惠莲羞愤自杀。其自杀的主要原因,一是她的个性使然,二是西门庆家庭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宋惠莲自杀的元凶是西门庆,潘金莲则是最大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