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发展

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宗旨、办案理念、基本原则、综合治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适用、处罚程序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发展,应当深刻领会,有效实施。

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

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范围相当。前二者调整范围定位的专业优先理念印证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划定的科学性;在“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治安管理的处罚制度”等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前两者比较仍有很大可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治安违法行为主体之法定确认、治安管理处罚量罚之法定参考、没收之比例原则贯彻与对第三人补偿、罚款之分期缴付、停止与易科等方面。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在适用执法方面,如:是重秩序还是重处罚、第107条如何实现、部分法规条文的可操作性等问题,还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治安管理处罚法》:保护私权与规范公权的统一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基础上,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及其处罚作了详细的规定,其处罚程序更加具体化、明确化和合理化。处罚法基本上实现了维护秩序、保障权利和规范权力的立法目的,做到了保护私权与规范公权的统一。

对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构想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不适应当前法治建设的要求,公安行政立法的指导思想应该从管理法模式向控权与管理两法兼顾模式转变,突出行政程序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以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从而体现现代行政立法保护人权的理念和法治要求。

迈向“混合法”规制结构:新公共治理范式下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趋势——基于美国、英国、新加坡三国的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弊端日益凸显,世界各国开始基于新公共治理范式重新审视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从新公共治理范式下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变革来看,以美国、英国、新加坡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根植于多元主义、大学自治与社会参与的传统,注重发挥社会集体规制和大学自我规制对国家规制的制约作用,通过健全大学章程和行业规范保障大学自治,从而有效地规避了新公共管理过度强调"竞争、效率、绩效和问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借鉴国际经验,应通过国家法律秩序的"框架立法""分类设计"与"地方创新"培育大学自治秩序和行业规范的生长,建构起国家法律秩序与大学自治秩序、外部规制与内部规制之间理性界分和良性互动的"混合法"规制结构。

论治安管理处罚的基本原则

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标志着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该法框架下的治安行政处罚原则有:错罚相当原则、公开公正原则、保障人权和尊重人权原则、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

商贸服务场所的治安问题及其对策

当前的商贸服务场所存在着复杂的治安问题,除了受社会治安日益严峻这一大气候的影响外,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要加强商贸服务场所的治安管理,就要理顺市场管理体制,创造治安齐抓共管的局面;加强警力,加大市场管理的执法力度;落实治安责任,减少不安全因素;加强群防群治组织的建设,增强公安机关控制市场治安的能力;强化专门工作,发挥公安机关打击整治的职能作用。

列车“霸座”行为的法律规制路径研究

列车“霸座”行为侵害的合法权益,涉及被“霸座”旅客、承运人及公序良俗与社会公共秩序。在理论上,通过民法治理路径和行政法治理路径,均可对“霸座”行为予以规制。但就实践效果而言,更应积极引入行政法规制支撑民事权利的实现,确立治安管理等行政法律手段积极介入的执法导向,出台相关规定赋予铁路公安人员相关职权,并推动社会信用评价机制的有效衔接。

现阶段管制刀具管理途径探析

2002年国务院取消涉及管制刀具的四项行政审批项目后,管制刀具的管理进入盲区,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以后,取消了对非法制贩管制刀具的处罚,弱化了对管制刀具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尽管公安部要求对管制刀具要依据《对部分刀具进行管制的暂行规定》进行管理,但目前管制刀具的管理基本流于形式。有必要加强管制刀具管理的立法进度,加强对非法制贩管制刀具行为的管控措施,建立更科学的刀具管理体制。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立法缺憾及科学实现构想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是执行治安管理处罚从轻、减轻、不予处罚和不执行拘留等法律规定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违法行为人本人、其他公民、法人、组织自觉守法的客观要求。但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罚、教不当和教育手段不当创新的实际问题。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立法缺憾是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科学实现有赖于对其含义的统一认识、实施治安管理处罚要充分考虑违法情节、手段、后果、支付能力等综合因素和教育手段的立法完善等方面。

道路交通违法引发治安事件的对策研究——以云南省玉溪市为例

近年来,因处理道路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引发的治安事件不断增多,特别是由此引发的暴力抗法和妨碍执行公务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此,笔者结合玉溪市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治安事件的案例进行原因分析,对建立有效的防控机制作对策研究。

《传染病防治法》行政责令的法律属性和效力

行政责令是“新行政法”理念指引下兼具行政控权和私人自治双重功能的法律规制手段,其在行政实体法领域的广泛适用体现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理念。在抗击2020年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行政责令法律制度及时制止和纠正各类损害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但是,当前行政责令法律属性不清晰,导致《行政处罚法》和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在内的诸多行政实体法对行政责令的规定和适用尚有模糊和混淆之处,使得《传染病防治法》在应对新冠肺炎防控等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需要厘清行政责令的法律属性以及行政责令和行政处罚的法律关系,从法律责任制度建构及健全法律实施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的行政责令制度,使行政责令制度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国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制度的检视与革新

国外一些国家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以行政命令追究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制度设计,至少表明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制度在实践层面具有可行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第一性——公法义务属性决定了其责任追究(义务实现)制度表现应当是行政命令,并且行政命令的运行原理在功能层面(法秩序恢复和义务具体化)能够更好地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追究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特征相契合。我国当下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制度存在实体法依据不明、程序法规范欠缺、体系定位不清、与行政处罚衔接不当等规范难题。为有效提升我国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制度的规制效能,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该制度的适用边界、法制化进路和保障机制。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调解与和解

《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两类解决纠纷的方式。其中"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又包含调解与和解。分析调解与和解的含义、条件、解决的事项、效力,厘清二者的区别,并提供了实务中的一些技巧,以期对公安机关的办案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

对完善治安调解的几点思考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处理特定治安案件的一种方式,在实践中由于对适用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调解的效力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扩大了调解的范围,影响了治安调解的效力。即将出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稿用名),应严格限制适用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明确规定治安调解选择权、治安调解效力等几个问题。

公安行政处罚强制执行问题——以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直接强制为侧重点

公安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是公安机关履行其职责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没有强制执行,公安行政处罚就不会有实效、社会治安管理就会软弱无力、社会秩序将陷入混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问题已经提上各级公安机关的案头,其中很多法律问题,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疑问需要深入学习和讨论。本文将一些法律规定尚不够明确的问题提出来并试图做出必要的解释作为学习、理解和适用强制法的参考。

《治安管理处罚法》体现的立法原则

《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体现的立法原则和精神,既突出强调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又注重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相平衡的原则;它既扩张了警察权力,又对警察权的运行作了严格规范,控制了警察权,体现了保障警察有效履行职责与规范警察权力行使相统一的原则;它还体现了实体和程序并重,针对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宽严相济,刚柔并举,归根到底要求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要"执法为民"。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高空抛物罪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近年来频繁出现的高空抛物案件,于2019年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司法解释解决了高空抛物案件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部分问题,但也导致高空抛物案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率上升,这可能会导致定罪量刑的不当。2020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行为独立成罪,且在制定的过程中将高空抛物罪从一开始的危害公共安全类罪名修订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罪名。考虑到高空抛物案件实际情形的复杂性以及行为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差异的悬殊性,下一步的研究应当在明确本罪主客观要件的前提下,以高空抛物罪为分界线,实现高空抛物案件的分层治理,构建由轻到重的(无罪、高空抛物罪、人身财产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高空抛物犯罪治理体系。

水上治安管理适用法律:问题、困惑与对策

水上治安管理不同于陆上治安管理。由于水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水上治安管理主要存在非法拦截、非法扣船、非法采砂、强迫交易、霸河霸港、聚众堵塞航道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水上公安机关在对其进行处理时普遍感到法律依据不足,难以依法处理。为有效打击水上违法犯罪行为,应修改《江西省水上治安管理条例》中相关的规定,同时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础上,对执法方式和执法程序作相应的调整。