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功臣配享述论

功臣配享是古代帝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酬劳,也是激励其他臣僚、引导政治舆论的重要方式。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配享之制。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宋代君臣本着尊崇宗庙和激励后继大臣的原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依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功臣配享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它反映了当朝君臣的政治态度,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

杨万里与洪迈的配享之争

洪迈选用高宗配享功臣,希旨迎合,被杨万里痛斥为"欺、私、专",但杨万里所荐张浚功勋亦与史实多有出入,且思虑不周。他们的配享之争,导致各自被遣外任,且不相往来。杨万里与洪迈的争端,代表了当时主流文化人物人格的两个极端。

旷世殊荣:清代名臣张廷玉配享太庙问题探析

帝制时代,配享太庙是君主对臣下的最高褒奖形式,所以历来要求都十分严格。纵观有清一代配享诸臣,张廷玉作为仅有的汉族大臣十分引人瞩目,且其一生无亲历戎行、开疆扩土之功,是配享功臣中唯一的文臣。他能荣膺配享太庙之典,与其过人的才识、非凡的德行息息相关。同时,雍正皇帝对其工作的高度认可与赞许和不顾满汉成宪对其崇信异数,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者相互促进,成就了张廷玉如此的旷世殊荣。

南宋高庙配享之争考实

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宋高宗赵构葬于永思陵，洪迈提出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配享，而杨万里等人以为配享人选不当，一时朝议纷起。窃以为，洪迈所提人选符合孝宗皇帝的旨意，也是经过孝宗默许的；而杨万里等人面折廷争也是有其人事背景的。

周代郊天祀典中文王、武王配享制度探赜

周代有以祖先神文王和武王配祀天神的传统。在农业文明主导的周代,祖先神配享制度寄托着强烈的农事期许,这种期许是双向的:既有向祖先神报告王朝农事状况,并报谢祖先神的赐福;也有向祖先神企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农事诉求。

额亦都被追封弘毅公之原因、时间及配享太庙时间考

额亦都是清太祖起兵创业的元勋,一生辅佐努尔哈赤四十余年,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为后金政权中参与重要决策的“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英雄一生,封为弘毅公是对他卓越功勋的奖赏。关于额亦都被追封弘毅公的时间,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为“天聪元年说”;其二为“天聪九年说”;其三为“崇德元年说”。天聪九年额亦都被追封为弘毅公之说,实为误读;而崇德元年实为营建太庙及其被列入功臣配位之时,此时并没有追封为弘毅公的记载;而额亦都被追封为弘毅公的时间应为后金天聪元年,清崇德元年则为其配享太庙之时。

从宋高宗配享大臣看宋孝宗朝的政治取向

配享皇帝庙庭,对于臣子来说是身后最大的殊荣,古代帝王也往往用配享庙庭来笼络臣子,赵宋王朝也继承了这一制度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南宋孝宗对高宗配享功臣的选择中,不仅彰显出对功臣的认可、激励臣子尽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高宗朝朝政治的取舍、孝宗的个人意志以及孝宗朝的政治取向。

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略说宋朝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操作

宋代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向象征化转变,前所未有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对政治形成全面的主宰。与皇帝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也必然会产生树立自己政治偶像的需求。本文将迄今为止不大为研究者所注目的宋代功臣配享制度置于彼时彼处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了功臣配享的曲折反复。宋代的功臣配享,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发展,也从文武搭配逐渐形成文臣独占。此外,宋朝配享议案出于翰苑的惯例,也表明配享功臣的话语权处于士大夫精英的掌握之中。功臣配享,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其代表性往往被当时和后世所质疑。后来的撤换反复,反映了时过境迁的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而后世的认知不同则是历史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差异。

唐代功臣配享制度初探——以唐太宗、唐玄宗两朝为例

功臣配享作为一项奖掖功臣的制度,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唐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功臣配享制度也十分隆重。总结唐太宗、唐玄宗两朝功臣配享的名单,文臣多于武将,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包含了一种政治导向。在入祀功臣的选择标准上,除了大臣要劳苦功高之外,还与其是否有政治污点、拥立之功以及其后人的表现等密切相关。在配享种类、次数和礼仪上,唐代在继承先代制度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

宋代功臣配享与士大夫政治

宋代功臣配享在沿袭唐制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并与士大夫政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宋代士大夫政治下功臣配享表现出崇文抑武的倾向,并且深深地卷入士大夫朋党之争中;另一方面,宋代功臣配享一开始就有向"祖宗法"靠拢的趋势,并逐渐成为后世引导和限制皇权、激励臣僚奋发作为的有力武器。

宋神宗太庙功臣配享变动述论

两宋时期共有12位帝王太庙有配享功臣,但只有宋神宗、宋哲宗太庙的配享功臣发生过变动,尤其是神宗太庙的配享功臣变动频繁。哲宗元祐元年六月,以富弼配享;绍圣元年四月,增王安石配享;绍圣三年二月,罢富弼配享;高宗建炎三年六月,罢王安石仍以富弼配享。神宗功臣配享的频繁变动与两宋之际的政治变迁密切相关,是当时政治走向的直接反映。

生物医学大数据共享中的“信任”与“配享信任”

当代大数据驱动的生物医学研究,需要在采集、汇聚并共享利用研究参与者(患者)的大量敏感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这些数据可以来自不同机构、地区,甚至不同国家。信任缺失问题阻碍着数据共享和利用。在规范层面,维持或重建信任必须做到配享信任,尽管配享信任不一定蕴含着获得信任。传统人际间信任蕴含一定程度的不透明,但配享信任蕴含透明、可审计等要素,实现配享信任首先要求承认不信任的合理性,进而通过实现透明、可审计等不要求传统信任的方式,辩证地重建信任。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信任”特征而能够帮助建立极高程度的配享信任,从而重建信任。

宋代配享功臣籍贯及其相关问题探析

宋代配享功臣是两宋三百年士大夫官僚阶层的领航者。按照南北地域划分,宋代配享功臣南少北多。从经济、地域观念、政策等方面来看,历史选择这一群体配享包含着许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功臣配享对士大夫官僚是莫大的荣幸,配享条件是必须具备身居高位、功勋卓著、道德高尚等,还涉及配享功臣的谥号、籍贯、家庭出身、寿命等。

金朝功臣配享述论

有金一代,女真统治者在奉行尊孔崇儒、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配享制度。金朝帝庙配享的功臣总数和每个帝庙配享的人数都远超宋朝,武将占居配享功臣绝大多数,配享功臣的民族分布呈现多元状态,并且存在为开国前的未实位“帝王”配享,以及父子、兄弟相继配享的家族配享。这种独具特色的配享制度恰是少数民族王朝在政治文化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例证,既是对本王朝正统的一种昭示,也是“中华一体”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充分展示了金朝作为一个北方多民族王朝的特质,同时也发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日益丰富多彩。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记(拓片)

此碑立于元惠宗至正十四年(1354)。危素撰文,李稷书,张思政篆,李之质等立。原石高360厘米,宽110厘米,厚36厘米。原碑位于尼山孔庙大成殿前东侧北石。背阴有赞助官员题名约45字。拓本254厘米×98厘米,无额,曲阜师大馆藏拓本编号79。《曲阜碑碣考》等有著录。

唐宋之际配享功臣祭祀典礼考述

配享功臣祭祀典礼自古有之。唐代配享功臣祭祀典礼以《开元礼》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北宋前期的配享功臣祭祀典礼大体遵循唐开元之制,宋神宗时期,以《周礼》为蓝本,对郊庙礼制进行了更革,确立了太庙禘祫大礼皆兼及配享功臣的祭祀典礼。英宗朝,开始图绘功臣画像于景灵宫、殿阁,逐渐形成了独立于郊庙之外的配享功臣祭祀典礼。太庙陪祀功臣、图绘配享功臣画像等祭祀典礼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含义,祭礼典礼时刻关照现实政治。统治者塑造偶像、荫补功臣子孙、激励臣僚等政治活动,皆与之密切相关。

幸福与德性及其关系新探

幸福与德性存在区别,在存在领域具有不同内容,因而我们无法用幸福消解德性,也不能用德性消解幸福;幸福与德性又具有密切联系,幸福是德性的目的,德性是获得幸福的重要条件。这种联系表明两者是能够相互统一的,实践是德性与幸福两者统一的新的维度。

康德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德性幸福观

传统伦理思想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感性主义幸福论、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以及宗教禁欲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幸福与道德相割裂的疑难。康德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德性幸福观,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者道德即幸福以及宗教德福轮回思想的审视和提升。康德的幸福观与其实践理性的理念是密切结合的,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区分以及形而上学的道德自由指向,构成其实践理性理解的前提;德性幸福观是其实践理性的贯彻和道德自由观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福统一及其现代启示

对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将德福完全统一起来,认为幸福至善,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康德认为德性的目的在于配享幸福,至善在于德福统一。两种德福统一存有较大区别,在统一路径上,亚里士多德从始至终将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达到德福统一,康德则是先将德性与幸福分离开来,然后引入三大公设,通过至善的方式将德福统一起来;在对幸福实现途径的思考上,源于经验层面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是指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幸福,而康德的幸福理论充满宗教色彩,致使今生实现难度加大。

伊尹身份与二头政治

认为伊尹篡位或与商汤实行二头联盟政治,是对伊尹政治身份的误解,伊尹与商汤实行二头政治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准确估价。先秦时期的儒家及其他诸子都认为伊尹是一代贤臣,《竹书纪年》有关伊尹篡位的说法不足凭信。卜辞中大量存在祭祀伊尹的材料这一事实,只能有效地否定篡位说,而不能支持二头政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