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农民集体行动研究——基于鄂北两村的调查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关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基层治理全局,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成效,而农民集体行动能力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在动态关系中洞悉农民集体行动的生成机制与行动逻辑,发现农民集体行动归根结底就是情境实践,即农民集体行动是在制度情境、本土情境、事件情境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成员组织化参与,在不同的主体互动中达成行动目标的共识,借助公共权威、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建立协作配合的合作关系,构建起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过程。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而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当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其效率提升取决于乡村社会资本。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看,安徽省桐城市F村诚直为本的乡村社会信任、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村民低成本、高效率自主修路的关键所在。

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本文依据“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描述和理解框架,从农村社会心态与行动的视角观测和分析衣村政治稳定形势。田野资料显示,农民和基层干部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国家未来发展较为乐观,但对农村未来形势信心较低;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这说明,当前农村尽管容易引发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局部性群体事件,但并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生计过程中的农民行动逻辑

农民群体的大量"离土"迁移一直以来都是各个学科的研究热点,然而在乡土社会的具体情境中,农民的生计活动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呢?本研究采用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以农民的生计过程为载体,对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特征、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试图通过窥视社区中农民的生计社会,说明中国农民生计过程中行动特征和逻辑的重要层面。

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

纯粹理性对任何经济主体都是一种经济假说。由于农民所处的特殊环境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是缺乏理性的 ,这种观点在国际上受到舒尔茨、塔克斯等理性论者的批判。中国自然经济历程较长 ,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 ,非理性的特征应该更为明显 ,但实证性研究材料表明 ,农民甚至包括贫困农户的经济行为仍然是理性的。当然 。

论村治模式

以农民行动单位作为关键变量来构造不同的村治模式,不仅有以江西、福建宗族农村为代表的大规模行动群体的村治模式,还有以湖北荆门农村为代表的以农户为主要行动单位的家户型的原子化状况的村治模式。从我们已有的调查经验来看,在安徽阜阳,以兄弟、堂兄弟强有力关系为基础的小亲族群体,构成了阜阳农村村治的显著特征,可以称作阜阳村治模式。与阜阳农村以小亲族为主要行动单位有所差异的,是陕西关中农村以户族为主要行动单位的村治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称作关中村治模式。

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的微观治理机制,基于对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蒲城县、合阳县和韩城县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生态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家庭资产状况和兼业程度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他因素如户主年龄、家庭规模、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的实际劳动力数、土地产权制度、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农业补贴政策、农业耕作方式、农村社区文化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生计过程中的农民行动与自然资源——以河北省两村为例

农户生计过程中各种行动的选择、形成过程,是农民在特定的社区环境下与当地的自然资源互动的过程。调查发现:首先,农民在使用土地时,除了在土地上产生使其维持其生存的基本资料外,还需要保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因为土地是他们长期的生活保证;其次,农民需要某种特定的方式适应某一地理环境下的生态系统过程而达到自身生存的目的;第三,农户的生计过程不是各个生产活动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形成农民从事生产、生活的生产链条;第四,当农民无力改变自然使其为自己的生计服务时,宗教作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而成为农民借助非自然力量改变自己生活的重要部分。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选择和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失地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其利益表达空间狭小、利益表达通道不畅。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关涉社会和谐稳定,引导和规范失地农民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利益有序有效表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我国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网络机理·特征与政府治理

首先,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网络机理进行了分析:网络中心点是农民工中间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网络线路是争取共同利益的农民工参与者;网络连结点是参与诱因。其次,阐述了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网络特征:趋同性强、异质性低;地缘、亲缘性突出;网络强度紧密。最后,提出了对策:拓宽渠道保障公民有效参与政府评估;构建第三方联系组织;完善危机管理机制。

民间组织行动的力量评估:农民用水户协会行动绩效研究

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组织的力量将是我国转型期纠正政府失灵、解决社会、环境等问题的重要来源。以农民用水户协会为切入点,对民间组织行动的力量进行了定量化研究,发现农民用水户协会在水资源利用管理上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上行动绩效并不十分理想;抽样的村级协会绩效具有较大差异,分高中低三个水平,分别各占37.1%、31.4%和31.4%;绩效差异性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协会成立之前水管理相对混乱和落后的村,其协会绩效相对可能比较高;二是试点村级农民用水户协会或示范村级农民协会绩效相对较高;三是自然基础条件好的协会绩效会较高。

基于两种公平的农民工集体行动双路径分析

文章运用公平理论,从人们对不满的反应入手,探讨了公平及其两个分类即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和人们的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并结合集体行动分析的愤怒路径和效能路径提出了相关假设。利用2010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讨论反映分配公平感的工资评价以及或与程序公平感有关的合同、关系对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多重影响,总结农民工的维权行动策略,建议更多依靠相关制度的完善,促使这一社会问题自然走向终结。

农民工集体行动因素分析

近20年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持久关注。文章主要探讨当前影响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相关因素。在回顾西方有关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的基础上,把从勒庞提出的感染理论一直到当代西方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整合成四个取向,即: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行动的解释、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文章主要关注剥夺、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这三个机制对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影响。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剥夺和资源动员机制对农民工集体行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剥夺感是影响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因素,而当前政治机会对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无显著影响。

农民抗争政治的行动逻辑与治理启示——以G省W村农民土地维权事件为例

以G省W村村民土地维权事件为例,分析社会转型中农民抗争政治的行动逻辑。随着农民土地维权意识的日益觉醒,当农民集体土地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村委会组织陷入瘫痪后,代表W村村民利益的自组织临时理事会利用社区传统中的宗族结构,展现出了强大的集体动员能力,并通过娴熟的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操作以及恰当的话语表述,依法依理与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部门在维稳框架下展开了博弈,最终促成了事件的顺利解决。从W村农民抗争案例可得到如下乡村治理启示:必须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群体事件中的压制性治理模式亟待变革;应发挥民间自组织的协同管理作用。

农民组织的行动逻辑--以布迪厄实践观对山西柳村农民协会发展的分析

农民组织应该被看作农民作为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按照一定的组织程序自发地结合起来的社会共同体,更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状态。农民组织在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资金难以获得、管理与财务制度不规范、人才缺乏与激励制度缺失并存。从柳村农民的组织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到,农民组织是内源式发展,是由农民的内在需要驱动发展的;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各个场域将各种习惯灵活地变通为多种实践的策略,不断建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社会资本。

“三农”难题成因:历史嬗变与现实探源

"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社会焦点,"三农"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影响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本文从历史检索与现实反思有机结合的视角,系统探讨了中国"三农"难题的四大成因,即:市场之因、制度之因、国情之因与政策之因,从而为"三农"难题的有效化解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逻辑的调查与思考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行动选择受到村庄权力结构、村庄类型,特别是乡土精英的深刻影响,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普通农民三层次主体的行为互动是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形式;观念、利益、理性是农民行动的内在逻辑,农民从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转变及农民自身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前景;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发展观是对新农村建设之路进行的有益探索。

贫瘠与淡寞:山区农户的信息行为评估——基于西双版纳曼加村的实证调查

受经济、交通等条件的制约,偏远山区农户获取外界信息的媒介途径极其有限。本研究通过微观社会学和传播学视角的实证调查发现,山区农户的整体信息行为仍然长期处于贫瘠与淡寞的困境。对他们来说,彩电更多的只是充当农户休闲时间的娱乐工具;而手机、电话能够带来的实用性外界信息也并不多。在面对面传播中,农户在非正式场合中的信息交流活跃度往往比正式场合更为强烈,尽管总体上获得的信息并不足以满足农户的真正信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