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家学术成长史的叙事分析——《Pan Maoyuan:A 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读后

潘懋元教授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见证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领域"走向"学科"的世纪转型。奥斯陆大学Arild Tjeldvoll教授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述论了潘懋元教授从一个教育研究的爱好者成长为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家的历程,其最终成果英文版《Pan Maoyuan:A 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和中文版《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皆已出版。其著作既是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学成长及其活动家奋斗的思想之旅,也是体验西方高等教育者的独特研究范式的行动之旅,它让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家精神

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因素,“教育家精神”被视为引领教育事业不断前行的核心力量。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方法,全面梳理潘懋元先生在长达87年的教育生涯中所形成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研究发现,潘先生的教育家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开拓创新、奋斗不息的精神;勇立潮头、与时俱进的精神;投身教育、无私奉献的精神;以生为本、大爱无疆的精神;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精神。这些精神特质共同构成其深邃而独特的教育家风范,不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树立了典范,更为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导。潘先生的教育家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坚持立德树人,提高教师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坚持育人为本,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新实践;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系统传承和弘扬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家精神,将有助于新时代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推动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

以深入调研推动应用型大学建设——基于潘懋元先生的治学实践

教育转型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建设,是高等学校分类发展与自量定位的必然路径之一。潘懋元先生以调研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将调研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工作实践,深刻影响并促进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型办学之路的建设和发展。潘懋元先生通过调整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实践促进教学等措施,以办学定位“三分法”、调研检验理论、理论指导调研的模式,不断推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建设。

潘懋元: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的开创者与引领者

潘懋元是我国系统研究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他倾注毕生心血带领广大研究者对杨贤江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进行挖掘、整理与应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潘懋元在研究掌握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秉承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在潘懋元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杨贤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传承与发扬,教育家精神实现了薪火相传。潘懋元研究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历程、成就及贡献对于我们今天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潘懋元先生是如何培养研究生的?——兼论教育家型导师的育才之道

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先生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和首位研究生导师,致力于探索中国式研究生培养模式,积累了独特的育才经验。他秉持育才端赖选才的理念,创新研究生选拔和评价方式;引导学生自我成才,创设教学新法并提供必要条件;爱生如子,与学生建立起平等互爱的师生关系;适时指引学生职业发展,鼓励并支持他们做出新成绩。他的身教言传深刻诠释了人民教育家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丰富的育人智慧、谦逊的躬耕态度、宽厚的仁爱之心和高远的弘道追求,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40余年间,潘先生的弟子人才辈出,证明了这些培养经验和方式方法的科学性与适用性。研究他的育才之道,对于优化当前高层次人才培养方式很有镜鉴意义。

从潘懋元先生的人生发展看教育家精神养成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借鉴孔子自述对潘先生人生历程的分析表明,教育家精神在潘先生身上突出体现为对民族、国家和教育的挚爱,持续学习与发展的精神,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基本问题的长期关注,开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持续的探究精神。潘先生教育家精神的养成路径为从民族精神中获得个体成长的养料,开展回应民族与时代需要的创造性实践,进而回归民族精神,完成教育家个体作为精神性存在的超越。

论潘懋元先生的生命美学

立足生命美学立场,系统分析潘懋元先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理想信念之美、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思想之美、简朴友善的生活之美、向美而生的境界之美,领略潘先生的生命之美,并以此文纪念先生、告慰自己、启示来者。

潘懋元高等学校通识教育思想探析

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推动知识产业化加速演进,狭窄的学科中心主义倾向的专业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多元文化诉求、科技革命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高等学校通识教育体系提出了深刻挑战,潘懋元的有关论述内在地包含了通识教育体系亟须重新设计的思想因子。基于对潘懋元专著、论文以及其他相关文献加以梳理、分类和提炼,尝试探究潘懋元高等学校通识教育观的基本思想。从发展阶段来看,潘懋元通识教育思想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从理论要素来看,其通识教育人才观主张高等教育既要指向高科学技术知识与能力的教育,又要有高水平的人文素养教育,要培养“在通的基础上有所专,掌握一定的专门知识又能融会贯通”的通专相融的复合型人才;内容观主张要为学生提供广博与专精的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协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教学观主张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元化的教学原则,变“灌”为“导”,引导学生独立学习与思考;路径观主张将专业化的通识课程与非专业化的校园文化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全方位地受到通识教育的影响,促进学生智能、情感、道德等全面发展。从思想价值来看,潘懋元对通识教育的阐发具有原生性和创造性,具备独特的当代价值,既连接着过去,也指向当下又面向未来,在个体全面发展、特色通识教育、技术变革挑战和社会发展需要四个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它是通识教育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也将引导通识教育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潘懋元应用型高等教育思想时代价值探赜

新时代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潘懋元教授应用型高等教育思想体系是由早期高等教育地方化理论的研究探讨到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思想的拓展,再到应用型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以及对应用型高等教育理论内涵的丰富和深化而逐步完成。潘懋元应用型高等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体现在于:宏观层面影响了中国宏观高等教育政策方向、中观层面指导推动了应用型高校发展实践、微观层面聚焦了应用型高校内涵建设,并为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贡献了理论、实践和价值的三重维度。

潘懋元高等教育分类思想的来源、体系与展望

如何在大众化和普及化时代分类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是重要的研究议题。分类是高等教育的治理方式,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分类思想源自于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反思、对高等教育规律的探索、对域外经验的借鉴和对中国特色的升华。潘先生分类思想不是就分类而言分类,而是以分类思想为中心形成体系化的分类思想,核心构成包括高等教育分类的批判性、结构性、质量观、评价观和建设观五个方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潘先生高等教育分类思想提供了高校多样化一流建设的方法论基础,对促进高等教育理论发展和推动高等教育建设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引领了诸多高等教育学者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强国的方案。

学生心中的大先生(缅怀潘懋元先生笔谈)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是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教师。作为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先生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作为著名教育家,潘先生一辈子追求着教育的崇高理想,践行着教育的神圣使命,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育事业之中;作为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教师,他爱生如子、桃李满天下。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潘懋元高等教育理论与思想的主轴,是高等教育研究厦大学派的生成元,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源理论,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理论的标志,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石。继承和发展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躬耕高等教育规律领地,建立高等教育规律体系,是高等教育学的元点和回归点,是我们每一个高等教育学人的责任和使命。潘先生是学问导师、人生楷模。我们要学习先生勤奋学习、严谨治学的精神,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精神,敢为人先、守正创新的精神,情牵学生、心系大众的精神,自信自强、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元气淋漓、笔耕不辍的精神。

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研究及其对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启示

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学研究涉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层次。他为创建学科奔走呼吁、组建学会、出版教材、扶持其他学位点;他长期探索高等教育学的学术体系,重视实践研究,其编著的《高等教育学讲座》和《高等教育学》为学科建筑了基本框架;他的话语具有务实性和自主创新性,主张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潘懋元先生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上的探索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在学科体系上,各学位点要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处理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关系;在学术体系上,学人需要重新认识学术体系的基础并重构学科的基本理论、学说;在话语体系上,学人要在中外传统的基础上构建内容充实、条理清晰的学术话语。

中国高等教育学四十年:回顾与反思

中国高等教育学于1983年进入《学科目录》,这是由天时地利、特殊的学科体制、特殊的人物共同催生的结果。高等教育学在建制上“早产”,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研究者很早就有了学科归属,可以在大的学科参照系上通过实践反思和研究生培养而加速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孕育不够充分,先天有所不足。1983年进入建制之后,高等教育学被研究对象超常规发展的节奏所裹挟,又出现了某种后天失调。高等教育学界关于“学科”与“研究领域”之争,源于参照系的不同。高等教育学虽然现在还不是一门“成熟学科”,但它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知识的门类”“学术的门类”及“教学的科目”,因而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科。为了促进这门学科逐步走向成熟,当务之急是坚持高等教育学的学术取向,更加注重它的学术使命、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以及学术的立场和精神。

高等教育学“理实融通”的源流与进路:以潘懋元与朱九思为考察中心

我国“土生土长”的高等教育学科,40年来始终面临“发展性危机”与“建制性危机”的拷问。在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回溯与重温第一代学科创始人的思想与事迹,可昭示处于“不惑之年”的高等教育学发展进路的可能性与可为性。潘懋元先生与朱九思先生分别代表了高等教育学诞生之初的“理论源流”与“实践源流”:前者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学科的专业建制设立、学科人才规训与理论建构发展,后者致力于提倡院校研究落地、创设理论指导实践的试验田、以实践成效确证学科合法性;而两位先生围绕“理”与“实”的交融与互动,更是从源头上奠定了高等教育学“理实融通”的学科气质。其启示意义在于:高等教育学者既要夯实学科专业基础,也要提升服务意识与能力,尤其更注重以院校为基础的案例研究与理论建构的价值。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政府与高校更加注重高等教育研究的功用与价值,为学科“理实融通”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与制度保障。

潘懋元先生思考民办高等教育问题的八个基本逻辑

潘懋元先生在民办高等教育问题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八个基本逻辑: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应具有平等的发展权;民办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并不对立;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多元质量观;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大力依靠民间资金;政府应支持并规范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应立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创业教育。

潘懋元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

潘懋元先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耕耘 ,潘懋元先生奠定了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框架 ,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指导 ,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后备人才。潘懋元先生的突出成就不仅获得国内外的一致赞誉 ,他的为师治学之道也鼓舞了一大批年轻学人。

谈潘懋元教授的博士生培养之道

潘懋元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他注重博士生培养,严把博士生招生选拔关和培养关。在治学上追求"深入浅出"和"由博返约"。注重营造学术氛围和学术能力的培养,采用学习—研究—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周末学术沙龙和实践经验积累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来培养博士研究生。

潘懋元先生大学教师发展观与实践探析

大学教师发展决定高校教学质量高低和教学改革成败,国际上对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正日益凸显。潘懋元先生把握国际动态,结合中国国情对大学教师发展概念进行了清晰界定,揭露其深刻内涵,并对发展方式提出了相关建议。强调发挥大学教师发展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坚持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发展是潘先生对大学教师发展的主要特点概括。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荣誉称号的潘先生更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不断创新的教学方式、崇高的师德风范亲身诠释了大学教师发展的深远意蕴。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探析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倡导者与践行者。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如何引""从哪引""如何走出",潘先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付诸研究与实践之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际化道路: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应是"主动借鉴而非被动依附"地"引进来";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地"进出交流";是"自信力与使命感兼具"地"走出去"。他的思想与实践为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工作者在提升文化自觉、拓展国际视阈以及树立"走出"信心等方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潘懋元先生与中国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

中国高等教育学40年学术论文的实际数据表明,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近40年的知识生产过程中,潘懋元先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潘懋元先生培养、扶植了一批高等教育学学科人才,并以其在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中持续不断的“深耕”与“坚守”凝聚高等教育学研究力量;以潘懋元先生为“领头羊”的高等教育学高被引作者表征和引领高等教育学不同发展时期的知识生产方向;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高等教育学》和《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撑起了国内高等教育理论的大旗,为中国高等教育学发展提供了知识论、方法论基础。高等教育学人需承前启后,不畏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成才的艰巨性,促进高等教育学前沿知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