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核算及其分担研究——基于2005—2014年的南京市数据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包括空间转移和生活融入两个阶段,安居(有房住)和乐业(有工作)是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内涵,由此将涉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三类不同支付主体对相关成本的分担。以南京市为例的分析表明,2005—2014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持续走高;在各主体分担的成本中,私人成本要高于公共成本和企业成本;私人成本与居住成本的变化趋势相近,后者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支付的公共成本中,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相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较小。有鉴于此,政府应当发挥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主导作用,承担更多的支付责任,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缓解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住房压力。同时,应建立良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以合理匹配乃至提升各主体的分担能力。

城市女性农民工群体：现状、心态及需求——以青岛市为例

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农民工则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随着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一些惠及农民工的政策得到实施和落实。但在实践层面,女性农民工的维权仍然艰难。她们做为生理弱者,在转型社会和现代化加速期,比男性农民工在融入城市方面有更多的现实问题。因此.女性农民工的维权,不仅需要国家、企业对农民工群体担责的制度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氛围的打造,还需要社会性别视角的政策支持。

“共治”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机制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具有丰富的"治理"意蕴,"共治"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机制存在着政府统筹协调不够、新生代农民工发展规划缺失、企业支持参与度不高、职业院校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按照"共治"的要求,需要从强化政府主导机制、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响应机制、深化企业合作机制、提升职业院校互动机制等方面加以应对。

社会成本、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满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需求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根源于农民工劳动的制度性贬值与基本权利缺失,并具有动态累积的特征。面对社会成本的巨大挑战,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构建一个成本分摊机制。这就需要以培育农民工具有城市经济适应能力分摊私人成本、矫正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公共财政分摊不可内部化的外部成本为思路,"循序渐进"地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创新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与户籍制度等,以及"平行推进"制度创新的相互协调与政策衔接等。

中共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和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和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实现了思想武装和武装斗争的完美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没有对于农民的发动和组织,就找不到中国革命的同盟军;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难以改变历史上农民战争失败的命运。土地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工农命运共同体,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一是共产党从所有制上根本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土地政策;二是从思想上将农民阶级武装起来,改变了以往农民阶级无法代表自己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