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傅咸《萤火赋》之比较

潘岳、傅咸几乎生活于同一时代,并有同名赋作《萤火赋》,但二者的思想意旨和创作手法有明显不同,这与他们的人生经历与个性密切相关。潘岳的追名逐利被世人诟病,其作品中流露出对萤火虫无欲无求的向往和无性命之忧的歆羡;傅咸继承忠直家风,性格劲直忠果,通过书写萤火虫对自我进行勉励劝诫。在创作手法上,潘岳倾向于缘情和细致描绘,傅咸侧重于说理和质朴的语言。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即对萤火虫处晦能明、在阴益荣的贤哲品格的高度赞美。

潘岳家世三考

潘岳父讳,《晋书》作“潘芘”,《水经注》作“潘茈”。据古人取名之习,《晋书》所载当是。潘岳母族,《晋书》未载,据潘岳所作《悲邢生辞》和后人所作《邢峦墓志》《邢伟墓志》可考为曹魏河间邢氏。潘岳与王堪的关系,学界多以为姨表亲,其实当为姑表亲,且王为兄、潘为弟。潘岳与阮赡的关系,学界多以为潘岳为阮赡妻兄,其实亦为姑表亲,且潘为兄、阮为弟。

陆海潘江:陆机与潘岳诗歌风格比较

陆机和潘岳是西晋太康文学时期的两位杰出诗人,他们创作的诗歌体现出西晋太康诗歌重视形式美的典型特征,共同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时代。陆机和潘岳的诗歌作品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中所引发的褒贬争议很大,过程曲折并延续至今。综合来看,陆机与潘岳在后世主要作为太康“繁缛”诗风的代表共同接受后世论家的批评。但潘、陆二人的诗歌在具有共同时代特性之外,也因各自身世、气质及才力的不同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体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

潘岳悼亡之作探赜--以《悼亡赋》《哀永逝文》为例

自潘岳以“悼亡”之名来悼念亡妻后,古代男子悼念妻子的范式得以确立,实为后世悼亡之作的鼻祖。潘岳的《悼亡诗》在学界享有盛名,但其悼念亡妻的《悼亡赋》《哀永逝文》两类不同文体,同具“缘情”、“浅而净”,“巧于序悲”等风格,并与《悼亡诗》一同开创了悼亡范式,这点却鲜被学者提及,对此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潘岳悼亡之作的艺术特色及其在悼亡文学上的地位。

“才情致胜”与“因人废文”现象的文学自觉探讨——以六朝、唐、宋对潘岳的批评学习为例

自汉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批评便有儒家思想影响的痕迹,并因时代发展而呈现不同面貌。以潘岳为例,其诗文有太康崇尚繁缛、追求辞采华茂的一面,也有清丽自然、情真意切的一面,得到六朝文论家钟嵘和刘勰的肯定。潘岳诗文批评和传播在后世出现反差,产生“因人废文”的现象,这与其被诟病的人格有关。目前学界侧重于研究历代潘岳批评的成因、特点以及文学接受问题,文章的研究着眼点在于将潘岳批评现象视为一个独立整体,从中反思文学批评思想与文学自觉发展的关系,以此探寻儒家思想在新时代文学批评中的发展前景。

情深、语淡、意庄严:论潘岳《悼亡诗三首》的诗歌要旨

西晋太康诗风崇尚繁缛,讲求辞采华茂,诗人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却以清丽自然、情真意切的意蕴取胜。潘岳的悼亡诗以简淡的文辞展现深情的寄托,语浅而情深,诗中流露的真切的思想情感、严肃的描写对象和彰显的价值观均是其诗作获得肯定的重要因素。潘岳在诗歌创作中对中国传统诗歌精神和思想内涵有着自觉的内省和继承,自觉遵守了中国诗歌的创作韵旨,其所选主题严肃,符合儒家“尚礼”的精神,暗合了诗歌创作的传统。

明代雅乐曲辞关系考论——以李之藻《頖宫礼乐疏》为中心

作为音乐本体的雅乐和作为歌辞的乐章,共同构成了明代典礼仪式中的功能性用乐,明代的雅乐乐章因此具备音乐文学的特质。长期以来,学界将明代雅乐的曲辞关系等同于一字一音,这与明人论述雅乐有所偏差,也不尽符合明代雅乐谱所标记的音乐状况。《頖宫礼乐疏》为儒学生员等初学者而作,以明代神乐观演奏的雅乐为依据,较之律吕字谱展现了更多的音乐信息,其目的正在于将国家雅乐相对规范、细致地传承到州县一级。就其中记载所见,丁祭雅乐歌辞的单字演唱以琴瑟十三字操缦法作为节奏方法,乐句之中也有相对稳定的曲辞配合关系,单字和乐句均呈现出音乐本身的丰富性。随着礼学复兴与礼乐教学需求的增加,明代雅乐谱逐渐向标记清晰、通俗的趋势发展,探究相关乐谱,不仅有利于明清雅乐的探索与还原,也为明代文学的歌与诗、声与辞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

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

从男性心理及其艺术表现范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悼亡诗,可以发现悼亡诗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至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始确定悼亡诗的特定内涵,即专门用来追悼亡妻,且书写的重心明显落在悼亡主体,而不是对象身上。二、唐代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注入了更多个人化的生活内容,使诗歌表现的重心由悼亡主体向悼亡对象转移。自韦应物之后,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和丧葬经过写入悼亡诗中,成为诗家惯例。在艺术表现上,韦诗在意象营造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都有所发展。三、元稹真正将悼亡诗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到他的《三遣悲怀》,悼亡诗的艺术表现最终完成。此后的诗人在悼亡诗的艺术表现上已无多少开拓的余地。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文选》中潘岳赋六首释证

《文选》中录入了8首潘岳赋。其中《藉田赋》和《射雉赋》分别反映了潘岳青年时期扬才露己及无忧无虑的思想;《秋兴赋》反映了其处于官场斗争中的归隐思想;《怀旧赋》中有一些疑点值得重新阐释;《寡妇赋》是模仿前人的同题之作;《笙赋》则是《文选》音乐赋中的推陈出新之作。

“文如其人”与“潘岳现象”

文学创作是最不具有遮掩性的“欲盖弥彰”的“人格控制”活动,是最自由、最全面地表现创作主体的本质,最充分、最完满地展示其主体性的精神创作活动。文学创作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创作主体的主导性,呈现出“文如其人”的基本情状;同时也体现为创作主体的精神超越性,导致了“潘岳现象”的发生。创作主体的现实人格与其在作品中体现出的艺术人格有基本的一致性,也有某种程度的区别与距离。“潘岳现象”不是对“文如其人”的否定,而是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超越性的生动体现。

汉魏两晋诔文述论

诔文的产生与古代的谥法有关。诔与谥,原本是给国卿与卿大夫的礼遇,后播及于士,诔文也就随之而发展。"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是诔文的基本体制。西汉诔文仅扬雄《元后诔》传世,东汉以张衡为诔文大家,三国则以曹植为其翘楚。曹植诔文不仅数量较多,且不再专注于"铭德",而更偏好于"述哀",有变体之功。两晋诔文以潘岳为第一,其文多笔端含情,摇曳多姿。二陆、张华等也堪称名家。经过诸人的努力,诔文成为抒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潘岳的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

关于西晋太康时代“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人品与文品,历来褒贬纷纭,令人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笔者广泛清理原始文献,将“潘陆张左”以及傅玄、张华、挚虞等作为一个较大的文人群落加以综合研究,同时从政治斗争、文化思潮、士人交游等多方面作立体性的考察,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与人际关系中认识一个作家的人生,并评价其人格。遵循这一思路,本文专论潘岳。

唐代音乐批评文本形式“乐判”试探

文章以现代人音乐批评的视角,对唐代乐判史料作出全新角度的审视与解读。通过针对数十篇不同命题的乐判文本的分析解读后认为:“乐判”文体,乃盛唐时代诞生并盛行的一种实用文体。每个判题均涉及当时的社会音乐生活、国家礼仪秩序之要害问题。判文既可作为选士铨选之考核,又可作为施政决策之依据,还可作为文人雅士的赋闲赏玩。判由、判词在唐朝的国家法律、乐律乐仪、音乐伦理、审美批评等各方指标之间权衡判断、作出结论。故,唐朝的“乐判”均可以视为唐人音乐批评的重要历史文献。后人透过这些判文的解读,便可以把握唐代的音乐制度、音乐理论、批评观念等。

潘岳三考

在一些史书和谱牒中 ,西晋文学家潘岳的出入行藏多有舛误 ,导致他的创作和人格得到一些不尽合理的评价。本文梳理、分析、综合各种史料 ,对潘岳“挟弹出洛阳道”、“与杨氏结婚”、“作《阁道谣》”等事件的时间与真相进行较为详尽、准确的考证 。

多元审美视角下俊逸才情的永恒性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尚美时代"。这一时期政治动荡、战争频繁、仕途艰险、生死难料,黑暗动乱年间的文人名士深切感受到了前途的渺茫,理想的破灭,从而放任性情,追求眼前享受,对各种美产生了狂热追求。玄学与佛学的传入,使这一时期的审美标准趋向多元化,注重从美的角度对人的个性、情感和才能加以品评。西晋文人潘岳无论其俊秀姿容,还是其性情与文采,均符合当时审美标准。另外,潘岳自身善良重情,对母至孝、对妻专情,亲情感人、友情真挚,做官清政为民,其勤政爱民的事迹至今仍为后人传颂。中国历史上才貌双全的俊男虽然众多,像潘岳这样能够生活在尚美时代,能够符合审美标准,能够如此至情至性的俊男却屈指可数,因此,无论时代审美观如何变化,他都将是中国的美男符号,是中国理想美男子的标准。

《西征赋》创作特色论略

西晋文学家潘岳赋的成就很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释》篇赞潘岳的纪行叙事大赋"策勋于鸿规",高度评价了潘岳创作纪行赋的文学功绩,并将其列为魏晋赋首之一。潘岳纪行赋的代表作《西征赋》体制宏大,善于用典;丽而不浮,清新明快;借古讽今,关注民生;叙事议理,彰显了民本思想,拓展了赋的表现境界。《西征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从洛阳到长安,自商周至西晋近千年的历史画卷,尤其是作品中民本思想的展现,更增添了该画卷的历史厚重感。

潘岳《笙赋》的美学意蕴与作时

《笙赋》中所表现的"中和"之美、礼乐教化思想,既对儒家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创新,充分强调了以笙乐为代表的中和之乐的能动性,体现出笙乐在传统礼教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其音乐审美意识。以《笙赋》中所描写的情境感受及其表现出的音乐美学思想为核心,结合潘岳履历、生平遭际,斟酌文中词气,可以确定《笙赋》作于闲居洛阳时,大概与《闲居赋》同时或稍后,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或稍后。

潘岳与晋初政坛

潘岳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条件,一开始出仕就在最高层机构里任职,一般来说前途是非常看好的,而此后他却一直沉沦下僚,原因在于卷入了当时官场的派别纷争。他过于紧跟录尚书事、太尉贾充,而贾充其人在西晋初年的政坛上地位相当微妙,受到中书、门下二省的抵制,因而潘岳也遭山涛等对立面的嫉恨,而山涛长期主管官员任用,于是潘岳就一再碰壁,不得不一度归隐。

论魏晋时期的“家风”诗——以潘岳的《家风诗》为例

潘岳出身儒学世家,虽非高门大族,但也属世族之列。儒玄交织的时代特征、业儒攻儒的家学影响,造就了一位极具文学造诣的文坛巨匠。西晋选拔官吏的门第标准促进了这一时期"家风"题材作品的盛行,潘岳的《家风诗》应时而作。《家风诗》这首一度几乎被后人遗忘的作品,指引读者走进了潘岳的内心深处,开启了其思想大门。通过对《家风诗》的审视和分析,能够更客观地站在潘岳的立场,用现代人的视角来解读潘岳的诗、潘岳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