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及裴注中的农具类名物词论析

名物词是传统训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有诸多农具类名物词,有的是对上古时期农具名物的承袭,有的是三国时期新发明或新改进的农具名物。这些农具名物大体可分为六类:一是耕作农具,如耒耜、犁;二是灌溉农具,如翻车;三是耘草农具,如耨镈、锄;四是收割农具,如镰、铚、斧;五是加工农具,如箕、臼杵、碓、磨;六是称量农具,如升、斗。结合相关文献,考证其中农具类名物词的词义、特征、源流等,希望能够为农具类名物词研究、农具史研究、三国文化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参考。

裴松之《三国志注》词语例释

裴松之《三国志注》及其所引用的六朝文献是研究中古汉语的珍贵语料,具有较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其中有些词语的涵义或辞书未收,或辞书已收,但义项有所缺漏,给阅读裴松之《三国志注》造成了一定的理解困难,对这些词语进行训释实属必要。考察发现,这些词语的结构类型基本是联合式,“褊厄”“废杀”等多是同义连文构成的联合式词语,“烦疼”“美厚”是形容词连用构成的联合式词语。

《史通·补注》与史注

《史通》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在《史通·补注》篇中,刘知几总结了唐朝以前史注的主要成就,划分了史注的种类。他褒扬训解式史注而贬低补阙式史注,鄙弃自注。这些观点引发了后代史学家许多争议,开创了史注研究的议题,客观上推动了史注批评的发展。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辨析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魏晋之际三国史研究的总集,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清代嘉庆以降,考证裴注引书和根据裴注引书编辑索引者已达19家之多。由于研究者均没有完全吸收其以往的成果,也没有确定完整的引书标准,因而研究的结果有多处重复,而数量则由140余种至255种不等。考证结果的巨大差距也导致了普及的混乱。本文在总结以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的六条标准,并根据标准辨析裴注引书为245种,另有11则出处不详。

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

《三国志》裴注的史料价值超过陈寿《三国志》本身,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其所以如此,在于裴注引书甚丰。因而研究裴注引书问题者不少,主要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诸家。然而,赵、钱、沈、王四家之说,差异颇大,以致后之学者,各承一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目为258种,分别指出其中四家均未著录者36种,各家所著录但互差异者15种及存疑待考者16种,最后列出裴注引书目表及裴注所引书目存疑表,以供参考。

《三国志》裴注的复调意义

陈寿《三国志》因其简略基本上只提供了历史大事的纲要,裴松之的注补引录诸书呈现出历史情景曾经的复杂与生动。以陈寿志为主,以裴松之以及二百多种著作为宾,在宾主对话中,陈寿志正史的权威性被颠覆、被解构了,而历史本真的头绪纷繁、意向杂乱以及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则被复活了。裴松之注补《三国志》主要不是历史学家的态度,而是文化学者或文学家的态度。惟其如此,裴注在文学史与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裴注的开放性思维对后来说话、戏曲等伎艺以及历史小说的发生发展功莫大焉。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从"故事"转换成"情节",裴注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史学批评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史书叙事的批评。裴松之就史家作史失实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大致归纳为"假为""、专美""、疏谬"等原因。第二,关于史书体例的批评。主要是就纪传体史书中的类传与合传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可视为一家之言。第三,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裴松之主要是从史文的繁与简、烦与省以及文与质等方面对一些史著提出了批评。

明代《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简论

明代学者对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进行研习,撰写了不少著述,有对三国史中"魏蜀"正统之争进行论辨,对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评述和考证,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一些分析结论,与明代当时的理学、心学相适应,强调义理名教思想;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如胡应麟、朱明镐、周婴等对《三国志》与裴注进行考证,大多注重证据,通过归纳解决问题,这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学术潮流。

“空城计”考略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空城计"因诸葛亮而闻名,但据裴松之所注《三国志》及有关资料考证,三国时虽出现多次"空城计",诸葛亮却并没有设过"空城计"。然而,历史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过"空城计",并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

《三国志集解》是《三国志》的最详细注本。其著者卢弼先生,文史兼擅,尤精地理;他不仅给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而且还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作疏,拨冗纠谬,新见迭出。该书是目前学术界对《三国志》研究最具价值的一部著作。

试析《三国志》裴注中的注音

裴注在正文中为生僻字、多音字注音,采用直音、反切注音,共70例。直音有38例,反切有32例。

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的文献价值——以《武帝纪》为例

以《武帝纪》为例,豹窥一斑地说明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文的文献价值。《武帝纪》注重于军政大事的罗列,构成为从《三国平话》到《三国演义》等小说的前半部的主线,以及历史学界正面评论曹操的素材。裴松之注文虽然被批判为"颇伤芜杂",却为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提供大量令人惊悚的情节和令世骇闻的警语,成为将曹操的形象引向反面的资料。

二十世纪以来《三国志注》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主要从六个方面,对学界的这一研究现状进行总结评述,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图进一步促进对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研究。

论东晋孙盛的《三国志》研究

孙盛曾对《三国志》做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并且有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方法义例体系。可是,史学界对于他在《三国志》研究史上的拓荒之功及其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例形成的借鉴价值,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重视并给予积极的评价。对孙盛《三国志》研究的探索和考论,既有助于为还原东晋的《三国志》研究史提供科学依据,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文献的来源以及体例取法的样本依据,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三国志》研究。

制造偶像:隐者焦先与魏晋之际的玄学转型

历经汉末战乱而苟活于世的凡人焦先,在曹魏末期却成为一场持续数十年之久的造神运动的主角。这一偶像化运动,先是将其隐者化,以凸显某种“老学”和“易学”的旨趣:以焦先谦卑不言的行迹安顿“老学”的人生理想,以他幽通知远的先见之明神化其思想境界,甚至将他塑造为人间治乱的预言者。这一现象折射出曹魏士人试图围绕“老学”重建政治、人生与文化三位一体和谐秩序的底层意态。“正始改制”失败和魏晋禅代之后,隐士焦先的偶像化内涵,逐步从外在的“不言之教”转向对养生之道的寄托。这一形象的切换,实与正始时期重“老”“易”的事功玄学向西晋前期注重“庄子”的新玄风转型同步。

《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学价值

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并行流行于世,由于《三国志》过于简略的缘故,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广征博引,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史料。裴松之的注开创了史注新的研究范式,发展了历史考证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文史分野浅议裴松之《三国志注》

陈寿的《三国志》文笔简练,叙事严谨,但因失于简略,南朝宋时裴松之为之作注,其目的在于拾遗补阙,并弥补其文采不足。汉以前文史不分,魏晋以降,随着儒家思想权威地位的丧失,文学与史学走上了各自独立的道路。陈寿以史家的笔法客观记载三国史实,而文史过渡状态的相互影响,则使裴松之以文学的笔触来为《三国志》作注,以使其"绚素有章",为《三国志》增添了文学色彩,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三国两晋孙权历史形象演变——以《三国志》裴松之注为中心

详考《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两晋诸史家对孙权事迹的记载和评论,全面梳理孙权历史形象的演化,可以发现:三国史家多视孙权为年轻有为、英姿勃发的英雄;西晋史家在记录史实的基础上,都着重于以道德、德行、仁爱等为标准对孙权进行褒贬;东晋史家多责孙权缺乏政治道义和深谋远虑。故裴松之注引的两晋史籍使得孙权的历史形象和地位不断下降,声名日渐消沉,遂在三国核心政治人物中显得最为平庸。裴注之后,孙权的历史形象基本定型。孙权历史形象的发展和演变,与三国两晋史家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基础有密切的关系,历代史家逐渐以更为客观的眼光分析和审视前朝历史,孙权的是非功过遂日益明晰。

刘备并不好哭——解析刘备在《三国志》及裴注与《三国演义》中的哭泣

史籍《三国志》及裴注记载刘备因六件事而涕泣,而小说《三国演义》却说他因三十件事而哭泣近百次。史籍中刘备哭泣的原因主要是痛惜人才;小说夸大、渲染刘备的哭是为了突出他的仁德、义气,其效果则是毁损了刘备的形象。逆境中成长壮大的刘备并不轻易哭泣,哭泣不是历史人物刘备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