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尔·金特》与当代明星版话剧演出

由孙海英和吕丽萍主演的明星版话剧《培尔.金特》在2009年底和2010年初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巡回演出。较易卜生的原剧和该剧以往的演出而言,这个跨文化戏剧演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克服原剧松散的结构,赋予情节以新奇和连贯性,故事性得到加强;其次是多媒体手段和雕塑的合理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演出的效果,增强戏剧场面的表现力;再次是交响乐演绎了格里格的音乐精神,与演出交相辉映。还有更重要的是明星们对演出的真诚投入和舞台感召力。本文同时从喜剧氛围的营造、翻译语言等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

寻找伦理存在的自我——《培尔·金特》中的理性意志与伦理选择

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是一则关于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的寓言,展示了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培尔的"白日梦"是其兽性因子的表达与彰显,培尔的"出行"是对伦理责任的逃逸和规避,是其理性意志处于蒙昧状态、非理性意志肆意膨胀的体现;培尔的"归家"是其理性意识得到提升,克服非理性意志,摆脱兽性因子,向人性因子靠拢的选择,最终成为与兽相区别的、伦理的存在。本文紧扣"白日梦""出行""归家"三条伦理主线,通过逐一解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等若干伦理结,来试图剖析易卜生蕴含在作品深处的道德旨趣:在受到道德指引、遵守道德准则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意志就会增强,人性因子得以彰显,人会成为一种伦理的存在;如果缺乏伦理意识,违背道德准则,缺乏道德指引,人的非理性意志就会占据上风,兽性因子就会失控,人就会误入歧途,实施伦理犯罪,引发伦理混乱。

格里格《培尔·金特》戏剧配乐的价值及其组曲的缺憾与弥补

格里格《培尔·金特》戏剧配乐在成就戏剧史上巨作的同时,自身也成为音乐史上的不朽经典。然而,《培尔·金特》组曲的流行却是以牺牲原戏剧配乐中富有生机和戏剧张力的成分为代价的。嗣后敏锐的指挥家和艺术家们所作的有成效的弥补工作理应赢得我们的尊敬和重视。

《培尔·金特》的圣经U型结构解析

《培尔·金特》是19世纪挪威杰出剧作家易卜生的关于罪恶与救赎、爱与信念的长篇诗剧。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培尔的赎罪之路,遵循了圣经的"犯罪受难忏悔获救"的情节模式,呈现出人生命运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易卜生在这部戏剧中将笔触深入培尔的灵魂深处,展现他一生之中一步步对自我进行宗教救赎的历程。

从叙事真实视角论培尔·金特的主体危机

说谎者培尔·金特是易卜生对民间故事的最大改编,通过分析剧中培尔讲述的四个故事,从讲述真实、情节真实、解构真实三个视角分析叙事的真实性,叙事失真与主人公主体危机相互印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易卜生走出精神困顿的心路历程和其由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创作转向。

善与恶的冲突:论培尔·金特的宗教救赎之路

易卜生早期诗剧《培尔·金特》主人公培尔.金特走的是一条宗教救赎之路,是宗教道善力量与反宗教的罪恶力量的冲突之路,在他身上善最终战胜了恶,他最终得到了宗教救赎。其宗教救赎之路包括三个阶段:青年培尔——对宗教的向往与逃避、中年培尔——对宗教的放弃和重拾、老年培尔——皈依宗教得到救赎。易卜生的人性探索主题在此得到生动与具体的体现。这部在早期诗剧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其中期社会问题剧和晚期象征主义戏剧创作有深远影响。

挪威民族音乐的特点浅析——以《培尔·金培》第一组曲朝景为例

不同区域的音乐都呈现出不同的区域性特点,在挪威的音乐中,融入较多的民间歌曲和舞曲性,作品多结合当地的民族创作题材,以及与其地理位置相关的事物形象,音乐以挪威民族乐派作曲家格里格的作品为代表,以他的作品《培尔·金培》组曲为例,多处描绘不同的水的形象,体现出挪威音乐较强故事性,并且展现出挪威音乐的民族歌舞性,通过各种创作手法展现出挪威音乐特有的民族风格特点。

易卜生与世界主义:兼论易剧在中国的改编

讨论易卜生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应该首先对世界主义这个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作者在对世界主义作了十个方面的界定后指出,易卜生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1)易卜生的世界主义观念以及他的流散经历;(2)易卜生剧作的世界主义题材以及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全球性意义;(3)易卜生的全球关怀以及他本人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作者接着从世界主义的视角对《培尔·金特》这部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易剧作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易卜生的世界主义元素尤其体现在他的作品在中国的被改编上。总之,在作者看来,易卜生不仅为他的同时代读者和观众而写作,同时也更为未来的读者和观众而写作。同样,他不仅仅为自己祖国的人民所诵读和欣赏,而且也更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所诵读和欣赏。这就是为什么易卜生有着如此广泛的世界性声誉和影响的原因所在。

东橘西枳为何缘 文化水土不一般——京剧改编本《培尔·金特》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在形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当用京剧的形式来改编易卜生剧作的时候,文化的差距便会顽强地突显出来。本文针对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京剧改编《培尔·金特》一剧,分别从审美观、主题以及文本形式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中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不朽的《培尔·金特》在上海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曾对中国的话剧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学者、艺术家在"易卜生年"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敬意。仅在上海,2006年和2007年两年中就有3台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不同形式的演出。易卜生在这部戏剧里大量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梦幻境界。这些特点恰恰使这一剧作具有可以颠覆性解读的文本基础,符合了中国戏曲灵活性与假定性的传统美学,从而使《培尔.金特》这部开放式结构的戏剧以京剧的形式和环境戏剧的形式得到了最大效果的发挥,赢得了年轻一代对易卜生这部不朽的剧作《培尔.金特》的喜爱。

演出在歧义中展开--《培尔·金特》遭遇北京舞台的1980年代

1980年代,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戏剧舞台冲破"第四堵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易卜生社会问题剧模式被普遍质疑的历史关口,《培尔.金特》在北京的演出则抬举出了另一个易卜生。《培尔·金特》的演出契合了1980年代文化启蒙、张扬个性的时代主题,这部清算个人主义的狂想曲在演出中被赋予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等种种不同深意。《培尔.金特》在中国舞台上的诠释出现在1980年代初知识分子情绪高涨的头几年,它不仅投射出中国接受者的见识、创作个性和人生经历,更是难脱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探索艺术和生活的多种可能——易卜生《培尔·金特》的多重视角解读

人们一般认为,诗剧《培尔·金特》作为易卜生所有作品中最具有文化内涵和哲学底蕴以及理论阐释空间的一部剧作,代表了易卜生戏剧创作的最高水平。排演《培尔·金特》则意味着把握了易卜生全部戏剧创作的真谛和美学精神。即将搬上中国戏剧舞台的中国版《培尔·金特》无疑将带给中国观众一种震撼,它也应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乃至整个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剧作蕴含丰富,不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作者还通过对培尔.金特这个人物的刻画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因而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此外,该剧对培尔的多重性格的刻画又消解了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从而又带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既/又思维模式。总之,易卜生通过这部剧作的创作,探索了艺术和生活的多种可能,从而使得这部戏久演不衰,而不同时代的批评家和研究者则总是能从中发现不同的文化代码和批评价值。

演出在歧义中展开——《培尔·金特》遭遇北京舞台的1980年代

1980年代,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戏剧舞台冲破"第四堵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易卜生社会问题剧模式被普遍质疑的历史关口,《培尔.金特》在北京的演出则抬举出了另一个易卜生。《培尔.金特》的演出契合了1980年代文化启蒙、张扬个性的时代主题,这部清算个人主义的狂想曲在演出中被赋予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等种种不同深意。《培尔.金特》在中国舞台上的诠释出现在1980年代初知识分子情绪高涨的头几年,它不仅投射出中国接受者的见识、创作个性和人生经历,更是难脱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培尔·金特的越界——身体和精神的全球之旅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所产生的形象和符号不能直接转入与原作品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易卜生的戏剧《培尔·金特》有其独特象征和哲学框架,在传入中国时,有必要对其中的表达和形象进行改变,以使其能与传入地文化相适应。本文通过列举"山"和"猪"等词语在挪威和中国传统中不同的象征,关注其文化内涵,并探讨与象征释义的转移相关的问题。同时,根据东方思维传统中对自我认知的理论和实际,对易卜生剧中自我主义的辩证法进行重新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