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错误言论——以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为例

从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来看,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及其所占有的土地、财产,肆意对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贪婪成性、凶狠残暴、作恶多端。大量事实表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根本没有什么合理性,地主也不是什么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广大农民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困苦、饥寒交迫,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动员研究——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报道为考察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次社会大变革。通过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刊载的忆苦情、诉苦难、挖苦根等情感层面上和清算、分果实、武装保田等物质层面上的动员内容分析,提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通过高频率、强中心的议程设置,大众化、乡土式的媒介话语,充分发挥了党报的宣传动员功能,为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保障土地改革顺利开展,打赢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

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若干问题及政策建议——基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调查

通过扎实细致的调查认为,取消农业税后,迫切需要解决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七个问题:教育支出高、医保程度低、财政支农力度不够、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不合理限制、低价征地损害农民利益、农民信贷需求难以满足和农民自我服务组织发育缓慢,因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三次农民浪潮

在20世纪前20年,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似乎处于被社会改革遗忘的角落。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并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之后,中国农民大致经历了作为主力军的革命浪潮(30-40年代)、作为落后生产者的被改造浪潮(50 年代)和作为“二元经济”束缚者的解困浪潮(80年代至今)。这三次农民浪潮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中国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益逐步得到了尊重与维护。

农民负担的现状与症结——湖北J市调查

本文详细叙述了J市 1 980年代以来农民负担的发展及其状况 ,认为农民负担屡减不轻 ,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包括乡村组织积极行政的期待有关。当地方政府包括乡村组织被视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和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时 ,技术性的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必然会被对策消解 ,农民负担的加重 ,使农村发生恶性案件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本文认为 ,减轻农民负担对于具有庞大农村人口的中国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意义 ,要彻底减轻农民负担 ,就必须在乡村两级实行消极行政。

改革农地征用制度 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保护被征地农民利益,关键是要建立科学的农地征用制度。而我国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不合理,不利于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完善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关键是要严格控制土地征用范围;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完善征地程序,赋予被征地农民知情权、参与权和起诉权;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土地制度的变迁与农村经济的兴哀、农民收入有紧密的联系。当前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诸因素中,土地产权主体缺位、土地分配“均田制”、土地资源流动滞后、征用土地补偿不合理是主要原因。因此,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是要以市场导向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南,设计出新的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大力推行租赁经营、抵押承包、有偿转让、投标承包、土地股份经营等有效组织形式;建立规范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以保障农民权益。

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农民工隐性户籍墙分析

20世纪70年代滞涨后,大量无法解释应对的现实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存在不足,在经济研究中结合人的心理的探讨是必要的。为解释现实中农民工不积极申请积分制入户,文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武汉市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基于行为经济学中的失望/后悔效应、牺牲陷阱、偏见与错觉理论解释了结果,提出作为户籍制度衍生的社会屏蔽,隐性户籍墙应囊括由二元户籍导致的对农民和市民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歧视,其对农民工农转非选择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客观歧视,还在于农民工面对歧视时的主观心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持续至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日趋活跃,尤以农民工的流动突出,凸显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当前,农民工对市民化的犹豫不愿意,反映户籍改革及其配套制度的建立完善不到位,其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尚有差距。

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及其现实启迪

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包括农村改革基础论、"两个飞跃"论、城乡改革协调论、乡镇企业论、"首创精神"论、农村改革性质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对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职业农民培养模式改革的对策研究

职业农民是后工业化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职业群体,是农业内部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农民的职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求,我国要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职业农民的培养是目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的改革至关重要。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建设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需要农村金融的强力支持 ,而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离农村 ,农业发展银行只提供粮食收购贷款 ,信用社背离了合作制的宗旨 ,邮政储蓄又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 ,致使农用信贷资金异常紧缺。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改革农村金融体制 :理顺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的资金关系 ;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 ,发展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 ;改革税收、利率政策 ,形成农业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 ,增加农业的信贷资金投入 ,多方面筹集资金 ,支持农业现代化。

农村改革与农民心理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促进了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也优化了农民的心理。促使农民思维的开放性和创造性、个性的独立性不断增强;敌对、焦虑心理日渐消除;心理健康水平不断的提高。

农民失地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农民失地又失业是影响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的重大问题 ,农民失地的原因在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扩大非农用地 ;各类开发园区过多过滥侵吞土地 ;土地流转行政管理缺位和执法不严流失土地 ;工商企业和专业大户进入农业领域导致农民间接失地 ;征而不用浪费土地。为解决农民失地问题 ,文章提出了加大执法力度、健全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完善再就业培训机制、建立健全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建议 ,以使失地农民失有所得 ,失而情愿 ,失而有保障。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分析

通过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户的林地流转行为进行统计描述分析,指出了目前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一些特征：农户林地流转的发生率还较低,但林改后较林改前有显著提高;农户林地流转尚未达到一定规模,距离真正的林业规模经营还相距甚远;农户林地流转的范围主要局限在本村村组内部,但林改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林地流转的期限比较确定,林改后租赁期限明显较林改前租赁期限长。该文提出了进一步规范林地流转的建议。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改造农民思想的历史特点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改造农民的思想经历两次历史转折,从主张思想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从领导和总结湖南农民运动转向"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而以党的建设保证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而非农民阶级的政党,以武装斗争改造农民军队为人民军队而非绿林好汉或土匪流寇,以土地革命改造农民宗法家族意识而确立起阶级革命意识,以根据地建设培养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权利意识,是毛泽东以农民问题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路。

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房地产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反过来农民工市民化也会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加速分化的态势,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关系扭曲,影响着我国房地产去库存和农民工市民化。为此,亟须建立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协同联动机制,加快住宅建设用地出让制度、城镇住房保障制度、房地产税费制度、农村产权制度等改革,探索房地产去库存与农民工市民化一体化的解决途径。

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14个县市670个农户的调查

应用SPSS软件和二元Logit模型来揭示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转出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农户经营目标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影响最大,同时,受户主的主要职业、家庭的收入来源与人均山地面积、农户的人际关系和所处地理环境、对政府政策的认知以及对经营风险的判断等的显著影响。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农村土地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和行业效率,也关系到中国农村的政治稳定。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使所有权在国家、集体和农户之间发生分割,同时,政治权力结构又使乡村干部成为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主体,这样,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就不完整,进而导致农民利益的大量流失。因此,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除了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之外,尝试建立“国家失地农民账户”和“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或许是比较好的配套制度选择。

围绕农民增收深化农村改革

农民收入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鉴于政策自身的特殊作用 ,应当全方位深化农村改革 ,选择可行的政策措施 ,加强政策的执行力度 。

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户用益物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民与土地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根据用益物权法,用益物权人对他人(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用益物权是对所有权的部分权能重新组合形成的权利,体现了所有权和其他权能的分离。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不仅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积极性,还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奠定制度基础。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遵循提高利用率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原则,依据用益物权法规定,实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分置,增强使用权流动性,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有效途径,实现发展农村要素市场与完善产权制度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